李庆新

二级研究员。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海洋史研究》主编，广东历史学会会长，中国海交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海洋史、经济史、广东史研究。

从越南中南部的外罗海至昆仑洋，进入暹罗湾海域，在古代南海交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有利的海洋气候环境条件。受东亚海域季风影响，南海的季节性海流（暖流和寒流）往返流经这一海域。这种东北—西南走向的季风海流，使越南-暹罗湾海域处在东亚、东南亚海上交通的要冲。

越南中南部沿海-暹罗湾区的主人占婆人、高棉人、马来人以及暹罗人历史上都有航海贸易的传统。大约在公元1世纪，扶南开始控制湄公河下游及其三角洲。从3世纪起，这个国家控制了越南南部、湄公河中游、湄南河流域及马来半岛峡地的一些小国，成为左右东南亚局势的大国。1944年，在越南南部沃澳（Oc Eo）发现了一座年代大约在公元2—3世纪、“印度化”时代的港口城市遗址。1979年以后，越南等国学者共同对湄公河三角洲进行密集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显示沃澳港口不仅是古代东南亚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而且是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一个贸易中心。“沃澳文化”作为湄公河下游古文 化代表一直延续到6世纪中叶至7世纪末柬埔寨（真腊）的兴起。

10世纪以后，东南亚地区与印度、中国的海洋交往更为密切，暹罗湾北岸出现迪石（Rach Gia）等重要港口，中国商民更多进入包括越南中南部、暹罗湾海域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华人聚居区。元人周达观记载，中国水手常到真腊国，“利其国中不著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

泰国编年史记载，在阿瑜陀耶王朝，华人社会的力量已经不可忽视，富裕的华商曾经资助国王建设首都阿瑜陀耶最重要的寺庙越亚伦寺。15世纪初，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占卑、巨港等地凝聚了大批粤、闽侨民，以广东人梁道明、陈祖义、施进卿等为首领，“其中有些已改信了伊斯兰教”。爪哇万丹（Bantan）、北加浪岸（Bekalongan）、厨闽（Tuban，即杜板）、锦石（Gresik，即革昔儿）等港口“都以中国人住区而闻名”，是“中国人的重要商业中心”。

读书笔记: 书名:童年 作者:高尔基 好词 瑗际 歪斜凌乱 灰雾茫茫 轻声慢语 胆怯 不知所措 软塌塌 澄澈 耸向 独树一帜 难以置信 琐事 矗立 与人为善 不折不扣 不动声色 窥伺 掩面而笑 绵绵不断 不为所动 好句 1.我看着他好。

我国学者苏继庼先生说：“扶南地位之重要，似全藉其对金邻大湾航运之控制。”古代金邻大湾就是指暹罗湾。1671年，清朝广东雷州人鄚玖（Mac Cuu，1655-1735）“越海南投真腊国为客”，在河仙地区建立起以华人为主体、具有独立性的政权。在鄚玖、鄚天赐（大约1705-1780）父子大力经营下，河仙不仅成为左右中南半岛国际政局的重要政治势力，而且将河仙建设成为暹罗湾畔人烟辐辏、经济繁荣的国际性港埠，控制着越南南部面向暹罗湾这片航运繁剧的国际贸易区域；鄚氏河仙政权覆灭以后，阮朝从暹罗手中夺回对该地区的统治权，河仙重新成为越南南部面向暹罗湾海域的重要港口，在近世东亚、印度洋海上交通与海洋贸易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鄚氏统治时期河仙港及其海洋交通

关于鄚氏统治下的河仙政权，17、18世纪西方文献称之为Can Cao，Cancar，Ponthiamas，Po-Taimat，而在中国文献则以港口国、昆大吗、本底国等著名。在鄚玖、鄚天赐时代，河仙控制着湄公河下游后江以西以南三角洲平原和濒海疆土。19世纪越南古籍《越史纲鉴考略》记载：

港口，今南圻河仙省。当清康熙十九年，前明广东省雷州府海康县黎郭社鄚玖，避地高蛮国，招集我越人、唐人、高蛮、阇（外门内巴），据富国、隆棋、芹渤、淎氵贪 、沥架、哥毛等处，建河仙镇，为我大南附庸，传子天赐，设坚江、龙川二道。其地与安江省毗连，西南临海，接暹罗，北界高蛮，南北五十四里，东西一百十九里，东北至嘉定省城，七百七十三里。

在鄚天赐时代，河仙建立起规模宏大的长方形府城，枕山面海，有城壕护卫，长达560多丈；内分设文武衙署，列军寨；置使馆公库，建关帝殿、三宝寺、鄚公祠、会同庙。区划街市，海夷杂居，为中南半岛暹罗湾畔一大雄镇。

在帆船时代，河仙是个港口条件比较优越的海港。它北倚湄公河下游三角洲，这里是东南亚最大的三角洲平原，地势平坦，水网纵横，宜于农耕，是东南亚著名的鱼米之乡，而且随着湄公河河水长年累月搬运的泥沙淤积而不断成陆扩大。与湄公河下游相接的河流自北南流，流经河仙城，最后注入暹罗湾。河仙城即处在河海交汇的东湖之西畔。

河仙镇公署在河仙城之内，南北向，整体上呈长方形，分南北两部分。南城为一正方形城堡，南门面向东湖海湾，城门前有一东西走向长街，连接市区。内城北部为长方形，面积约比南城大三倍，北枕山丘；十字街将内城城区分为四大块，即地图标示的Ancienne Citadelle。内城西墙有一门通城外，东城墙亦有一门通城外，至东湖。在内城与北部护城河之间，为一大片沼泽地（见图1）。

图1 1869年法国人绘制的河仙城图

河仙内港长宽各一里，出海口海面广约二里，外有两山峙立，拱护海门；有西、西南、东南三条海道通海门内港。阮朝宋玩福、杨文珠描述河仙港口形势：

自沥蠔向北，海涯山崎叠嶂，水程半更至河仙海门，门广约二里。其中左右大小山，俗名矾臭吝，居东，矾臭乳，居西。门分为三派：一派江心自洋海向西畔，近矾臭吝，后背山通入河仙；一派江心自洋海西南中门，通入河仙，两傍近矾臭大小，江心广约四十寻，水深五尺，舟其艚常出入；一派江心自左东南洋海，近矾臭乳，通入河仙镇，江广约七十寻，水浅，舟其 艚通行不得。自门内三派夹流，通入河仙大江谭中，潭广约一里，长一曲，周包西畔，畔上有一土墟，即是河仙镇，多庯市，各色民居稠密，唐人商舟其所聚。后镇向西南有高山茂盛，山旁有塔，俗名五虎山，镇溝大江东畔有高山弯嶂，林木茂盛，江畔林薮，俗名苏州，此州唐人、 民居庯市及花娘所居，有水三四井。镇后西南涯海，弯山叠嶂，林木茂盛，俗名莓狔山。门外洋海向南，群山所聚，……

河仙通过北方河流通湄公河下游流域，通过南方海路面向暹罗湾、马来半岛以南的“下洲”地区，控扼中南半岛海域交通之要冲，其交通商业网络覆盖了湄公河三角洲的巴萨河流域、柬埔寨内陆地区、马来半岛的东部沿海地带、廖内—林加群岛以及巨港-邦加地区，既是鄚氏政权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南半岛上海洋贸易的重要港口。

（一）河仙至中国的海程

河仙前往中国的海道，自汉代就已开通，其航程循着传统航线，借助每年11月至次年3月盛行的东北季风，或4月到10月盛行的西南季风，进出暹罗湾；唐人贾耽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走向：从广州启航，东南经海南岛东南海域，航行至越南中部沿海的占不劳山、陵山、门毒国、古笪国、奔陀浪洲、军突弄山（今昆仑山），穿越宋代“上岸”“下岸”海区分界，越过越南南部金瓯海域奥比（Obi）岛，即可进入河仙洋面了。这条航线的反向航程，就是河仙前往中国、东北亚地区的航程，绕过金瓯角(Ptede Camau)以后，穿越昆仑洋、大占海，进入海南东部的七洲洋，进入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港口，继续往东北方向航行，可至日本、韩国、菲律宾。

河仙往来中国的航程在中国文献如《岛夷志略》《诸番志》《岭外代答》《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及越南阮朝典籍《海程志略》均有记录。《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记录了16至18世纪中国江、浙、闽、粤、台等沿海地区与东西洋海上航路情况。

《顺风相送》所记“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福建往柬埔寨针路”“福建往暹罗针路”“柬埔寨南港往笔架并彭坊西”及“回针”“柬埔寨往暹罗”及“回针”，以及《指南正法》之“大明唐山并东西二洋山屿水势”，皆记述了穿越昆仑山、小昆仑、假糍山等航段；“大担往暹罗针”及“回唐针”“暹罗往日本针”“暹罗往长崎日清”等，均需穿越金瓯角、暹罗湾河仙海面。清康熙开海以后，安南、广南与华南地区海上交通贸易越来越多，经济贸易、人员交往随之增加，鄚氏河仙政权（港口国）与近邻广东、福建无论官方、民间均有联系，而且这种关系呈不断增进的态势。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缅甸雍籍牙王朝借口暹罗境内的孟人经常从土瓦边境侵犯缅甸而发动对暹罗的战争，并包围阿瑜陀耶首都。1764年，新缅王孟驳再次向暹罗发动攻击，1766年初缅军包围了阿瑜陀耶城。1767年5月4日，缅军攻陷被围困达14个月的阿瑜陀耶城，阿瑜陀耶王朝覆灭。对于缅暹战事，作为宗主国的清朝自然十分关注，阿瑜陀耶城北攻破后，清朝决定对缅甸侵略暹罗进行干预，一方面派兵从陆路进入缅甸，打到阿瓦附近，迫使缅王孟驳撤回暹罗的主力部队；另一方面传檄暹罗，围堵缅军，同时传谕河仙协助，“留心防缉”。

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月，乾隆帝要求两广督臣李侍尧再次派人到河仙镇，向鄚天赐“访问暹罗近日确情，令其详晰呈覆，速行奏闻。”李侍尧随即派署左镇游击郑瑞等于十一月在虎门搭附商船前往河仙。乾隆三十四年（1769）七月，郑瑞等返回。李侍尧遂将之与缅暹局势等上奏朝廷。

自广东虎门开船，至安南港口，地名河仙港，计水程七千三百里。该处系安南管辖，有土官莫姓驻扎。又自河仙镇至占泽问地方，计水程一千六百余里。统计自广东虎门至暹罗，共一万三百余里。九月中旬，北风顺利，即可开行。如遇好风半月可到；风帆不顺，约须四十余日。……兹查本港商船，于九月中旬自粤前往安南港口贸易，计到彼日期正系十一月。

古代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通，均靠季风吹送。从珠江口东岸的虎门起航，九月东北风起，即可扬帆出海，顺风两个月（十一月）可到河仙，航程为七千三百里。而从河仙前往广东，则在春夏，候西南风起，扬帆航向广东。这是广东至河仙贸易的一般情形，中外官方信使往来，多借助商舶。

清乾隆年间，广东嘉应人谢清高搭附商船，遍游南洋诸国十余年，“所到必留意搜访，目验心稽”，后来清高口授，乡人杨炳南笔录，辑为《海录》一卷，其中涉及广东与“本底国”即河仙的海上交往情况：

万山，一名鲁万山，广州外海岛屿也。山有二：东山在新安县界；西山在香山县界。沿海渔船藉以避风雨，西南风急则居东澳，东北风急则居西澳；凡南洋海艘俱由此出口。故纪海国自万山始。既出口，西南行过七洲洋，有七洲浮海面，故名。又行经陵水，见大花、二花大洲各山，顺东北风约四五日便过越南会安、顺化界，见占毕啰山、朝素山、外罗山。顺化即越南王建都之所也。其风俗土产志者既多，不复录。又南行约二三日到新州，又南行约三四日过龙奈，又为之陆奈，即《海国见闻》所谓禄赖也，为安南旧都。由龙奈顺北风，日余到本底国。

本底国，在越南西南，又名勘明，疑即占城也，国小而介于越南、暹罗二国之间，……又顺东北风西行约五六日至暹罗港口。

万山位于珠江口西岸，属香山县管辖（今属珠海市万山区），与东岸东莞县管辖的虎门遥相呼应，是广东下南洋的另一个启航地，“南洋海艘俱由此出口”。从万山到湄公河入海口的柴棍等港口后，分途经昆仑洋，绕过金瓯角，再折西进入暹罗湾，西北航行到达河仙，整个航程约10多天。

2012年9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题为“河岳海疆——院藏古舆图特展”，其中“肈域四海”部分展出一幅题为《查询广东至暹罗水陆道里图》，为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呈奏为遵旨《查询暹罗国情形由》摺件附图。该摺件除本图外，还有附一《译出暹罗各头目禀》，附二《抄录游击许全跟兵原禀》，附三《抄录署游击郑瑞等访查节略》，附四《抄录河仙镇目莫士麟文》。这批图文档案对研究乾隆年间清朝与暹罗、缅甸、安南、河仙等国家、地区关系提供珍贵的历史资料。

图2 《查询广东至暹罗水陆道里图》，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进，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纸本彩绘的《查询广东至暹罗水陆道里图》，纵64公分，横70公分。全图坐标西为上方，北在图右，图中在沿海各处贴黄记航海以“更”计算的航程，即船舶航行一更时间的距离。本图称每更为七十里，其贴黄标示的航海里程依次为：

自广东虎门出海放洋至暹罗城，共一百四十八更，每更七十里，共计壹万零三百六十里。

虎门至琼州十八更。

琼州至外罗山二十三更。

外罗山至烟筒山十二更。

烟筒山至赤坎十三更。

赤坎至昆仑山十五更。

昆仑山至真薯山七更。

真薯山至大横山十五更。

大横山至笔架山三十更。

笔架山至暹罗城十二更。

从海图提供的信息看，从虎门到大横山为广东到河仙镇航程，共103更7210里。值得注意的是，图中自琼州至昆仑山海域，海船穿越海南岛东七洲洋、西沙群岛海域后，沿着越南中南部沿海与中国“长沙”（南沙群岛）之间的狭长海域航行。其中外罗山，今越南中部沿海广东(Quang Dong)群岛之列(Re)岛。烟筒山，在今越南中部沿海灵山和华列拉角以北。赤坎，在今越南东南沿海格嘎(Ke Ga)角附近，或藩切(Prachuab)一带。昆仑山，即今越南南部沿海昆仑岛（Poulo Condore）。真薯山，又称薯岛或快岛，今越南南部沿海奥比（Obi）岛。大横山，今柬埔寨土珠岛，即布罗般洋（Poulo Panjang）。笔架山，今泰国曼谷湾内，或克兰(Khram)岛。暹罗城，暹罗首都阿瑜陀耶，即大城。这幅海图包含着广东、河仙、暹罗之间往返海程的历史信息，可与许多中文文献记载相印证。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交趾中南半岛情形图》（编号为故机014906），为纸本彩绘，清乾隆年间绘制，纵63公分，横64.5公分。本图坐标北在上方，城池、山峦皆以形象绘出，暹罗、缅甸都城（“央瓦城”，又作“阿瓦城”）各以不同图形表示。该图释文认为，18世纪末中南半岛国际关系混乱，缅甸企图吞并暹罗，并与清朝交恶。其后暹罗中兴名主郑昭（1734-1782）光复暹罗，建立统巫里王朝（即吞武里王朝，1767-1782），郑昭为与中国修好，将俘获的缅甸头目押送广东，并绘制水陆两图进呈，以助清军进剿缅甸。地图以暹罗阿瑜陀耶王朝都城暹罗城、吞武里王朝都城望阁城为中心，将一些“国”用圆圈圈画，例如东京（越南北部）、安南（广南，今越南中部）、柬埔寨、大年国（亦作佛打泥、大泥、北大年等，今泰国北大年府）、吉碓国（马来西亚吉打一带）等。

而将暹罗国内各重要地区用椭圆圈画，其中包括河仙镇及附近的万勃岁、沾泽汶府、罗勇、望弄贡等等。河仙镇被当做暹罗疆域内的一个“地区”（府）而不视为一个独立政权，也证明该图绘制于郑昭统治下的吞武里王朝时期。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暹罗军队攻陷河仙，鄚天赐颠沛流离，宣告鄚氏河仙政权开始告别“盛世”，走向衰微。此后，暹罗在河仙派驻军队，实施军事控制，直到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暹罗兵变，郑昭被处死，曼谷王朝（亦名却克里王朝）建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地图东部沿海标出中南半岛东部的东京、安南、柬埔寨和河仙，从广东、安南（广南）至河仙的海面，则标出虎门、老万山、七洲洋、真薯山、假薯山5个地名，说明广东与河仙之间海上交通与联系非同寻常。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福建龙溪（今龙海）人王大海所著《海岛逸志》，记录了从福建厦门经安南港口（河仙）等地到吧城的航程：

噶喇吧，边海泽国，极西南一大区处也。厦岛扬帆，过七洲，从安南、港口，历巨港、蔴六甲，经三笠，而入屿城，至其澳，计水程二百八十更，每更五十里，约一万四千里可到。

图3 《交趾中南半岛情形图》，绘制于清乾隆年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上文涉及的地名，口葛 喇吧，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在地巴达维亚。七洲，海南岛东北海域的七洲列岛。安南港口即指河仙。巨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巨港。蔴六甲，马来西亚马六甲。三笠，今印度尼西亚邦加海峡。屿城，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湾外诸岛的总称。可见河仙是中国广东、福建等地下南洋商船必经之地，而河仙商船也常到广东、福建港口贸易。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的《海国闻见录》记载了厦门下南洋经禄赖、柬埔寨等地，下柬埔寨的不少地方原来也属河仙地界。该书还谓：“厦门至占城，水程一百更；至柬埔寨，水程一百一十三更。” 可供参证。

据国外史料记载，1728、1729年（雍正六、七年），鄚玖曾派遣刘卫官、黄集官前往日本，与幕府打交道，说明河仙与中国东南沿海之外的日本、菲律宾也有海上往来，保持海路畅通。其海程是先航行到广东、福建，再北上日本。从广东、福建前往菲律宾航线，唐宋时期已经开通，一般从闽粤港口起航，经澎湖、琉球（台湾）至菲律宾。

（二）河仙至“下洲”海程

阮朝文献将暹罗湾及其以南马来半岛以南海域称为“下洲”，历史上这片海域经贸联系十分密切，公元前后湾区北岸港口已经通过海路与东南亚海岛地区以及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印度洋国家发生海上往来。1974年以来，泰国在暹罗湾海底考古发现25处遗址，其中发现9艘时间为14-19世纪的沉船。说明这里是海运繁剧的海域，海难沉船相应增多。

清乾隆年间暹罗所进《交趾中南半岛情形图》，地图南部标出了河仙至暹罗港口及马来半岛等地的沿海地名。地图右边贴有一带字纸条，上面写着：“自河仙镇经由打吗山水路，直至暹罗港口”，说明从河仙到暹罗首都望阁城、暹罗城是走海路的，打吗山岛（今越南南游群岛达马岛）是必经海域。图上所标示出的其他重要地名，例如海中的槟榔山，在打吗山北面；还有万勃岁、罗勇、沾泽汶府、丕昭望、望阁城、禄坤府、宋加、大年国、吉碓国、丹荖国等，都在暹罗湾区沿海，与河仙海路相通。

台北故宫藏清乾隆年间绘制的《暹罗航海图》（编号为故机014792），纸本彩绘，纵43.5公分，横61公分。该图北方在图左，西在图上方，以暹罗为中心，包括花肚番（缅甸）、无来由（马来人），实际上为中南半岛海陆交通图。上半部为暹罗与花肚番（缅甸）的陆路交通图。下半部为航海图，以暹罗国为起点、以马来半岛南端无来由国枋行为中途站、以花肚国“红纱”（“洪沙国”）为终点的航程及航行时间，有两行弧形文字：

暹罗海程至枋行于九月十日之间，顺风扬帆约十五六日方得到；

枋行至红纱于十二月之间，顺风扬帆约十五六日方得到。

图4 《暹罗航海图》，清乾隆年间绘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航程经过属于暹罗地界的他战、歌廊、佛坡、力坡、班、上本、苏游、龟山、虫夅岭、輋仔、他坎、禄坤府、宋脚、王白真垅，无来由地界的大泥，武吉番地界的遊佛，无来由国地界的枋行、蔴六甲、望匡、波罗抹、网悲、结鞑，暹罗地界的望甲、望崎、忽咙、丹瑙、玛力、口毛口聿，花肚番地界驼歪、打马、红纱。这条航线其实为古代南海与印度洋交通的传统航线，从暹罗港口至河仙洋面为其中一部分。

越南阮朝嘉隆七年（清嘉庆十三年，1808），暹罗王拉玛一世去世，嘉隆帝派遣宋福玩、杨文珠等为使臣前去吊唁，同时也传达了阮朝对河仙拥有主权的意图。九年七月，宋福玩、杨文珠等回国，向嘉隆帝呈递了一份手绘《暹地图》和记录阮朝至暹罗路程的《暹罗国路程集录》，记录了越南南部前往暹罗的六条水陆程，包括“陆行上路”“陆行下路”“涯海水程”“洋海水程”“洋海纵横诸山水程”“海门水程”，其中后面四条航程均经历河仙港及其南面海面，构成河仙对中南半岛乃至暹罗湾以南海域交通与贸易网络的组成部分。

涯海水程：自南圻后江江口之巴三忒(Trauh-De)海门，经沥架(Rach-gia)海门至河仙(Ha-tien)海门、宠棋(Ream)、古公(Kas Kong)、真奔(Chantaburi)海门，矾古槛(Koh Khram)、北喃(Mae Nam Chao Phraya)、木占 奔(Chumphon)、土差 加(Chaiya)、六坤(Nakhon Sihammarat)、鳥仕(Songkhla)、斜泥潭(Pattani)、吉蛒增(Sungei Kelantan)、龙牙(Singapore)诸海门，最后到普吉岛车氵朗 茫(Chalang)。这条海程沿越南南部沿海、暹罗湾、马来半岛沿海航行，从湄公河河口出发，经迪石、河仙的港口，穿过暹罗尖竹汶、湄南河口，下至春蓬和猜亚，洛坤府、宋卡府、北大年，进入马来半岛双溪吉兰丹、新加坡和槟榔屿，最后到普吉岛。

《创业史》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1、庄稼人啊！在那个年头遇到灾荒，就如同百草遇到黑霜一样，哪里有一点抵抗的能力呢？赏析：这句话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年头遇到灾荒”比作“百草遇到黑霜”，写出了在那个年头，遇到灾。

洋海水程：自南圻哥毛角(Ca Mau)南方海上之矾 (Hon Khoai，即Polo Obi)起，经过富国所(Phu-guoc)、沏氵蔑 矾(Ko Samet)、侈控矾(Ko Si Chang)、北喃海门、渗炉氵突(Sam Roi Yat)、氵朗 扌崙(Ko Samet)、六坤、斜纟尼 诸海门，至马来半岛西岸普吉岛车氵朗 茫。这条海程不是沿海岸近海航行，而是出奥比岛后进入暹罗湾，穿越河仙洋份，终点与“涯海水程”大体相同。

洋海纵横诸山水程：自暹罗湾东南部几个岛屿之间的海程，即矾 至缭、古蜂至土差 加、说讷欠至渗炉氵突、班木哥 至楣口尊( Mae Klong) 海门、富国所至土石朱 矾(Poulo Panjang )、古蜂至矾升、土石朱 矾至矾升及矾女巴、矾升及矾女巴。大体上，航程从越南奥比岛（Pulo Obi）穿越河仙海域，至猜亚和泰国湾东海岸的班武里府，往北至春武里府、湄南河口，再东南至圣淘沙，并一直往东部岛屿。

海门水程：自

忒、美清(My Thanh)、

(Ganh Hao)、菩

(Bo De)、沥㭲 (Rach Goc)、罢翕潭穷(Bav Hop Dam Cung)、翁笃(Ong Doc)、

闭(Cua Lon Cua Be)、沥

(Rach Soi)、沥架、河仙镇、沥

、泳厄(Vinh Ach)、芹浡(Kampot)、沙郁(Sa Uc)、旭

(Huc Kha Ba)、泳

(Konmpong Som)、沙敖(Sa Ngao)、

事(Ba su)、古公、涞门(Lai Mon)、罗控、仝吝(Dong Lan)、矾员(Hon Vien)、真奔、北喃

(Bac Nom Khem No)、佛

(Phat Se)、

翅(Ba Si)、盘

(Ban Tram)、炉燉(Lo Don Khlon Yai)、冰公(Bang Pakong)、北喃、

(Tra Chien，Tha Chin)、楣

、朋歛(Ban Laem)、茫庄（Muong Trang）、茫

(Muong Khoi)、茫卖(Muong Mai)、班斜潘大(Ban Saphan)、班斜潘小(Ban Saphan Noi)、丕烧(Phi Thieu)、祜奔(Chumphon)、沙尾(Khlong Savi)、

加、楣

(Mae Nam Khirirat)、六坤、泊坡能(pat Phanang)、

罗

(Ao La Oa)、

等南圻、马来半岛中北部各海门。这条水程从湄公河口各海门、各港出发，穿越金瓯半岛东南海域，至河仙、柬埔寨的磅逊，至暹罗尖竹汶和湄南河、曼谷、大城府、清迈沿海港口，沿海岸南下春蓬、洛坤府和宋卡府。

二、东南亚的 “小广州”：河仙贸易及其进出口商品

在古代东南亚，出现过大大小小难于计数的各种类型的政权和国家。澳洲学者瑞德（Anthony Reid）教授指出，15-17世纪东南亚贸易时代，是一个城市持续发展的时代，港口城市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或者成为某个国家的首都，或者发展成为半独立乃至独立的政权，它们重视商业，倚海立国，与海洋皆有关联，是以海外贸易为主的政治实体，瑞德教授将这些政治实体称为“港口国家”。

笔者将这类政权与以古代中国为代表的传统的大陆帝制国家相比较（可称为“经典政权”），东南亚这些在政治制度与政权结构上“残缺不全”而又复杂多样的海洋性政治实体可归类为“非经典政权”。鄚氏河仙政权利用河仙地利优势，重视商业，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大力发展对中国、东北亚、东南亚贸易，成为17-19世纪东亚海域航运贸易网络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同时也是一个以海洋贸易立国的“港口国”典型，东南亚“非经典政权”的典型。

在鄚玖时代，河仙按照中国传统的经商模式，把商人分为三类，赋予不同的经营业务：大商人经营长途贸易，中小商人经营本地贸易，官商则专营国家垄断商品和对外贸易。1728、1729年，鄚玖派遣刘卫官、黄集官前往日本，与幕府打交道，获得对日本贸易的“信牌”（朱印状）。

河仙作为广南阮氏属地，双边关系自然非同一般。阮氏给予河仙贸易诸多政策优惠，包括免税或减税。丙辰十二年（清乾隆元年，1736），鄚天赐继任河仙都督时，阮氏“赐龙牌船三艘，免其船货税例。”“龙牌船”是阮氏发放给前来广南贸易的外国商船的特别凭证，有免税优惠。明万历时人张燮介绍中国商人到广南贸易时的情况：

贾舶既到，司关者将币投酋，舶主见酋，行四拜礼，所贡方物具有成数。酋为商人设食，乃给木牌于尘舍，听民贸易。酋所须者辇而去，徐给官价以偿耳。广南号令诸夷，埒于东京，新州、提夷皆属焉。凡贾舶在新州，提夷者，必走数日程，诣广南入贡，广南亦遥给木牌，民过木牌无敢哗者，斯风棱之旁震矣。

这里的“木牌”，未知是否就是“龙牌”？但它用以对外贸易，在官方对外交易中具有代表朝廷与皇权的权威，则毫无疑问。法国学者梅奔（Charles B.Maybon）指出，“南河[指广南阮氏]的税收体系是仿照中国建立起来的。”张燮所说木牌，有牌则准许贸易，或许类似明朝中外朝贡贸易中使用的“勘合”。

1755年，暹罗国王因暹商在广南的商务纠纷而致书阮主，要求阮氏退还先前对暹商所征之税，给予十张龙牌，以便暹商往后在广南避风或免于被官差勒索；阮主在回信中解释了征税一事，但没有答应给予十张龙牌，信中指出：

若夫恳请龙牌十张，所与非伤惠也；但龙牌多得，只恐船主蹈杨成章之故辙，以私害公，以利害义。聊送一张，往来任意，今年如此，明年又如此，年年不绝，一而足矣，何用多为？

阮氏最终只答应发给暹商一张龙牌船，与河仙比较，“厚此薄彼”，显示阮氏对河仙的特别恩惠。

18世纪会安是广南国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中南半岛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阮氏建立起一系列贸易管理制度，对河仙船采取减税优惠。会安对外贸易税制包括“到税”与“回税”，对河仙船的税收，每船到税、回税额均征300贯和30贯，仅为西洋船的0.037 %，为澳门船、日本船的0.075 %，上海、广东船的0.1 %，暹罗船、福建船、吕宋船的1.5%。

鄚氏河仙政权在国际邦交方面的政策很现实，以重商政策与自由贸易作为其基础，吸引国内外的客商，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暹罗、印度、福建、广东、海南来的船只都聚集在这里交易。嘉隆八年推出的《河仙与暹罗下洲商船税额条例》可以看出，河仙贸易商品来自海内外，种类甚多，既有官府控制交易的金、银、盐、米、铜钱、琦楠、沈香、象牙、犀角、荳蔻、砂仁、肉桂、胡椒、苏木、乌木、红木等贵货，也有丝茧、绢布、沙糖、沫糖、石块糖等紧俏商品，还有国家控购的铁、钢等金属产品。

河仙与中国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广东，一方面因为广东是对南洋贸易的主要地区，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施对西洋“一口通商”政策之后，广州几乎囊括了清朝对海外的贸易；另一方面河仙政权的当政者是雷州人，境内多粤人，与粤地有地缘、人缘之便。当时河仙贸易繁盛，粤人聚集，建有雷琼会馆、潮州会馆，被称为“小广州”。美国学者范岱克（Paul A. Van Dyke）教授指出，瑞典和荷兰人记录中，18世纪中期河仙是东南亚对广州贸易的主要港口，在每年往来于广州与东南亚的30艘左右的帆船中，有85-90%是广州驶往河仙与交趾支那（广南会安）的，而这些帆船主要属于广东十三行行商颜氏、叶氏、蔡氏、邱氏、潘氏和陈氏。

在河仙与广州的贸易中，输出物品主要有稻米、锡、藤条、西米、各种涂料等。稻米作为河仙及周边地区的主要农产品，大量出口中国缺粮省份广东是不难理解的。藤条细薄、轫性、没有异味，是茶叶包装的上佳材料，主要用于茶叶包装，而且这些材料在卸货后还可以作为藤制品的原材料出售，具有多重价值。西米则是很好的防碎材料，可用于瓷器等易碎品的长途运输，而且与藤条一样具有多重价值，卸货后可以作为食品材料出售。西米在广东人的饮食中很受欢迎。

金属交易是河仙、广州贸易中特殊的大宗商品交易，以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锡是一种低熔点柔软金属，有良好的可塑性、延展性，可以用于制造合金；锡因其密闭性和无毒性，在储物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如密封得当，茶叶可在锡器中保持十年不变质，因此在清代中国茶叶包装与运输中（包括外销）特别受欢迎；同时锡还是海船很好的压舱物。因此，锡的行情在贸易中心广州很受经营茶叶生意的行商们的关注。河仙是锡的重要供应地，但河仙并不产锡。河仙出口的锡，主要由海外市场，如巨港、邦加等转贩而来。邦加地区大部分锡矿销往巴达维亚，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锡矿在得到巨港素旦的默许后运往河仙，或者被邦加的华人走私运到河仙，最后销往广州。邦加锡矿的开采热为河仙锡贸易提供了重要的货源保证。

从荷兰、瑞典、丹麦等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广州记录”可以看出，大量锡的进口与河仙有关。1758-1774年广州从东南亚港口进口的锡有79935担，其中河仙进口24688担，占总量的30%强，数量仅次于巨港（47468担）。1769年，广州从河仙进口锡6000担；1774年，一艘从河仙来广州的帆船运载锡1400担，还有其他两艘运载的也是锡，估计当年运到广州的锡有5000担。18世纪70年代，巨量的锡源源不断从河仙运往广州，以至于关于河仙船到来的消息也会引起广州锡价的下跌。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河仙是销往中国的锡的贸易中心。清初屈大均说：“锡器以广州所造为良，谚曰：苏州样，广州匠。” 可以这么说，清代广州锡器制造业的繁荣，应该归功于海外市场特别是河仙市场的支持。

锌为是常见的金属，俗称白铅，与多种有色金属可制成合金，如锌与铜、锡、铅等组成的黄铜等，可用于铸币与机械制造。《大南寔录》记载，因为“白铅有关国用”，阮朝曾命北城臣雇募货夫开海阳安朗社白铅矿，岁输铅税，每炉七百二十斤。嘉隆三年（嘉庆九年，1804），免除澳门商船的“三礼钱”，即所谓进贡给阮朝御前、长寿宫、坤德宫的三种礼金，“令船来多载白铅，官市之，还其值。”澳门的白铅显然是从中国市场特别是广东转贩而来，16世纪中叶以后澳门就是广州的外港，成为明朝“广中事例”、清朝“广州制度”的组成部分。阮朝鼓励葡萄牙人输入白铅，说明河仙、澳门、广东之间早已存在金属交易。

图5 越南“金瓯沉船”出水锌锭（Nguyen Dinh Chien，The Ca Mau Shipwreck 1723-1735 ，Ha Noi，2002）

清代铜、铅、锌等金属材料本来是禁止出口的，但在金瓯沉船出现如此巨量的禁运商货，说明18世纪清朝贸易禁令不起作用，澳门、广州、河仙之间存在清朝官府监管不到的金属原材料走私系统与市场网络。1998年，越南金瓯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雍正年间来自广州的沉船，发现有386块锌条，每块重15—18公斤，总重量约5.7-7吨。目前虽然不能确定这艘沉船驶向何方，但是可以肯定锌也是广州的出口商品。金瓯沉船的锌条在没有来得及进入市场之前就沉入河仙海底，但是它从被贩运出海起，已经汇入了中国与东南亚大规模的国际性金属交易物流之中。

三、鄚氏衰微后阮朝对河仙贸易的管控

鄚天赐时代是河仙政权的“黄金时代”，但国际关系并不和平。到18世纪60年代，河仙境内战事不断，耗损国力。阮氏西山政权崛起之后，嘉定动荡，广南阮氏颠沛流离，河仙失去外围的支援。辛卯七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暹罗王郑昭率大军亲征河仙，河仙陷落，鄚天赐流离失所，后自杀。此后，河仙时属西山阮氏，时归广南阮氏，而暹罗在河仙派军留守，实际掌制河仙。广南阮氏以鄚氏后人镇守河仙，但河仙屡经兵燹，人民流亡，昔日繁华荡然无存，地位一落千丈。

闲斋老人说《儒林外史》“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此仅为读《儒林外史》的第一层境界;透过《儒林外史》深刻认识当时的封建社会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以理学统治思想等 。

18、19世纪之交，广南阮氏在对西山阮氏战争中节节胜利，1802年，广南阮军攻陷昇龙，西山阮朝灭亡，全越南北统一，阮福映在富春称帝，改元嘉隆。嘉隆七年（清嘉庆十三年，1808），暹罗王拉玛一世去世，拉玛二世继位。阮朝以黎进讲权领河仙镇事，改变了以往“鄚氏世袭”的惯例，河仙实质性纳入越南统治。

阮朝初年致力于重建国家秩序，发展经济，在争夺河仙中取得重大胜利，其意义不仅仅把越南版图从中部顺广地区推进到湄公河下游三角洲的西南海边，奠定了越南与柬埔寨的西南边界，实现了世代推行“南进”政策的最终目的，同样重要的是在南方拥有了除面向南中国海的湄公河口港口群之外，同时拥有面向暹罗湾及“下洲”（暹罗、马来半岛以下地区）海域的优良海港河仙港，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

嘉隆八年，阮朝专门为河仙、暹罗贸易而制订法例，议定《河仙与暹罗下洲商船税额条例》：

一、河仙与暹罗商船，中心横六尺至六尺九寸，征港税三项之三钱四十缗；七尺至七尺九寸征三项之二钱五十缗；八尺至八尺九寸征三项之一钱六十缗；九尺至九尺九寸征二项之三钱九十缗；十尺至十尺九寸征二项之二钱一百缗；十一尺至十一尺九寸征二项之一钱一百二十缗；十二尺至十二尺九寸征一项之三钱一百五十缗；十三尺至十三尺九寸征一项之二钱一百八十缗；十四尺至十四尺九寸征一项之一钱二百十缗。

一、河仙与暹罗商船，横六尺至六尺九寸，输卖荷充铁子二千斤，或钢片四千斤；横七尺至七尺九寸，铁子二千五百斤，或钢片五千斤；横八尺至八尺九寸，铁子三千斤，或钢片六千斤；横九尺至九尺九寸，铁子四千斤，或钢片八千斤；横十尺至十尺九寸，铁子五千斤，或钢片一万斤；横十一尺至十一尺九寸，铁子六千斤，或钢片一万二千斤；横十二尺至十二尺九寸，铁子七千五百斤，或钢片一万五千斤；横十三尺至十三尺九寸，铁子九千斤，或钢片一万八千斤；横十四尺至十四尺九寸，铁子一万五百斤，或钢片二万一千斤。以上各项输卖如例者，听得商买丝茧、绢布、沙糖、沫糖、石块糖，又除免港税；不如例者，但听商买杂货，仍征其税。

一、荷充铁子百斤值钱六缗，钢片百斤值钱三缗，以为官买常价。

一、河仙与暹罗商船，中心横十五尺以上，照海南商船征收港税。

一、下洲商船来商诸镇，照麻六甲、闍婆商船征税。

一、金、银、盐、米、铜钱、琦楠、沈香，并禁，不得商买。

一、象牙、犀角、荳蔻、砂仁、肉桂、胡椒、苏木、乌木、红木诸贵货，河仙与暹罗商船有采买运回者，各照所买之价，每钱十缗，征其货税钱五陌；如运往诸镇转卖于本地人者，免其税。

一、河仙与暹罗商船，先入何镇海口，业已输卖铁子、钢片，或已供纳港税，而复往他镇商卖者，宜领所在官文凭，以免重征；回帆日但许买米人一方。

一、河仙与暹罗商船入口所在官，各照文凭检察船内人数，及至回日复检，如数给予文凭放回；倘有拐载本国人，不论男妇老幼，即行挨捉治罪，船主拐载杖一百，徒三年，船内人各笞五十；船内人拐载者，亦坐杖徒，船主杖六十，余人各笞五十，财物俱入官。船内人告发者，其人免罪，并不殁其货；外人告发，以犯赃钱一百缗充赏。

一、河仙与暹罗下洲商船，但听通商，自嘉定四镇至广义而止。

一、诸城营镇商民，与清人居本国者，不得擅往暹罗及下洲商卖。

一、度船法：以官铜尺为准度，自船头遏水版至船尾，遏水版得几丈尺为长，仍中分之为中心；以中心处度自左边盖板上面，外至右边盖板上面，外得几尺寸为横，零分不计。

一、诸镇据各商船一年来商征税之数，于岁底修簿甲乙二本，由该艚官转奏。

阮朝《河仙与暹罗下洲商船税额条例》内容相当详细，虽然有增加税收与贸易管制的内容，但是主要还是着眼于规范贸易管理，仍然体现阮朝对河仙的政策厚待。一方面体现了对两地过往有功于阮氏的“恩典”与回报，另一方面也体现阮朝对河仙的主导与重视。《条例》内容关乎重振河仙经济贸易，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按照河仙、暹罗商船大小，分等级征收数额不等的商税；其法当仿照明清时期广东、福建贸易管理之“丈量”与“船钞”法。

二是鼓励河仙、暹罗商船输入阮朝需要的物资铁钢，官价收购，并给予商家相应的商货采买与税收优惠。

三是规定允许买卖的进出口商货，金银盐米等禁止交易，象牙、犀角等科以课税。

四是严禁拐带买卖人口，违者重刑惩罚。

五是规定通商贸易范围，河仙与暹罗可以自由往“下洲”及嘉定四镇、广义贸易，诸城营镇商民及清人，不得擅往暹罗及“下洲”商卖。实际上，等于赋予河仙对暹罗、下洲贸易的专营权。

六是设置该艚等官，管理河仙贸易。这里的该艚为阮氏旧制，系主管对外贸易的专门机构，艚司长官为该艚、知艚，该簿艚、该府艚、记录艚、守艚等。在鄚玖、鄚天赐时代，河仙地区是否设该艚、知艚等官管理贸易，不得而知。可以肯定，嘉隆八年实施《条例》之后，河仙地区贸易管理有艚司建制。

从中也可以充分的表现出严监生爱才如命,而《儒林外史》开篇词中一个生于乡村的王冕,因为家里没钱所以就去放牛,但是他非常喜欢读书,所以每一天赚的钱她都不浪费,而是去买书看。

与阮朝前期精简政治、招集流民、开垦荒地等措施相配合，《条例》对经历暹罗入侵与西山阮氏之乱洗劫后河仙地区的恢复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河仙经济很快恢复，对外贸易活跃，复为暹罗湾区一繁荣都会。《大南寔录》谓：

[嘉隆十年]帝以河仙为要阃，二人（指张福教、裴文明）熟知边情，故遣之教等至镇。政尚宽简，不事烦扰。整军寨，招流民，设学舍，垦荒地。经画街市，区别汉人、清人、腊人、闍婆人，使以类聚。河仙遂复为南陲一都会云。

阮朝明命六年（道光五年，1825），复议准对河仙商船按嘉定税额的十分之三征税，一方面是为了堵塞税收漏洞，另一方面强调河仙不能再搞特殊，要求河仙对前来贸易的商船征收到税，不过比嘉定税额还是减少十分之三；对买载贵货的商船，照例征收回税。总的看来是为了增加税源，然而新税制对河仙仍然有利。终阮朝之世，河仙始终是南圻的一个重要港口。

四、金瓯沉船：见证18世纪河仙海域国际贸易的珍贵实物资料

越南东南部海域、泰国湾海域及沿海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海洋区位、气候条件，古代处在东亚、东南亚海上交通的要冲，航运繁剧，自然也是海难频发的区域。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南在中南部海域多次进行沉船勘探与发掘，打捞了5艘沉船，年代从15世纪到18世纪，它们是：广南省岘港附近的占婆岛沉船（15世纪）、巴地—头顿省槟榔礁沉船（1690）、建江省海域沉船（15世纪）、平顺省藩切沉船（17世纪）、金欧省金瓯沉船（1723—1735）。

金瓯沉船发现于1998年夏，该沉船处在越南南端金瓯角南面、北纬07°41′12″、东经105°29′18″的海域。根据船只和货品有很多火烧痕迹，以及物品中木箱、铜锁被损坏迹象分析，船沉原因可能是遭到海盗攻击所致。多件瓷器底部印有“雍正年制”或“大清雍正年制”楷书字样（其中28件瓷器带有“雍正年制”底款，6件带有“大清雍正年制”底款），以及南海佛山石湾“祖唐居”等陶家落款，可以确定是一艘在雍正年间（1723—1735）从中国广州开出的商船。其时河仙政权处在鄚玖统治后期，也是河仙实力稳步增长时期，目前尚缺乏资料证明它的航程与河仙境内港口有直接关系，但是为了解那个时代河仙海域的海上贸易实况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证资料。

在以实物为主体的海洋考古发现中，沉船中每一件遗物实际上都体现着历史时期一个或多个国家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片段，为历史研究提供难得的实物标本，金瓯沉船对了解中国、河仙政权的航海史、港口史、造船史、手工业史、科技文化交流史等也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注】文章原载于《海洋史研究》2015年3月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