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钱大昕曾说：在司马迁以前，“古者列国之史，俱称《史记》” [1]。王利器先生据之，举证达四十三例之多[2]。可是如将王先生所举诸例仔细读之，再联系有关史料，便可发现，准确地说，这些例子中的“《史记》”，很可能本应理解为“史《记》”（或“《史 < 记 > 》”[3]）而不是今人观念中的“《史记》”。此“史”是史官之“史”，而不是文史之“史”、历史之“史”。

一

1 ．《竹书纪年》周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记》”。王国维疏证以为此“王”、此“左史戎夫”，即《逸周书·史 < 记 > 解》中之“王”与“左史戎夫”。其原文是：“王……召三公、左史戎夫。……取遂事（指历代亡国者二十八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闻”。晋孔晁注“集取要戒之言，月朔日望于王前读之” [4]。可见此“主之”即当理解为首先要“作《记》”，然后方可“于王前读之”；而《史 < 记 > 解》之“史 < 记 > ”原本称《记》 ，因是“左史”所记，故又称“史《记》”，其“史”指史官左史戎夫。

2. 《春秋公羊传注疏》僖公二年“宫之奇果谏。《记》曰唇亡而齿寒”。何休解诂“《记》，史记也” [5]。可见此“史记”本名《记》，据上《竹书纪年》例，自当理解为“史”所记，称“史《记》”。

3 ．《墨子·非命下》“昔者纣执有命而行”，周武王“非之”，曰“子胡不尚（上）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卜简》之篇以尚（上）皆无之也” [6]。此《记》自类似上引《竹书纪年》所说写下历代“遂事之要戒”之“史《记》”，方能据以对纣之统治“有命”说“非之” 。

4. 《吕氏春秋·务本》“尝试观上古《记》，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高诱注“上古《记》，上世古书也” [7]。从文意看，此古书当是“史《记》”。

5. 《韩非子·说疑》凡三见《记》：“其在《记》曰尧有丹朱”云云、《记》曰“周宣王以来”云云、“故《周记》曰无尊大臣以拟其主也”云云[8]。此三《记》自是“史《记》”。

6. 《史记·蒙恬列传》“昔周成王初立”，年幼，“有病甚殆”，周公旦“自揃其爪以沉于河”，向神表示愿代成王“受其不祥” ，并将此事“（命史官）书而藏之《记》府”。后成王长大，“观于《记》府”，知周公忠心[9]。此证周初乃记事于《记》即“史《记》”中，并由专门之“府”收藏。文中“书而藏之《记》府”，自毋须周公亲自动手，而是史官之事。《史记·封禅书》秦缪公称梦见上帝命自己“平晋乱”，于是“史（官）书而记藏之府”（疑当依《蒙恬列传》作“史书而藏之《记》府”）[10]，是其侧证。

7. 《史记·六国年表》序讲到《秦记》共三处，即“太史公读《秦记》”、“独有《秦记》”、“因《秦记》”。索隐“即秦国之史记也” [11]。这表明秦国史书本称《记》，为区别他国之《记》则称“秦《记》”（上引“周《记》”同），《记》前无“史”字。我这样说，还有以下强证：首先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12]。这是上奏文书中的用语，可见无“史”字之“秦《记》”，必为本名或正式名称。其次，由于与诸侯史书被秦始皇焚毁者不同，秦国史书曾保存到汉晋以后很长一个时期，而见到它的人也一律称之为“秦《记》”，并无“史”字。甲、《史记·秦始皇本纪》末附汉明帝诏问班固，固答文中有曰：“吾读秦《纪（记）》，至于子婴车裂赵高”云云[13]。乙、晋挚虞《决疑录要》注曰晋武帝问侍臣“旄头之义”，“侍中彭权对曰秦《记》云……” [14]。丙、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故秦《纪（记）》言僰童之富”云云[15]。由此三例再一次证明流传到汉晋时的秦史书本名或正式名称是“秦《记》”，《记》前无“史”字[16]。

以上七点可证钱大昕说不准确，“古者列国之史”本名《记》[17]，而不是“《史记》”。

二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先秦两汉史料中大量见到的列国之史被称引时，却不是《记》，而往往是“《史记》”，钱大昕说的根据，王利器先生所举之证，都源于此（往下为了叙述方便，除今版书名外，凡引文称古列国“《史记》”者，一律依拙说作“史《记》”）。

如泛称“诸侯史《记》”：《史记·六国年表》序“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18]。

如“周史《记》”：《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第一，《疏》引《闵因叙》“昔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 [19]。

如“鲁史《记》”：《汉书·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20]。

继三家注之后，对《史记》研究成果的第二次最重要大总结、大梳理。国内第一部高清影印本全十四册、精美函套装《史记会注考证》在《史记》版本校勘、究明司马迁所据资料、《史记》三家注的订补、历代注释集成等方面皆有重。

其所以如此，我以为原因有二：

第一，这些《记》乃“史（官）”所记。《史记·秦本纪》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记事”[21]、前引《竹书纪年》左史“作《记》”、秦缪公事“史（官）书而记藏之府（或'藏之《记》府'）”，均《记》乃“史”所记之证。因而《史记·周本纪》幽王三年“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下《正义》“诸国皆有史以记事，故曰史《记》” [22]。本名《记》，因史所记，有时亦可称“史《记》”，这是很自然的。前引《竹书纪年》称左史“作《记》”，《逸周书》篇名作《史< 记> 解》，或即此故[23]。

第二，但是在古代其所以往往将国家史书《记》称“史《记》”，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把国家史书与其他著作、文书区别开来，因为当时《记》之名称不限史书，使用是很泛的。

一般著作称《记》。如《老子》称《记》。《庄子·天地》“《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王先谦《集解》“《记》曰”下引《经典释文》“书名，老子所作” [24]。

《庄子》称《记》。《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在宋人之解书，与梁人之读《记》也”。《记》之文字为“既雕且琢，还归其朴”，乃出之《庄子·山木》[25]。

《孟子》称《记》。《韩非子·忠孝》“《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蹙）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文见《孟子·万章上》。故陈奇猷曰“则所谓《记》者，《孟子》书也” [26]。

阴阳家言称《记》。《吕氏春秋·至忠》“臣之兄尝读故（古）《记》曰：杀随兕者，不出三月”。高诱注“比三月必死，故曰不出也”。楚王令人查找，“于故《记》得之”。同书《贵当》“《志》曰骄惑之事，不亡奚待。”高注“《志》，古《记》也”。陈奇猷校释以为以上两处“皆阴阳家言” [27]。

按称《记》之一般著作，两汉犹有存者。《大戴礼记·保傅》“青史氏之《记》曰古者胎教”云云[28]，证明戴德所见著作仅称《记》，为免与他《记》相混，故标明乃“青史氏”之《记》[29]，而到《汉书·艺文志》中则又被改称《青史子》，归入小说家[30]（或许《艺文志》其他以作者名定先秦著作名者，也是这样由各种古《记》演变的，这应是我国书史上的一个进步）。

一般文书、官文书称《记》。如《战国策·齐四》“后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田文）收责（债）于薛者乎？'冯谖署（此《记》）曰能” [31]。此贵族家文书称《记》。又《越绝书》卷十吴国左校司马王孙骆“移《记》”于东掖门亭长公孙圣，“公孙圣得《记》，发而读之” [32]。此官府文书称《记》。

儒家《礼》书中补其《经》之不备者等，文亦称《记》。如《仪礼·士冠礼》“《记》：冠义”，贾疏“凡言《记》者，皆是记经不备，兼记经外远古之言” [33]。胡培翚引熊伯耒等三家说，指出《仪礼》十七篇中“有《记》者十有三篇，……必出于孔子之后，子夏之前”[34]。再如《礼记·曾子问》“孔子曰：'……《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此之谓乎'”。孔疏“旧《记》先有此文，故孔子引之”。又《礼记·文王世子》“《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疏称汉代作《礼记》之人“更言'《记》曰'，则是古有此《记》”，故此处“引之” [35]。《礼记·学记》“《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疏“谓旧人之《记》先有此议”，此乃“引旧《记》之言”。又，“《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谓乎。”疏“引旧《记》”。又“《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此之谓乎。”疏“引旧《记》” [36]。

由上可见，在先秦，《记》之名称满天飞，故称引《记》者，一般很难判别其为何书，是否史书，为将作为国家史书之《记》与其他著作称《记》者区别开来，凡有三法：

一是《记》上冠以国名，如周《记》、秦《记》等，证明是国家之《记》（史书）。

《史记》,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

二是另立特殊名称，如晋史书又名《乘》，楚史书又名《梼杌》，鲁史书又名《春秋》[37]。墨子便引用过“周”、“燕”、“宋”、“齐”四《春秋》[38]；甚至说过“吾见百国《春秋》” [39]。但《春秋》一名作为国家史书之义并不明确，私人著作论述历史者，也有名《春秋》的，如《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40]。

三即称引者在《记》上加一“史”字，证明乃史官所作之《记》，必为国家史书，而不是私人著作等。开始只是为了与后者区别，“史《记》”二字尚非专名，犹是史官所作之《记》的意思，但行之既久，约定俗成，便与《春秋》等一样，成为专名了[41]。由于作为国家史书之意它比《春秋》之名来得明确，所以适用最为广泛。强证便是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凡提及古代国家史书，除原名本为《春秋》者（即孔子《春秋》）[42]，因袭称之不变外，其他皆称“史《记》”。如前引《周本纪》“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论史《记》旧闻”、《六国年表》序“诸侯史《记》尤甚”等等[43]。这一“史《记》”与单称秦《记》、周《记》的区别是，后者兼分清史书之国别，而前者则多用于泛指（如上引“诸侯史《记》”等），然而与一般私人著作、文书等有明显区别，二者则同。

关于前人所称古之《史记》，实乃“史《记》”，通过司马迁书之得名《史记》，也可证明。

三

按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杨明照先生在《太史公书称史记考》一文中，便曾详尽地考证了此《史记》之名“起自后汉灵、献之世”，并举有《武荣碑》等五证；在此之前凡有名称者五，即《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公传》、《太史记》[44]。请参看。但他没有涉及以下这样两个问题，即长达三百年时间里为什么司马迁此书却没有“《史记》”之名？而到了东汉末年为什么它又得到了“《史记》”之名？先看第一个问题。

我以为司马迁此书其所以长期无“《史记》”之名，原因就在于自先秦以来直到东汉末，称“《史记》”（往下依前例但称“史《记》”）便是指国家史书，而司马迁此书乃私人著作：

1.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告诫司马迁，要他成为大孝，务必留下史学著作，“扬名于世” [45]。《汉书·司马迁传》受宫刑之后在报任安书中说，其所以苟活是因为“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为的就是要完成这一史学著作， “成一家之言” [46]。两处皆指扬个人之名的私人著作，甚明。若古“史《记》”，如《礼记·玉藻》所说，天子（国君）“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47]，亦即由史官如实记下每天之统治事务，其《记》如后代的《起居注》，哪里谈得上个人扬名后世？即使如《周礼·宰夫》下之“史”，“掌官书以赞治”，郑注“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 [48]，也只是根据统治者意思起草文书和进行汇编，何能“成一家之言”？

2. 更重要的是，《史记·太史公自序》自称要将这部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49]。如是国家史书，岂能由司马迁如此支配！

3. 正因司马迁此书乃私人著作，才仅得到《太史公书》等五个名称（见上），而不是“史《记》”。其中最典型的是《太史公》。如《法言·君子》“《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 [50]。《汉书·艺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 [51]。可见从西汉到东汉司马迁此书皆可以名《太史公》。为什么？就因为司马迁曾自称“太史公”。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之篇名及其中三称“太史公曰”均其证[52]。而依先秦汉代之风气，个人著作往往可以作者之姓名（或尊称）称之，如《孟子》、《伊尹》、《太公（吕望）》、《庄子》、《毛公》等[53 ]。以此例之，称《太史公》自意味其为私人著作无疑。又《太史公书》一名最初乃出自司马迁自称[54]，而如前所述，他屡屡称引古“史《记》”，而对自己著作却另定此名（意指司马迁所著之书[55]），其非指国家史书甚明。至于《太史公传》，其“传”，司马迁史记介绍，意同于“书”。《史记·赵奢传》子赵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 [56]，是“书”、“传”同义之例。“传”古可指个人著作[57]。则《太史公传》之非国家史书性质同样很清楚（《太史公记》、《太史记》反映问题同，见下）。

固然，司马迁职太史令，但他主要是“主天官”、“掌天官（观察天象）” [58]，同时还保管、整理国家文书[59]，而非记事之史。固然，魏如淳曾说汉太史公“序（叙）事如古《春秋》”；唐刘知几也以为太史本“记言之司” [60]。可是首先汉武帝封禅泰山不让司马迁父太史公司马谈随从，如是序事、记言之司，如此大事，岂能不去？其次司马迁全书包括《自序》无一语及太史公序事记言之任。可见西汉太史令已无此职任。这就是为什么甲、司马谈临死叮嘱司马迁“汝为太史（掌握着大量国家文书），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指留下私人著作，扬名于后世）”。如“论著”是太史本身职任，何来忘不忘的问题？乙、司马迁自称要继孔子《春秋》之后留下著作，上大夫壶遂与之讨论创作意图，如是太史公职任，岂有讨论之必要[61]！何况司马迁所要“继”的孔子《春秋》正是私人著作[62]。

由于在汉人观念中，很长一个时期内（大体上直至东汉末年），如前所述，根据古代传统，称“史《记》”，便指国家史书，则司马迁个人著作没有“史《记》”之名，是必然的。

再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到东汉末年它又得到了“史《记》”之名了呢？

我以为这和到汉代称引国家史书名之为“史《记》”已不多见，二者关连已逐渐淡化紧密联系。据《汉书·艺文志》，西汉记事之国家史书已渐改称《汉着记》，凡百九十卷，“师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63]。《汉书·五行志》“凡《汉着纪（记）》，十二世（由高祖至平帝），二百一十二年” [64]。《汉书·谷永传》成帝时上书言灾异，称“八世《着记》（由高祖至元帝）” [65]。《后汉书·皇后纪》和熹邓皇后时平原侯刘毅上书称“汉之旧典，世有《注记》” [66]。《后汉书·文苑李尤传》安帝时“受诏”与刘珍等“俱撰《汉 < 记 > 》”[67]（后汉应劭《风俗通义》卷八《祀典·灶神》已称引此“《汉 < 记 > 》” [68]）。又《风俗通义》“按《明帝起居注》”云云[69]。后汉荀悦《申鉴·时事第二》“先帝故事有《起居注》” [70]。《隋书·经籍志二》著录《汉献帝起居注》五卷；并附称“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云云[71]。总之，称引国家史书，名之为“史《记》”的历史和影响渐渐成为过去，它被新的各种名称代替了。这便为司马迁个人著作得以获“史《记》”之名准备了前提。

其演变情况当是这样的：

前述司马迁其书还有《太史公记》和《太史记》之名。《太史公记》最早见于《汉书·杨恽传》“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 [72]。按《太史公书》之名乃司马迁自定，杨恽作为晚辈为何要擅改？我以为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尚有古来国家史书称《记》之传统（前有“秦《记》”，汉有《着（注）记》，均见上），杨恽为突出司马迁此书乃相当于古来国家史书的史学著作性质，故改“书（无论视为'书'或'《书》'）”为“《记》”（作“书”则此义不显）。但因毕竟乃个人著作，且为突出司马迁，故《记》上保留“太史公”三字以别之。这是先秦两汉书中“史《记》”之“记”本应理解为“《记》”的又一证明。也正因如此，到东汉中后期当“史《记》”之称进一步淡化[73]，而《太史公 < 记 > 》则因为在突出司马迁此书相当于国家史书性质上其涵义优于《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及《太史公》，因而进一步流行，而后三者则渐被冷落[74]。以下一事最能反映称《太史公 < 记 > 》的意图所在。如东汉明帝曾批评司马迁此书“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指西汉武帝）” [75]；班固不予理睬，仍然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高度评价其书“其文直，其事核（实），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76]。尽管它违反皇帝意志，可发展到汉末，荀悦在所写《汉纪》评价司马迁此书时依然称引《汉书》，照抄这十七个字，这是这一评价早已深入人心，司马迁此书在人们心目中相当于国家史书之反映[77]。然而荀悦同时却将《太史公书》改为《太史公 < 记 > 》（按《太史公自序》原文作“遭李陵之祸，……乃喟然叹曰”云云，然后发愤写作，“自黄帝始”，“为《太史公书》”。《汉书》照抄《自序》这一段话，后面也作“自黄帝始”，“为《太史公书》”。而《汉纪》在照抄“遭李陵之祸，喟然而叹”著书之后，却改作“始自黄帝，……为《太史公 < 记 > 》” [78]。三者对比，以“《记》”代“书”之迹显得十分突出）。很清楚，这是借此再一次在强调司马迁此书相当于国家史书的“实录”性质，因而其《太史公 < 记 > 》之“记”，必当为“《记》”，而不是一般理解的记事义之“记”，因为如是后者，改“书”为“记”便无甚意义，荀悦何必要巴巴地通过前述文字排比、对比，突出这一意图！

正是在这一背景和学术风气下，如汉末另一著名学者应劭在所著《风俗通义》中，不但称引《太史公 < 记 > 》，而且时而又将它简化为《太史 < 记 > 》[79]。原因当在于称此二名，重点均在《记》，均在肯定司马迁所著乃相当于国家史书（“实录”）的《记》，至于作者称“太史公”或“太史”是都可以的，大家都知道是指司马迁。由于此故，当古来作为国家史书的“史《记》”之名及影响进一步淡化、消失，《太史公 < 记 > 》、《太史 < 记 > 》便在不知不觉中又简化为“史《记》”了[80]。这“史《记》”与古来列国“史《记》”的共同点是，其《记》，全不是义指记事之“记”，而是指史学著作之《记》；区别是后者之“史”是国家记事史官之“史”，而前者之“史”则非国家记事史官之“史”，而是“世主天官”的“太史公”之“史”，因而后者之《记》虽自来是指国家史书，而前者之《记》则化为指司马迁的个人著作了。

综上所述，结论是：从史学史角度言，钱大昕所说“古者列国之史，俱称《史记》”，其《史记》当理解为“史《记》”，指国家史书。其“《记》”是专名，其“史”是官名。而司马迁之《史记》，大约在汉末开始一般还同样被理解为“史《记》”，是指个人著作。其“《记》”也是专名（尽管古列国“史《记》”之《记》与之有公私之别），其“史”乃指司马迁。至于约自汉末起，对“史《记》”的理解逐渐发生变化，主要是将此“史”理解为文史之“史”，历史之“史”，而非史官之“史” [81 ]，又将“《记》”仅理解为记事义之“记”，司马迁“史《记》”自然也就成了今天一般所理解的“《史记》”；后代又将它们发展成为一些新的专名[82]，则属发展变化问题。从史学史的角度，这是不能不分别清楚的。

[1]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商务印书馆， 1958 年，上册，第 142 页。按此《史记》之书名号原无，据上下文补。

[3] 准确地说，作为专名，应标点为“《史 < 记 > 》”，可是为免层层书名号带给各方面的麻烦，往下论及但一律简称“史《记》”。

[4]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方诗铭等《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第 247 页。又《史 < 记 > 解》原文及注请参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下册，第 1006-1009 页。

[5] 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 1980 年，下册，第 2248 页，上栏。

[6] 吴毓江《墨子校注》卷九，中华书局， 1993 年，上册，第 425 、 432 页。校注引孙诒让云“皆无之，谓皆以命为无也”。

[7]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 1984 年，第二册，第 713 、 715 页。

[8]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下册，第 924-932 页。

司马迁《史记》是司马迁所作,它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称“太史记”。“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有。

[9] 《史记》卷八八，中华书局， 1962 年，第八册，第 2569 页。

[10] 《史记》卷二八，第四册，第 1360 页。

[12] 《史记》卷六，第一册，第 255 页。

[13] 《史记》卷六，第一册，第 293 页。此班固语，参第 290-291 页“孝明皇帝十七年……”句下《正义》、《索隐》，又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五，中华书局， 1981 年，第一册，第 193 页。又文中“秦《纪》”当为“秦《记》”。按纪、记本有别（见《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 2000 年，第 910 页），但因在“记载”这个意义上二字相通，因而古书校勘上亦有相混者，只能据上下文意确定，此即一例，下同。

[14] 《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中华书局， 1963 年，第三册，第 3034 页。

[15] 《华阳国志》卷三，国学基本丛书本， 1958 年，第 39 页。

[16] 《史记·秦始皇本纪》末附从秦襄公至秦二世之要事，索隐以为它们“皆当据《秦纪（记）》为说”，也是称《秦纪（记）》 。金德建先生有《 < 秦记 > 考征》一文，收入其《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第 415-423 页，请参看。

[17] 又《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注引“郑司农云《志》谓《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周礼·外史》“掌四方之《志》”。郑玄注“《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以上分别见《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 年，第八册，第 2098 页及 2137 页。此二处虽非直接称《记》，而是称《志》，但通过二郑权威之注，仍间接知古史书称《记》。

[18] 《史记》卷十五，第二册，第 686 页。

[19] 《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2195 页上栏。

[20]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六册，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第 4272 页。

[21] 《史记》卷五，第一册，第 179 页。所记之事当即“秦《记》”。

[22] 《史记》卷四，第一册，第 147-148 页。

[23] 《逸周书》乃西周初文字，参拙稿《史佚非作册逸、尹逸考》，《文史》，中华书局，2009 年，第一辑。可见称《记》为史《记》，时代是很早的。

[24] 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三，中华书局， 1954 年，第 64 页。

[25]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下册，第 614 、 650 页，及引王先慎、太田方说。《山木》此文见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五，第 15 页。

[26]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下册，第 1108 、 1112 页。

[27] 以上两篇分别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第二册，第 578 、 584 页，及第四册，第 1629 、 1633 页。

[28] 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上册，第 371 页，中华书局， 2008 年。

[29] 这种办法，先秦已有。如《左传》成公四年有“史佚之《志》”、襄公三十年有“仲虺之《志》”。“《志》谓《记》也”，郑司农语，见《周礼正义》第 2089 页引。因当时仅称《志》或《记》的著作多，故标明作者以别之。

[30]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五册，第 3168 页。

[31] 《战国策》卷十一，国学基本丛书本， 1958 年，第 91 页。

[32] 《越绝书》卷十，四部备要本，第 27 页。

[33] 《仪礼注疏》卷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 958 页，中栏。

[34] 胡培翚《仪礼正义》二，四部备要本，上册，第 34 页。又《孟子·滕文公上》“且《志》曰丧祭从先祖”。赵岐注“《志》，《记》也”，并引《周礼·小史》为证。焦循以为小史所掌之《志》即《记》，“容有丧礼从先祖云云”，实“不知”出自哪部礼书。见《孟子正义》卷五，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一册，民国 23 年，第 193 页。可为诸《礼》书中之《记》被单独摘出引用之证。

[35] 以上分别见《礼记正义》卷十九、卷二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1401-1402 页，又第 1407 页。

[36] 以上三条均见《礼记正义》卷三六，《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1521-1524 页。

[37] 《孟子·离娄下》，《孟子正义》卷八，第 338 页。

[38] 《墨子·明鬼下》，《墨子校注》卷八，上册，第 337-339 页。

[39] 此语《墨子》及先秦两汉书均不载，最早见于《隋书·李德林传》转引，中华书局， 1973 年，第四册，第 1197 页。按称列国之史为《春秋》，除鲁《春秋》，其他少见，疑乃墨子个人习惯用语。《公羊传》庄公七年何休解诂“不修《春秋》，谓'史《记》'也。古者谓'史《记》'为《春秋》”（《十三经注疏》 ，下册，第 2228 页）。此证一般应称“史《记》”，司马迁称列国之史一般均为“史《记》”可证，见下。

[40] 《虞氏春秋》见《史记》卷七六《虞卿传》，第七册，第 2375 页，又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第二册，第 510 页（包括《吕氏春秋》）。

[41] 何休曰“古者谓'史《记》'为《春秋》”（《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2228 页），即一证（准确地说，“史《记》 ”应标点为《史 < 记 > 》，见本文第一页注 3 ）

[42] 司马迁和当时人虽高度评价孔子《春秋》，但只把它视为私人著作。如《太史公自序》“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其非国家史书无疑。又《孔子世家》“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反映问题同，分别见《史记》第十册，第 3299 页，及第六册第 1944 页。关于西汉人视《春秋》为孔子私人著作，请参钱穆《孔子与春秋》，收入《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第 263-270 页。

[43] 王利器先生举有十四例，此外还举有其他先秦两汉著作称引史《记》者，请参看，见王利器《 < 太史公书 > 与 < 史记 > 》五，《晓传书斋集》第 307-310 页。其中所引《史记·孔子世家》“乃因史《记》，作《春秋》”（原文见《史记》第六册，第 1943 页），更把“史《记》”与孔子所作《春秋》一公一私的性质分别得很清楚。

[44] 此文收入杨明照《学不已斋杂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第 29-50 页。五个书名号均沿原书之旧。

[45] 《史记》第十册，第 3295 页。

[46]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六册，第 4270 页。

[47] 《礼记正义》卷二九，《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1473-1474 页。

[48] 《周礼正义》第一册，第 193 页。

”1888年与市村瓒太郎合写《支那史》六卷，1892年完成。1897年9月，前往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就职。1915年8月，前往中国上海，购得《支那史》中译本。1922年前后，开始利用日本各种卷子本对《史记》校注，撰《史记会注考证》。

[49] 《史记》第十册，第 3320 页。

[50] 汪荣宝《法言义疏》卷十八，中华书局， 1987 年，下册，第 507 页。

[51]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五册，第 3114 页。

[52] 《史记》第十册，第 3285 、 3296 、 3299 、 3321 页。《史记》其他自称“太史公”处尚多，不赘引。

[54]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十册，第 3319 页。

[55] 很可能还有包括其父司马谈为著书者之意。因司马迁本称其父为“太史公”，并说此《书》“悉论先人所次旧闻”，见《史记》第十册，第 3295 页。本文不深论。

[56] 《史记》第八册，第 2446 页。

[57] 晋张华曰“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见《博物志校证》卷六，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72 页。清赵翼也说“古人著书，凡发明义理，记载故事，皆谓之传”，“是汉时所谓传，凡古书及说经皆名之”，见《陔余丛考》卷五《史记一》，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第 85 页。

[58] 《太史公自序》，《史记》第十册，第 3319 、 3293 页。《天官书》“太史公推古天变”云云，是掌观察天象之证，《史记》第四册，第 1344 页。

[59] 《太史公自序》“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第十册，第 3319 页。又 3287 页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又第 3296 页“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索隐“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谓缀集之也”，缀集即保管、整理。又《汉书·司马迁传》补注以为“”即“籀”，读书，“言读而寻绎之也”，亦可通。王先谦《汉书补注》第六册，第 4247 页。

[61] 《史记》第十册，第 3296-3300 页。

[62] 参注 42 、 43.

[63]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五册，第 3114 页（请参补注引何焯等语）；又第 3417 页《刘向传》上奏称“孝昭帝时”有“特异”现象，“皆着于《汉纪（记）》”，《着记》之“着”，当即此义。此“《汉纪（记）》”正规名称，应是《汉着记》。

[64]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四册，第 2541 页。同书第三册，第 1809-1815 页《律历志（下）》引《三统历谱》上有《着纪（记）》汉朝各帝在位年数。如“《着纪（记）》高帝即位十二年”、“惠帝《着纪》即位七年”等，可与上一史料互证（按此《着纪（记）》下至东汉光武帝，与刘歆《三统历》时代不合，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以为“原编至成帝止，其下皆后人所续”。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第 1566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

[65]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七册，第 5008-5009 页。

[66]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帝纪》卷十上，万有文库本，民国二十九年，第三册，第 402 页（请参王先谦集解引惠栋等语）。同前书第五册，第 908 页《马严传》，有诏与杜抚等“杂定建武《注记》”，是其证。按“注”与“着”用在《记》前，或说二者义同，或说否，请参王先谦《汉书补注》第五册第 3114 页补注引何焯等语，本文不论，但国家史书名《记》则同。

[67]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列传》卷七十上，第十四册，第 2870 页。又第十一册第 2165 页《蔡邕传》“撰补《后汉记》”（注引《邕别传》则作《汉记》）；又第十二册，第 2306 页《卢植传》 “补续《汉记》”；又第十四册第 2904 页《侯瑾传》“按《汉记》，撰《皇德传》”，均其证。此《汉记》即后代所称的《东观汉记》。

[68] 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第 302 页。

[69] 《初学记》卷三十《乌第五》引，第三册，第 732 页，中华书局， 1962 年。此文今本《风俗通义》佚。《隋书·经籍志二》也说“后汉明德马后撰《明帝起居注》”，见《隋书》卷三三，第四册，第 966 页，中华书局， 1973 年。

[70] 《申鉴》，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七册，第 15 页。晋袁宏《后汉纪序》称参阅过“《汉灵、献起居注》”，收入《两汉纪》下册，中华书局， 2002 年。

[71] 《隋书》卷三三，第四册，第 966 页。

[72]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七册，第 4427 页。

[73] 参注 66 、 67 “刘毅上书”等，证明东汉国家史书之名流行《注记》、《着记》、《汉记》，古来“史《记》”之名始终未见再被称引。

[74] 参杨明照《学不已斋杂着》第 47-50 页（汉末书已不见引此三名）。

[75] 班固《典引》文引，《文选》卷四八，中华书局， 1977 年，下册，第 682 页。

[76]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六册，第 4273 页。

[77] 十七字中之“实录”，应劭曰“言其录事实”；王先谦曰“自唐后每帝修实录，义取于此”，可见二字份量之重，王先谦《汉书补注》第六册，第 4273 页。又《三国志·王朗附王肃传》。不同意魏明帝否定《史记》之说，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谓之实录”（《三国志》第二册，第 418 页，中华书局， 1962 年），可见影响之深远。

[78] 以上均见袁宏《两汉纪》上册《汉纪》第 249 、 247 页。《太史公自序》原文见《史记》第十册第 3300 页、 3319 页。《汉书》照抄《自序》语，见王先谦《汉书补注》第六册，第4252-4253 、 4257 页。

[79] 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称《太史公 < 记 > 》见卷一第 15 、 32 页；称《太史 < 记 > 》见卷二第 69 、 89 页。

[80] 参杨明照《学不已斋杂着》，第 34-38 页。

[81] 在这之前，先秦两汉史料中之“史”，仅指史官。关于“史”义这一变化，将另文详考。此处仅举一例：东汉末（公元 192 年）王允将治蔡邕罪。因邕前曾撰补《后汉记》，未成，故此时刺史马日磾救邕，向允提出的理由是邕乃“旷世逸才”“当续成汉史”。此“史”自是历史之“史”，而非史官之“史”，见《资治通鉴》卷六十，灵帝初平三年，古籍出版社， 1957 年。

[82] 如《五代史记》、《宋史记》、《蒙兀儿史记》等，其作者无疑便是这样理解先秦两汉《史< 记 > 》，仿效定专著之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