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体裁,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英语语境中,“传播”和“交流”虽然意义相近,但其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传播重效果,交流重意义,若要音乐的国际传播取得更好的效果,首先要重视音乐文化的交流,乔治•H•米德,只有遵循一些基本的交流学原则,音乐文化才能真正做到在传播中交流,在交流中传播。
关键词
音乐;国际传播;交流学;传播;歌曲
0引言
乔治·米德和孔子一样,述而不作,他生前从未出版过著作,米德去世后,他的学生把他的讲稿和文稿编成4卷文集:《心灵,自我及社会》(1934)《当代哲学》《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行动哲学》。米德的主要贡献是在社会心理学。
交流和传播,是一个词的两种意义向度。在英语中,它们都为communication,但两者的侧重方向有不同:“交流重在人与人的意义传播过程中,如何把个人和社会文化集团的经验,变成人际的动态关系,强调意义表达、接受,以及反应中的文化制约;而传播注重传播行为、传播信息、传播过程、传播效果。”[1]交流学(Communicology)是近年来学界出现的新兴学科,它是有关人类表达的符号学与现象学的形态研究。交流学最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领域中发展起来,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与文化符号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对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实际上,人际交流一直是语言学家关注的问题,比利时语用学家凡尔西伦(JefVerschueren)提出了人际交流中的语言顺应理论;甘柏兹(John Gumperz)提出了语码转换理论;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于1994年提出了系统语言的元功能(Mata-function)。交流学的关键概念是“符码”(code),人类把自己的身体及其经验符码化(codified),从而给自己的身体表达(例如歌声)赋予文化形态,把个人表现变成文化的话语。在交流学的研究中,个人意识与社会规则之间,个人表达与文化发展之间,形成一种动力性关系,把文化变成存在于各种表达之间的一个延续的、复杂的、来回往复的辩证过程。交流问题也一直是符号学的关注焦点之一。鲁西(JurgenRuesch)在1951年提出交流的四个层面理论,这是交流学的萌芽;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首先描述了人际交流的特点,提出了交流的六因素论;苏联的洛特曼则提出“符号域理论”,描述了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动态交流。音乐的功能,首先是一种交流,以此建立各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共鸣。音乐交流不仅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以及文化集团之间的一种重要交流,更是国际文化传播中最直接最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
不是, 本书作者米德是美国实用主义和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本书展现了米德社会心理学体系的基本轮廓,是他讲授社会心理学30年的记录.米德的理论和思想奠定了社会心理学及相关哲学流派的研究主题。.
1音乐的交流与传播
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体裁,是人类情感的共同语,也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符号表意方式。歌、乐、舞三位一体,歌可能比语言更古老,因此关于音乐交流的研究,可以展示人类文化从远古至当代的最根本特征。
中国的第一部诗集《诗经》即为歌集,其英文翻译为“Book of Songs”。“不学诗,无以言。”在孔子的时代,歌(即诗)的交流学功能已经开始出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更为便捷。音乐作为表达人类情感的共同语言,其影响力深远而广泛,其交流功能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因此,音乐作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集团间的交流媒介,不仅具有交流作用,也具有文化传播效应。然而迄今为止,对音乐尤其是对歌曲的交流及传播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对歌曲的人性本质、文化本质,始终缺乏真正的理解。从交流学视野看,音乐交流在四个层面上进行:个人内部交流(心理与美学领域)、人际交流(社会领域)、集团交流(文化领域)、集团间交流(文化之间领域),而最后一个层面正是音乐国际传播和交流的重要方向。
2音乐交流的基本原则
音乐在其歌词语言、结构、语义特征及音乐风格上,都需要符合交流学中的“顺应原则”。
(1)音乐在风格上要符合交流学中的“顺应原则”
(2)基于交流原则,音乐中的歌词在语义上显示出自身特点
歌词很少追求现代诗“悖论”和“反讽”的效果,但也追求张力。钱锺书先生曾提出“同边异喻”的概念,即同一词语往往要求保持意义多边,以求矛盾性的含混。作为一种交流语言,这种“同边异喻”就显示出歌曲自身的特点。歌曲意义有一种独特的“单向褒义”倾向,即迫使歌者和听众朝好的方面理解,它使歌词难以坚持语义有意含混的反讽姿态,这也是人类情感在歌唱时特有的一种处理方式。因为歌曲具有明显的“意动性”交流目的,其表达的美好愿望都是正向的,因此,它也要求接受者的反应向歌曲的意义方向倾斜,这也是笔者对这种意义机制的一种描述:“褒义倾斜”。除此之外,在歌词的意象选择中,也要选择让不同文化都能理解和接受的“情象”,不要过分求异求新,而应注重意象的熟而不俗、新而不异。
《心灵、自我与社会》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创作的社会心理学著作,首版于1934年。该著作主要阐述了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观点。米德从进化的观点出发,提出人的心灵和自我是从社会中产生、发展的观点,尤其强调有。
(3)音乐在人类“共同主体性”建构中的作用
音乐与其他艺术体裁的另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它的群体性。“音乐有一种‘场’效应”,体现为一种音乐文化行为,杜威说,“交流是一种共享与参与的过程”[2]。这也正是音乐这一文化体裁特殊性的体现,“从而使得它在不同的文化空间中,发挥了特殊的文化功能”[4]。音乐的交流学研究,需要关注音乐的接受者,尤其是歌曲的歌众。歌曲因此不同于其他文学艺术体裁,甚至不同于任何其他符号表意体系——“歌”既作名词,也为动词,它既是一种歌唱客体,也是一种歌唱主体行为,这种双重性就决定了歌曲受众的双重性:不仅是听众,还是歌者。这样,歌众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代言机制”:既是受众,又是继续传播的歌众,这种源源不断进一步传唱下去的方式,正体现出歌曲在不同文化团体之间交流的意义效果。与其他任何艺术门类相比,歌曲受众的主体地位最为重要,这也是人类共同体容易在音乐情感中发生共鸣的基础。
在歌曲的传播交流过程中,作为接受和传播的个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可能完全享有选择一首歌的自由。个体的选择总是部分受“歌众社群”的影响,正如皮尔斯的描述:“思想连续不断地交流,并影响那些某种特殊的感性关系中坚守它们的其他思想。在这种交流过程之中,这些思想会失去强度,特别是会失去那种影响其他思想的能力;但它们却会获得某种普遍性,而且会与其他思想观念融为一体 。”[5]歌曲传播和交流过程中,主体间性受到社群影响,反过来又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 “歌众群体”,这也就是我们在歌曲传播过程看到的一个突出现象,相隔万里,可以同唱一首歌。米德这样总结道:“如果交流能够进行并达到完善,那么将存在我们所说的那种民主,使得每个个体将在自身做他知道他在共同体中引起的那种反应。这就使得有意味的交流成为共同体中的组织过程。”[6]但这不是异口同声的“集体主义”,而是遵从各个主体自由意志,体现出的整合过的“共同主体性”。
以查尔斯.W.莫里斯为代表的米德的学生们意识到其思想对于社会学及其他学科的重要性,将他授课时学生的课堂笔记做了汇总和补充,因而形成《心灵、自我与社会》这本巨著。该书共分为四个章节,由于内容庞杂且较晦涩难懂,我仅。
(4)作为一种文化调节形式,国际音乐时尚风格在音乐的国际交流和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时尚是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可以看成是一种群体的非理性从众行为,但时尚是人类文化交流的一个重大特点,在当代还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音乐的各种时尚风格在音乐的流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只有在交流学的观照视野中,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时尚风格是人类文化无法摆脱的现象。
在商业社会中,时尚的本质是消费主义。音乐是社会性文化产品的一种,必然在流传中卷入各种时尚因素,一样会落入“时尚神话”。但某歌众传唱一首歌,离不开个体的自我需求,以及自身的情感体验。传唱一首歌的目的也是获得某种共同的或个人化的交流意义。时尚虽是歌曲流传中的一个因素,但更需要体现歌众主体的个体诉求。只有当音乐话语符合人们在特定时期的情感体验方式时,此时的“音乐”才有可能真正流传起来。要符合这个规则,音乐文本必须具有一定的共识度,而这种共识转变为共享,交流的目的才会实现。在此之间,就会看到音乐如何运用交流学来处理精英与大众、商业与文化以及各种文化集团之间的平衡。
3音乐交流和传播中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中国音乐要在国际文化舞台上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主要应在风格的交流上下功夫,做到既要特别,又能被理解。世界由多元文化组成,“音乐是复数的音乐”[7]。也就是说,音乐最容易彰显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
中国的第一部诗集《诗经》,实际上是一本“歌集”,其中有以 “风”为名的 “国风”。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指出:“诗总六艺,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对其阐释道:“言其作用,‘风’者,风谏也,风教也。言其本源,‘风’者,土风也,风谣也。今语所谓地方民歌也。言其体制,风咏也,风诵也,系乎喉舌唇吻,今语所谓口头歌唱文学也……‘风’之一字而于《诗》之渊源体用包举囊括。”[8]
由“风”延伸而来,“风格”“风韵”“风气”“风雅”“风骨”等等,频繁出现在中国文化的各种语义场中。正如生态文化学家鲁枢元总结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活力充盈、生机盎然的‘文化生态系统’,它浓缩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大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性、整合性”[9]。鲁枢元在《汉字“风”的语义场与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精神》一文中,统计了部分辞书中的“风”:《辞源》(1983)收录了以“风”字开头的条目168条,《辞海》(1979)收录了204条,足见“风”字在汉语中的高频率使用。
对音乐民族性的理解和实践,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是体现在作品的具体元素的构成运用上,中国有很多的音乐家为此不断努力。《青年作曲家心态录——部分青年作曲家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文稿转载》一文中清楚地记录了他们的创作轨迹。比如,音乐家陈怡谈道:“从中挖掘其韵味、特征等,运用新观念和新技术进行再创造。远古图腾的威力感、青铜饕餮的狞厉美,汉艺术古拙夸张的气势,盛唐草书龙飞凤舞的节律性;老子的清高淡远、佛家的虚实领悟;苏轼的豁达大度、清照的多愁善感;胡琴运弓的行云流水、京班鼓传神的‘节骨眼儿’、庙会摊中那千姿百态的泥布娃娃……我把他们熔注于个性化的现代创作之中,即力图从中把握一种纯粹的,或者是经过改造的民族气质与精神,用以外化为音乐本身。”[13]再如,作曲家郭文景,出生于中国四川,他的作品《蜀道难》就带有四川民间音乐独特不凡的气质,以及川剧音乐中“沟通鬼神”的气韵。
再比如,翟小松以云南沧源佤族地区原始崖画为灵感,创作了《Mong Dong》,其实际上是对蛮荒时代原始文化的一种音乐想象。作品中那些自然人声,无意义的唱词、微分音,不和谐的叠置和声,以及非常规的演奏,共同合成为别具一格的音响,将民间音乐的“粗朴无华”,“原始人类同自然浑然无间的宁静”[13]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世界文化开放的格局,让世界各国音乐家们有机会去展现每个民族丰富的音乐元素。对中国音乐的交流和传播来说,既要具有音乐的世界共同性,也要保持个体性和差异性。换句话说,一部好的音乐作品,只有放眼世界,汲取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以及民间文艺的精华,并且充分运用好音乐这种世界共同语,才能真正做到在交流中传播,在传播中交流。
[1]陆正兰.中国音乐文脉在一带一路的传播与交流[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6-08(4).
书名:心灵、自我和社会 作者:乔治·赫伯特·米德 译者:霍桂桓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2-6 页数:443 内容简介:《心灵自我和社会》是米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社会心理学三十年的记录和总结,全面。
[2]杜威.经验与自然[M].傅统先,译.北京:商务印馆,2014:117.
[3]陆正兰.歌词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6.
[4]陆正兰,张明明.中国音乐文化百年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62.
[5]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M].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44.
[6]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霍桂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285.
[7]宋瑾.从后现代视角看音乐人类学的“音乐”观[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1):74-80.
[8]钱钟书.管锥篇(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01.
[9]鲁枢元.汉字“风”的语义场与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精神[J].文学评论,2005(4):83-92.
[10]陆正兰.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228.
[11]谭盾,影音生命的“对位”格局[J].艺术评论,2012(6):30-33.
[12]吕炜.外面的走进来,里面的走出去[EB/OL].(2014-05-21)[2020-04-10].http://wyzs.cnr.cn/2012art/happy/201405/t20140521_515558472.shtml
主要译作有:《波普尔思想自述》、《心灵、自我与社会》、《当代美洲神学》、《有约束力的关系》、
[13]陈怍,苏聪,瞿小松,等.青年作曲家创作心态录——部分青年作曲家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文稿转摘[J].音乐研究,1986(4):37-43.
本文刊载于《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年03期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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