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文明大国的教育都离不了史学，民主化的“全球史”学则让我们看到，史学也最容易败坏一个文明大国的教育品质。（编按：本文为全书第五部分最后的“余论”，老舍简介及作品简介，民主化“全球史”学对教育品质的败坏具体在第五部分的前文论及），
在今天看来，梁启超当年呼唤“新史学”没有错，但他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谁来施行新的历史教育，史学家应该具备何种精神素养？梁启超没有意识到，作为实证学科的西方现代史学让搞“史”的人以为，他们掌握史料、知道历史的“文献”就等于有了“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
1980年林毅点校《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
“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见于上图右三列
1.我们将那些能轻易回想起来,也就是与自己过去的经验相关的记忆称为“经验记忆”;与此相对,那些缺少契机就难以回想起来的知识或信息类的记忆,我们称之为“知识记忆”。 2.重点就是要把考试内容作为经验记忆而不是知识记忆。 3.知识记。
在《论史学对生活的利与弊》中，尼采一再强调的根本论点是：虽然对个人和民族的健康来说，“非历史与超历史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同等必要，但相比较而言，“非历史与超历史的东西”更为重要。
我们将必须把在一定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的能力视为更重要的和更原初的能力，因为，在这种能力中才有某种正当的、健康的和伟大的东西，某种真正人性的东西在它上面才有生长的基础。（尼采，《观察》，页142—143）
可以说，尼采与梁启超一样看到，德意志的新生需要新的国民教育，而这种教育离不了史学：
要理解这段话，我们就得知道尼采是在劝诫布克哈特，告诉他让古典史学“非政治化”并转向文化史学会有怎样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尼采相信，只有在史学为生活服务这一前提下，人们才应该从事史学。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了理解“生活和行动”，我们需要史学，但史学能够理解“生活和行动”吗？“生活和行动”的根本问题涉及何谓“正义”，史学能够为我们提供判断“生活和行动”是否正义的标准吗？
德意志人正在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有助于德意志人正确理解“生活和行动”的是古典史学，而不是作为一门实证学科的现代史学。古典史学（其代表是修昔底德）通过考察历史上的事变探究人世的根本问题，旨在培育人的德性品质，而非通过收集具有“客观性”的历史材料，寻找所谓历史的“真实”。
代表作品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30余种,包括《烟愁》《红纱灯》(获中山文艺创作奖)《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琦君寄小读者》《琴心。
![[美]埃里克·沃格林《记忆》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http://img.tianshugan.com/tsg/tp/23.jpg)
尼采
四篇《不合时宜的观察》分别论及德意志学界当时的神学、史学、哲学和艺术，都事关德国的人文 – 政治教育，与尼采在此前（1872）所做的“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的六个公开报告相呼应。神学是拉丁基督教欧洲文教体制中的传统“王者”，自17世纪以来，新的哲学篡夺了“王者”地位，而到了19世纪，现代史学正在从哲学手中夺取王位。尼采指望通过恢复古典的“艺术感”来阻止现代史学的僭越行动，因此，我们在《论史学对生活的利与弊》中看到尼采大谈“艺术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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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不合时宜的观察”专论“艺术感觉”，而我们在开篇却读到：
一个事件若要成为伟大，必须汇合两样东西：完成者的伟大意识和经历者的伟大意识。就事件自身而言，无所谓伟大，即便是整个星座消失、各民族毁灭、创立疆域辽阔的国家，爆发巨大力量而又损失惨重的战争：凡此种种事件，历史的微风轻轻吹过，犹如吹过游絮。然而，碰巧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强大的人朝一块坚硬的石头击出一拳，却毫无影响；一声短暂而尖锐的回响之后，一切都过去了。对于这样一些仿佛没有棱角的事件，史学几乎不会注意任何东西。（尼采，《观察》，页142 - 143）
所谓“完成者”和“经历者”的“伟大意识”，就是梁任公所说的“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专注于实证史料或史实客观性的史学不可能培育出这样的眼光和学识，相反，辨析历史事件乃至识读史料，却需要“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因此，在尼采看来，现代史学的所谓“科学要求”只会败坏古典史学的品质。
让你们的灵魂饱餐普鲁塔克吧！在相信他的英雄们的同时，要敢于相信你们自己。有100个如此非现代地教育出来的人，即已然成熟、对英雄事迹已然习惯的人，现在这个时代的整个闹哄哄的伪教育就会永远销声匿迹。（尼采，《观察》，195）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是余光中50几岁时的散文作品集，比其早期作品，味道醇厚许多，用词遣句依然讲究，比原来的文章好读多了。余光中早期抒情散文，有过分雕砌的毛病，到《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时，他的抒情浓度、用典、叙。
沃格林《记忆》，朱成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下文选自该书“编者导言”页18-19。
像这样剥夺睡眠的时间是无法积累学习能力的。记忆只有长久地保存在头脑中才有意义，即使靠熬夜的临阵磨枪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只能应付一时而已。
沃格林是20世纪研究世界历史与政治实在之关系最为勤奋的哲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过的一段话让我们看到，他如何获得看待世界历史的“极敏之眼光”和“极高之学识”：
就对人的理解而言，柏拉图和莎士比亚明显比杂牌大学的某个琼斯博士（Dr.Jones of Cow College）更清晰更全面。因此，研习古典作品是自我教养的主要工具；而且，若一个人带着爱的关切（with loving care）去研习……他突然会发现他对伟大作品的理解（还有他传达此种理解的能力）有所长进，理由很充分：学生通过学习过程得到长进……若是在高度（在个人局限这个范围内）上不朝最好那个级别的[人物]长进，就不可能有什么参与；还有，除非一个人认可权威，并向其输诚（surrenders to it），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长进。
古典史学从不追求所谓客观的历史知识，而是培育“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毕竟，正因为人世永远混乱，我们才需要有把握人世生活的“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尼采称之为艺术家式的感觉。
![[美]埃里克·沃格林《记忆》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http://img.tianshugan.com/tsg/tp/39.jpg)
谁不曾比［其他］所有人都经历一些更伟大、更高尚的事情，谁也就不懂得解释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情。（尼采，《观察》，194）
不难设想，一旦民主化的“全球史”取得了对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育的领导权，尼采的预言就会应验。现在我们可以对梁启超说：离弃经学的史学是无本之木，迟早腐朽断烂，而经学离弃史学成为理学或心学，则必然因自绝血脉而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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