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为The return of Arnold Toynbee?作者为克里斯汉·库马尔(Krishan Kumar),生于1942年,英国社会学家,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小威廉·兰德·肯南教授,研究领域为社会与政治思想、政治社会学、文化、历史与比较社会学。本文是作者于2014年6月23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作讲座的文字记录,原发表于《泰晤士文学副刊》(2014年10月24日)。这篇文章中谈到汤因比的《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近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经库马尔教授授权,翻译此文,以飨读者。
中国人对此报以致敬。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在非西方国家中率先关注汤因比的著作。在1949年之后,这种势头受到影响。但是,如同我最近在中国的一次旅行中所了解到的,在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中国有对汤因比再发现和产生新兴趣的现象。这符合并部分地受益于日本对汤因比长期的敬意,这要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在翻译汤因比著作方面的巨大成功,以及一个为继续贯彻汤因比的努力而创办、资金充裕的汤因比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至今依旧保持活跃。同样造就汤因比在日本声誉的还有富有能量的宗教组织创价学会的支持,这一组织的领导者池田大作视汤因比为偶像,将后者的思想视为创价学会调和东西方哲学的关键。
人生感悟:从这一场场血腥的战争中,我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我希望世界永远和平,永远不要战争 4 .1)书名: 《简爱》 (2)作者: 夏洛蒂·勃朗特 (3)内容简介:简爱从令人讨厌的学校毕业,在罗契斯特先生的庄园找了份家教的工作,负责教育。
现在是西方学者和思考者们重新考虑“极其过时”的汤因比的时候吗?“极其过时”,这是不久之前乔纳森·本索尔(Jonathan Benthall)对汤因比的描述(《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简称TLS],2010年5月14日)。汤因比的时代已经再次回归了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汤因比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的声誉可能比得上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另一位伟大的综合性思想家。汤因比写作数十年的《历史研究》,已经被广泛地评论和讨论——1934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贡献了其整个首页和两期内容来对该书前三卷进行评论,声称从中发现了“华丽地构思和勤勉地完成的作品”,带有可能“伟大的印记”。甚至那些对汤因比的观点表示这样那样异议的专业学者,也对汤因比事业的广度和卓越的成就持赞赏态度。杰出的德国文学家恩斯特·罗伯特·科迪厄斯(E.R.Curtius)不偏不倚地将斯宾格勒与汤因比进行对比,声称“一种人类学科的新方法论在(汤因比的)著作中被
书名:两个世界的战争 作者:[美]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译者:方宇 豆瓣评分:8.0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9 页数:504 内容简介:“文明冲突论”历史细节版 深刻揭露当今世界政治、宗教冲突的。
汤因比
在相当长时期内,汤因比的巨著在书架高层无人问津。在这样的时期之后,最近我已经回归汤因比。我这样做部分是由于一种重新恢复的兴趣的刺激——并非对他本人,而是他的“文明”观。这一观念如同汤因比本人,长期被专业学者们嘲笑。这种兴趣的恢复通常容易追溯到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1997年)的出现。这已经在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明:西方与他者》(Civila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2011年),以及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和其他学者最近的一系列著作中得到持续。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西方文明抵抗威胁其全球文化、经济、政治统治地位的其他文明的一种防备。这就是重振文明研究的兴趣的一种动力。另一种动力是更加普遍的恐惧,如同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的《文明:文化野心和自然的转化》(Civilizations:Culture Amb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2002年)所揭示的,整个人类文明事业可能会被我们对自然的无意识态度所渐渐破坏。所有“单一的”文明的命运,可能都安危未定,而非其中某一个而已。但是无论是单个文明还是所有文明,有一些观点较好地将我们带出了民族国家的限制和沉思,对所有上述思想家们来说,存在着重拾这样观点的紧急需要。
但是,不管人们对这个一般性的框架和观念作何评价,即便是只读过一点《历史研究》的人,没有谁会怀疑能在其中找到丰富的材料和思想财富。从许多方面来看,汤因比在局部的表现胜过整体。就他而言,部分优于总体,砖石要比整幢建筑更加坚实。著名的全球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写过一部令人满意的汤因比传记,曾经说过“汤因比智慧程序的核心总是洞察力的灵光一闪”(汤因比在《重思》中以明显同意的态度引用了这句话)。这看起来是正确的。人们可以在如下这些例子里看到:汤因比宣称,希腊东正教会因为内部矛盾而分裂,几乎灾难性地被基督教攻击削弱,奥斯曼帝国则是希腊东正教的救世主,这一观点与所有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相悖,无论他们是土耳其人还是希腊人;另外,关于中世纪苏格兰如何变得“英国化”,他有艺术家式的解释:苏格兰王国与南方的诺森伯兰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通过联合来抵挡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威胁,然后使得爱丁堡成为首都,英语和英格兰式管理成为皇家统治的关键特征(在苏格兰全民公投的背景下,这是值得今天重新研究的结论)。
在《历史研究》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对汤因比而言,洞察无疑来自对诸文明的精巧比较,这些洞察一直在他的大脑中运行,无论这样的比较是如何具体和精细。比如,他将奥斯曼帝国理解为阿拉伯人的伊斯兰遗产的后继者,以及罗马和拜占庭的继承者,这一点使得他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对希腊人的保护性态度(以及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希腊的分道扬镳,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者强制性地向本国国民强调帝国的穆斯林特征)。就像我们或许可以思考过去几个世纪的欧洲国家的历史一样,汤因比能够思考六千年历史中所有见诸史册的文明之间的互动以及继承。这样的比较,与他提出的所有文明的“哲学当代性”一起,使得他能够从一个不寻常的视角观察相似的片段和问题。“哲学当代性”,指所有文明能够被视为“当代的”,它们的贡献依旧是相关的,因为六千年文明历史仅仅代表着整个人类历史的一小部分。我们可能不会享有那样的视角,当然我们所有人可能缺乏足以运用那样系统性方法的学识。但是,这并不阻碍我们从《历史研究》的果实中受益,这里散落着许多独特的洞见(这就是为什么索默维尔[D.C. Somervell]著名的、极具技术性的节略本无法替代《历史研究》的全本,这个节略本得益于汤因比的第二任妻子维罗妮卡·博尔特[Veronica Boulter]编纂的浩繁附录)。
作者:罗贯中 主要内容:三国演义写的是东汉末年群雄纷争,三国鼎立的故事,三国演义里有很多纷繁错杂的人物,他们的性格各有特点。好词:一臂之力、一亲芳泽、七步成诗、三顾茅庐、下笔成章、不出所料、不由分说。好句。
那些被《历史研究》的篇幅长度和内容密度吓着的读者,可以转向一些精彩的课程和论文。在《文明经受考验》(Civilization on Trial)、《世界和西方》(The World and the West)和《美国与世界革命》(America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这样的著作里,汤因比清晰且有力地表达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并没有忘记收入一些赋予《历史研究》吸引力的案例。汤因比不知疲倦地写作和出版,不仅创作了巨著的系列分卷,还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顾问的身份,三十年来一直在编写一年一度的国际事务调查报告。他写作速度很快,经常在旅程中进行。《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A Journey to China,or Things which are seen)是此类著作中的一种,可以作为汤因比观察事物的方式的最终范例。这种方式就是,从一种文明的角度出发来实现对某个特别的问题或疑惑的理解。
1929年到达北平时,汤因比感受到“理所应当的震惊”,被提醒认为:北平一点也不古老。比如,那里完全没有13世纪元朝留下的实物标记,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元朝按照传统的中国轴线来设计和建设北京城,实际上影响巨大(当时北京被称为大都,巨大的都市之意)。紫禁城的帝王宫殿由15世纪的明朝创造,延续了忽必烈的计划,曾经被多次毁坏和修复,尤其是自1911年清王朝崩溃以来。汤因比设问道,当时一个“拥有这样有限物理年龄”的城市,如何创造了“无法追忆的古迹”?因为北京反映了一个古代亚洲城市的“理想类型”,如同曾经被修建、已经消失的巴格达古城和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巴比伦古城一样。“北京城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非人们用肉眼所看到那座实际存在的城市,而是她的‘理念’在天上的原型——蒙古人所营建的那座城市是她的一个化身;而明代人所营建的是另一个,或许是最后一个化身。”在此一个月或更早以前,汤因比站在巴比伦古城的遗址上,发现自己无法重新想象这座城市,因为几乎毫无遗存。“我困惑、失望地离开了巴比伦,完全没想到,几周后我会注定在北平身上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巴比伦城。”
紫禁城
就上述问题赞同汤因比的意见并不重要,尽管他的观点与那些顶尖汉学家——比如最近的李克曼(Simon Leys)——的观点表现出引人注目的合拍。更加值得关注的是,重识汤因比方法的精彩性和丰硕成果,这是文明研究的视角能够指向的洞见。现在到了回归文明研究的时候,阿诺德·汤因比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