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
五代董源的《平林霁色图》；
宋徽宗赵佶《五色鹦鹉图》；
宋摹张萱《捣练图》；
赵令穰《湖庄清夏图》；
李公麟《华严变相图》；
南宋陈容《九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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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吴镇《草亭诗意图》；
……
这些在中国绘画史上堪称百代标程式的作品，如今悉数收藏于美国马塞诸塞州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美术史家杨仁恺先生曾将其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中国画收藏研究中心”，王世襄先生则更直白地斥其为“美帝搜括我国文物的七大中心”之首。
多达十个展厅的中国书画、雕塑、陶瓷、铜器，是如何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又如何进入这座1870年成立的博物馆呢？按照该馆亚洲部主任、艺术史学家白铃安（Nancy Berliner）的说法，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大部分镇馆级别中国文物的入藏经历，都绕不开一个日本人——冈仓觉三（Okakura Kakuzo）。
中国梦境
图为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收藏的油画《新项链》，作者为美国画家William Paxton。画面正中的女子身着绮丽的中式上衣，背后以日本屏风为饰。摄影/动脉影
波士顿的橄榄枝
冈仓觉三，又名冈仓天心，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美术家、美术评论家，也是日本近代文明启蒙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被誉为“明治奇才”。
1879年，冈仓顺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来自波士顿的美国人——恩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此前一年，25岁的费诺罗萨刚刚创立了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讲授哲学、逻辑学、社会学等课程。很快，冈仓成为费诺罗萨的学生和助手。他在同费氏的交往中深度接触了西方艺术，形成对东方艺术，尤其是日本传统艺术强烈的自我认同。而这些，恰恰与明治初期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背道而驰。
和蒸蒸日上的欧美比起来，东亚各国的一蹶不振，似乎印证了西方对亚洲的一贯看法——呆滞、愚昧、落后。急于改变现状甚至脱亚入欧的日本人，矫枉过正地视民族历史为敝帚，认为日本的过去对未来毫无帮助。传统的文化和艺术，也在溃然崩塌的社会巨变中，被弃之一旁。这慌乱又荒唐的现实，对冈仓来说，是不堪忍受的煎熬。
“我一直是自己生活在理想主义的氛围中，却一次又一次眼见我的这些理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冈仓在写给女儿的信里，坦然承认了自己与现状的格格不入。1898年，他终于被日本美术界排挤，出走赴美。此时的费诺罗萨已经回到美国，成为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刚刚成立的日本部主任。出于对中国美术的关注，1903年，该部改名为“日本中国美术部”，后来又变更成“东方部”。1904年，经费诺罗萨推荐，馆方正式聘请冈仓，担任日本中国美术部的顾问，并以书信的形式做出表态：“只要是为博物馆，你可以全权处理。购买美术品的基金当然有限制，但对你，却可以尽最大可能提供方便。”
装点展厅的艺术品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亨廷顿大街465号，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所在地。进入正门，一道宽阔的楼梯通向二楼各个展厅， 图中右手边的位置即为中国厅。楼梯两侧摆放着来自中国的陶瓷艺术品， 周边无任何防护措施。摄影/动脉影
冈仓有足够的能力对得起这份信任。他到馆后经常往返于美国和日本之间，为馆内搜罗了大量日本文物。一段时间后，冈仓敏锐地意识到，日本艺术品的征集工作已经陷入瓶颈，那些较以往更有研究价值的宝物，无论是发现线索，还是带离出境，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他另辟战场，将视线瞄准了日本的近邻——中国。
买，买，买！
中国并不陌生。在冈仓以往的研究框架里，亚洲艺术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中国与印度皆是研究日本传统文化艺术的参照。1893年夏，他曾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先后考察了天津、北京、保定、郑州、洛阳、西安、宝鸡、凤州、汉中、剑州、新都、叙州、重庆、宜昌、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的古代遗存。这让他对母国日本的文化愈加自信。用他的话说，“尽管王朝更迭的动荡、鞑靼人的入侵、眼红的乌合之众的屠杀和毁坏，一次次地冲击了日本，但都没有使日本从亚洲大陆接收的文明消逝。而同样的事件，却使中国文明的伟绩消失殆尽，只留下文学和废墟，供人们凭吊唐的辉煌和宋的精致。”
中国的辉煌与精致当然不仅可供其凭吊。1906年10月，冈仓专程来华为波士顿购买艺术品。他目的明确，直奔主题——先到北京琉璃厂，再赴西安、洛阳等地。此时的中国政局动荡，积贫积弱，文物管理更是无从谈起。从冈仓的旅行日志中可以得知，这一趟他所获不菲：书画47件、铜镜66件、铜器3件、汉玉1件。其中珍品包括蓝瑛《嵩山图》、仇英《明皇闻鸡图》以及唐寅的《松下双鹤》……
金村铜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加拿大人怀履光、美国人华尔纳伙同中国古董商等人，在洛阳金村盗掘东周王陵时所获。1931年，由玛丽娅·安托奈特·埃文斯基金会捐赠给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馆方给出的命名是：“带有商代玉鸟的战国时期青年立像”，中国学者则习惯称其为“女杂技俑”。研究表明，此像为战国时期所制， 而两根竿上的玉鸟， 则是商代的旧物。摄影/动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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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后，冈仓再赴天津和北京，大批中国古董商围其左右，或直接贩卖，或居间引线。尤其得意的是，从北京古董商的手中，他买到了旧藏于圆明园的宋人《摹张萱捣练图》。这是一幅工笔重彩设色画，表现贵族妇女捣练缝衣的场景。
“练”是一种丝织品，刚刚织成时质地坚硬，必须经沸煮、漂白、杵捣，才能变得柔软洁白。这幅长卷上一共有十二个人物，按劳动工序分成捣练、织线、熨烫三组画面。第一组是四人以木杵捣练；第二组画两人，一人坐在地毡上理线，一人坐于凳上缝纫，构成了织线的场景；第三组上，几人正面对面持布熨烫，一个小女孩淘气地在布底下窜来窜去。
画家运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将捣练的整个过程分作三部分，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不单纯图解劳动的程序步骤，而是注重对人物细小动作和细微情绪的刻画，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展示画中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动。捣练中的挽袖，缝衣时灵巧的理线，扯练时微微着力的后退，一个女孩在煽火时以袖遮面，另一个则出神地望着大人们手上的铁熨斗……画面中的人与景真实生动，充满温情。
《捣练图》原本是唐代开元年间画家张萱所作，真迹今已无存。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收藏的这幅作品，为宋代摹本，甚至有不少人相信，其作者正是宋徽宗赵佶。另据档案显示，原卖主是一位前清贵族，具体姓名无从考证。
宋人《摹张萱捣练图》
此画原为清宫旧藏，1912年由时任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日本人冈仓，从一位晚清贵族手中购得。供图/TPG
1912年的中国之行，发生在冈仓去世前一年。也是在这一年，他在某次演讲中大谈收藏诀窍，其间还提到了中国不久前刚刚发生的辛亥革命。
冈仓敏锐地意识到，没落的清朝贵族往往缺乏自制力。失去了税收来源后，他们转战拍卖，以便将家中珍宝变成大笔金钱，维持一贯的享乐生活。辛亥革命正是获得中国艺术珍品的绝佳良机。在这个时候，只要给予足够的吸引力，就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各种美术作品。他明确表示，只购买中国文物中“利于展开藏品研究，能填补藏品空白和今后逐步累积的作品”。
如今在中国雕塑展厅的中心位置，安放着一座隋代（一说为北周）持莲子观音像。这尊造像连同台座约有三米多高。上方是大尺度的天窗，天朗气清时，自然光洒下来，柔中带刚，与观音的典雅、庄重融为一体。80多年前，梁思成在参观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时，对这尊观音的赞叹有加，并详尽写入《中国雕塑史》：
“菩萨为观音，立莲花上，四狮子蹲坐四隅拱卫。菩萨左执莲蓬，右手下垂，持物已毁。衣褶流畅，全身环珮极多。肩上袈裟，自两旁下垂，飘及于地。宝冠亦以珠环作饰，顶有小佛像。企立资势颇自然，首微向前伸，腰微转侧。秀媚之中，隐有刚强之表示……”
有学者称，这尊观音像为冈仓的学生早崎梗吉（Hayasaki Kokichi）于1909年在西安附近一座古寺觅得，后经冈仓联系，在1915年正式入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并被该馆列为镇馆之宝。早崎梗吉长期在华活动，帮冈仓张罗艺术品买卖的网络、渠道，征集、购进各类文物。现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藏的多尊古代佛像，都与之有关。
端方遗珍
晚清金石学家端方收藏的一件隋代鎏金佛像， 著录于《陶斋吉金录》。双层佛床上共有一佛、二菩萨、二声闻、二缘觉、二力士，一铺九尊， 被欧美学者称为“端方祭坛”。该像在1911年端方被杀后由其家人售出， 先藏于日本， 后于1922年入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摄影/动脉影
波士顿美术馆馆藏的道教造像，有许多是中国国内也难得一见的珍品。譬如“北周保定四年姚道珎造老君像造像碑”，仅见于《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三册。罗振玉在《海外贞珉录》一书中对此像进行过详细著录。该碑正是冈仓在1906年利用其建立的“中国·日本特别基金”，从中国买来，并于次年11月21日正式进馆。
美国收藏家弗利尔曾经说：“我认识到他（冈仓）在唤回人们对东方艺术的兴趣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将始终对他身上的一些特点心怀敬仰。”然而，冈仓对东方艺术的评价，始终带有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他虽激赏唐风宋韵，但却坚信日本才是亚洲文化唯一的继承人，理所应当成为亚洲文明的代表和领军。其“亚洲一体”的思想，更是在若干年后，被日本军国主义用做“圣战”、“大东亚共荣”的理论依据。谁能想到，一个东方文化的追随者，居然会在死后，为毁灭东方文明的行径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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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图
这里要说明的是，陈容另一幅作品《六龙图》，曾于2017年3月15日在佳士得纽约亚洲艺术周“宗器宝绘——藤田美术馆藏中国古代艺术珍品”拍卖专场上短暂露面，最终以4350万美元的高价落槌，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约3.4亿元。《六龙图》与《九龙图》皆著录于清宫《石渠宝笈》，是乾隆皇帝的心头之好，后来被赐入恭王府。1912年，袭恭亲王爵位的溥伟，因欲复辟帝制而筹措资金，遂将府中大量文物变卖，日本古董商趁机将其收入囊中。
另辟蹊径
罗吉在购入《九龙图》后不久，转往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任职。30岁的日本研究员富田幸次郎（Tomita Kojiro）随即于1920年开始主持东方部的工作，并在11年后正式接任东方部主任的职位。富田16岁时被日本政府公派到美国留学，次年被冈仓招入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他一直在这里工作到1963年，是迄今为止该馆任职时间最长的部门主管。
卢芹斋是二十世纪初闻名世界的文物贩子，或者叫“古董商”。他把包括唐太宗昭陵六骏中“飒露紫”和“拳毛騧（guā）”在内的中华瑰宝，盗运出境，用西方买家支付的钞票，换得了一生荣华富贵。他也让欧美收藏者学会欣赏中国墓葬壁画、雕刻、陪葬古玉、陶俑，天才般的文物鉴定和推广能力，使他经手的很多古董由死变活，由冷变热，在行内的地位可谓是呼风唤雨。
在卢芹斋出售给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文物清单中，有一组汉墓壁画，如今陈列在该馆中国汉堂艺术展厅的玻璃柜里，人们习惯上称之为《上林苑中驯兽图》。
河南洛阳八里台汉墓的彩绘人物画像砖《上林苑中驯兽图》，1916年由古董商刘鼎方主持盗掘出土，后辗转至上海、巴黎，最终在1924年，经卢芹斋之手， 卖给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摄影/动脉影
上林苑是秦汉时期宫廷中的一个机构，为满足皇帝与贵族娱乐需求，上林苑会安排专职驯兽人员驯养珍禽异兽，并有专业的马戏表演。这幅壁画高73.8厘米，长240.7厘米，画面呈梯型，是汉墓墓室入口处的楣额和上方的山墙，西方学者认为画中描绘的是上林苑的驯兽场景（有中国学者认为是摊戏表演的场景），全画笔意精炼，故事情节布局饱满，线条流畅，人物表情也是栩栩如生。对于研究汉代艺术、生活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该馆官方网站上将其列为“中国丧葬艺术”部分的最精华藏品（Highlights），可见馆方对这幅壁画的重视程度。
常任侠先生在编纂《汉代绘画选集》时，把此画的两幅局部照片收入书中，并识作“贵族生活图”。洛阳学者苏健也曾对壁画的流散情况进行过专门的调查。根据他掌握的信息，这件文物出自河南洛阳八里台发现的一座西汉壁画墓，主持盗掘该墓的是古董商刘鼎方。
南宋画家周季常、林庭珪所绘百幅《五百罗汉图》中的一件，系1894年日本大德寺携卷参加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宋代佛教绘画展”时售出，为该馆收藏早期中国绘画的开始。摄影/动脉影
除《上林苑驯兽图》之外，富田任内征集的另一件重要藏品，叫《五色鹦鹉图卷》，是那位糟糕的皇帝、伟大的花鸟画家——宋徽宗赵佶数一数二的代表作。皇帝在光滑而柔软的绢上，用细劲工致的笔触，描绘了两枝绽放的杏花，枝头栖立着一只五色鹦鹉，设色浓丽，却有清灵之感。画面右侧是徽宗标志性的瘦金体题诗。经杨仁恺先生反复比对，确认该图乃是宋徽宗“亲笔”所作。
这幅作品同系清宫内府旧藏，大约在同治或光绪年间，由皇帝赐于恭亲王奕訢，后来又同样被溥伟变卖出府。据民国时期著名画家于非闇（àn）所述，该图先是被卖给了琉璃厂的古董商人，后转卖给日本人江藤涛雄。
水月观音
这件宋代彩绘木雕水月观音的入藏时间是1920年。馆方档案显示， 它购自于日本山中商会。木雕背后的文字说明， 这尊观音像原本属于山西省稷山县，大约在明代，当地官员曾出资修复，如今观音面部还残留着金漆。宋代木雕彩绘佛像存世量稀少， 世界各大博物馆有证可考的仅20余件。摄影/动脉影
江藤主要收藏敦煌文物、古碑帖和书画，销往日本或欧美，与张大千是挚友。但是《五色鹦鹉图卷》并没有被江藤卖给白人，而是转给了另一位日本藏家山本悌二郎。20世纪50年代，山本过世后，其后人将此图卖给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当时代表该馆收购的正是东方部主任富田。
由此可见，富田与日本收藏界一直颇有交往。事实上，他和张大千也是好朋友。二人间发生过一段轶事。1957年，由富田经手，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从张大千处购入了一批中国古画，其中有五代时期著名山水画家关仝的《岸曲醉吟图》。次年，又买进一幅6世纪的《无垢菩萨》，得此画时，博物馆上下一片欢腾，认为从这个中国画家手上获得了传世最古的绢本佛像。然而20年后却出现了一个重大反转：经科学检测，以上两图的颜料成分皆是20世纪的产物，属于赝品，并怀疑制赝者就是张大千。为此，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专门在2008年举办了一个题为“张大千：画家、收藏家、制赝者”的小规模展览，对张某人的“欺诈”行为加以揭露。旅美画家、策展人刘汉昌先生曾在文章中详述此事。
在富田任内入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名作，还有传为唐人阎立本的《北齐校书图》、北宋赵令穰《湖庄消夏图》卷、南宋鲁宗贵《吉祥多子图》方页等。他主持出版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中国古画的完整著录数据。1963年他退休后，日本人执掌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东方文物收藏的历史，终于告一段落。
瘦骨清像
这件身形纤瘦的圆雕菩萨坐像高近两米，1903年出土于洛阳白马寺中庭，冈仓到访中国时曾有意收购此像，被寺方拒绝。几年以后， 它又出现在法国巴黎的文物商店。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董事会理事邓曼·罗斯及时出手买下该像，1913年冈仓去世时， 罗斯将其捐赠给博物馆， 以表达对冈仓的纪念。难道冥冥之中，真有所谓“天意”？摄影/动脉影
可以说，日本学者为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的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48-1949年间，王世襄先生亲赴该馆10个中国展厅考察，1955年回忆此事时，下笔仍难掩愤懑之情：“出资开办博物馆的美国财阀们，雇佣日本人来为他们服务，用心是非常恶毒的。由于日本人对东方文物比较熟悉，正可以利用他们进行劫盗，因此对中国文物的搜括不遗余力，这就使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时常无耻地向人夸耀，‘我们的东方文物收藏在全美居第一位’。”
也有另一种声音，比如著名画家吴昌硕。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史博士瞿炼，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吴昌硕在冈仓来华期间，应邀用篆书写就“与古为徒”四字，刻在漆匾上，赠给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在匾额上，他特意写下一段跋语：“波士敦府博物馆藏吾国古铜器及名书画甚多，巨观也。好古之心中外一致，由此以推，仁义道德岂有异哉？故摘此四字题之。”这块漆匾至今仍然挂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中国展室里，作为冈仓访华的见证。
从冈仓到富田，从日本中国部到东方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中国收藏，长期由日人操控。是机缘巧合？还是刻意而为？好古之心难道真的不分国界？博物馆收藏又是否可以超越仁义道德的标尺？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这些问题似乎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
本文节选自《中华遗产》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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