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民们一定是在长期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四季观念的。先民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天文，所谓“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周易·恒》）“天地节而四时成。”（《周易·节》）“日往而月来，月往而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周易·系辞下》）由天及地、由地及人，人文活动也要顺应天地四时之序：“变通配四时”“变通莫大乎四时”。（《周易·系辞上》）古代医书《黄帝内经》主张人要“顺四时之序”。从个体的养生到国家治理，都应如此。
中国人养生讲究时令节候，春有春时，夏有夏令，秋有秋节，冬有冬候。如《黄帝内经》说：“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素问·宝命全形论》）“四时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气所在，以时调之也。”（《素问·八正神明论》）春天是“发陈”的季节，“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这个季节的养生之道是：“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素问》）相应地，夏天、秋天、冬天的天地之气不同，人们的养生之道也应相应变化：“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一年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与之相应，春天要养“生气”，夏天要养“长气”，秋天要养“收气”，冬天要养“藏气”。顺应天地阴阳则生，逆之则阴阳失调，有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少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太阴不藏，肾气独沉。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小到个体养生，大到治理国家，中国人讲究顺应天地四时之气。治理国家如果不顺应四时之序，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国语·周语》载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地震，伯阳父就这么解释这场地震：“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载周太子晋说：“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说的就是治理国家如果不顺天地、应四时，就会国灭身亡的道理。古代史官就是系年记事，年又按四时先后顺序展开。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设官分职有所谓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这就是承天地四时之序。如郑玄注“天官冢宰”是“象天所立之官”，“地官司徒”是“象地所立之官”，“春官宗伯”是“象春所立之官”。人间的政治秩序遵从的是天地四时之序。
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榖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廓，揜骼霾髊。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吕氏春秋·孟春纪》）
《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篇章布局及其天人四时理念对后世影响很大。章学诚认为，《吕氏春秋》的篇章结构影响了司马迁的《史记》：“自《左传春秋》依经起义，兼史为裁，而司马迁七十列传，略参其例，固以十二本纪，窃比《春秋》者矣。”又曰：“吕氏十二纪似本纪所宗，八览似八书所宗，六论似列传所宗。”（《和州志·列传总论》）《礼记·月令》的内容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基本相同，《礼记》顺应天地四时的观念也与《吕氏春秋》近似。《礼记·礼器》：“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时为大。”战国以来的月令纪时系统，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有成熟的天地四时观念。这跟中华大地多处于北纬30°左右有关，这一纬度的区域自然气候四季分明；又与中华文明以农耕为基础的文化基因有关，靠天吃饭的民族更热切地关注自然气候的温暑凉寒，也更懂得顺应天地四时对于生存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