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可忍 孰不可忍！必须查处这些制造假药的凶手，坚决绳之以法”
时间回到1952年，伴随着朝鲜战争的白热化，远赴万里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死伤惨重，大量战士被送往后方接受治疗，然而，就在前线战事吃紧的紧要关头，远在上海的奸商却借战事大发国难财，大肆售卖假药给朝鲜前线的志愿军，他们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240万志愿军牺牲了多少人，却因为同胞售卖的假药，直接导致2万多名战士永远留在了冰冷的朝鲜战场上。
时间回到1952年，伴随着朝鲜战争的白热化，远赴万里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死伤惨重，大量战士被送往后方接受治疗，然而，就在前线战事吃紧的紧要关头，远在上海的奸商却借战事大发国难财，大肆售卖假药给朝鲜前线的志愿军，他们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因为同胞售卖的假药，直接导致2万多名战士永远留在了冰冷的朝鲜战场上。
抗美援朝中国牺牲了19.7万多名志愿兵。经多次专题研究和比对核实,现已确认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万多名。抗美援朝,是20世纪50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的一部分,仅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就达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立刻通知上海市长陈毅，这件事一定要严查，绝不姑息！随即轰动全国的严查行动开始了，其中近十万人被逮捕，更有数千人被处以极刑。
那么，这个黑心商人究竟是谁？又为何牵连如此多人？
众所周知，抗美援朝志愿军在武器装备、后勤补给、粮食弹药，包括急需的药品方面都是全面落后于敌军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仅军事实力强大，后勤保障也相当的完善，大兵在前线打仗，不仅吃得饱穿的暖，甚至还能喝可乐、红酒，吃冰淇淋。反观志愿军这边，不仅吃不饱穿不暖，因为没有制空权，运输线路经常遭到敌军的轰炸，食品、医药等重要物资很难运送到前线。
上海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为发达的城市，无论是物资还是战时急需的药品都是全国最全的，随着市场上的药品价格一路暴涨，一个名叫王康年的药店老板准备趁着国家打仗之际，大发国难财。
2000年，《解放军报》统计公布了志愿军烈士总数，为171687人，其中籍贯为四川省的烈士最多，共30789人，其次为山东省19685人、吉林省18260人。2006年，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也在仔细周密地查访统计后，确定志愿军直接战斗牺。
1951年11月，志愿军后勤人员来到上海采购急需的药品。因为几十万的志愿军远赴朝鲜，所需的药品数量大、且要的急，很多药品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凑齐。
王康年使尽各种手段讨好志愿军军需采购员，成功赢取了采购员的信任，最终成功拿下了这笔高达三亿元的朝鲜战场药品订单。
因为前线紧急，相关部门并没有按照制度仔细检查，直接将这些药品紧急送往了前线。
王康年之所以敢如此大胆，也有他自己的考虑， 因为朝鲜战场的补给线实在太长，从中国到朝鲜3000多公里的艰难路程，运输过程中有可能遭到敌军的多次轰炸，可以说，这批药品能不能到达前线都是一个未知数，这正是王康年打的如意算盘，这批药到不了最好，即便到了被发现了，也可以说山高路远保存不当，损坏了。
然而，运送药品的志愿军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精神，在多方部队的拼死保护下，这批药品最终到达了朝鲜战场的后方。
就当医护人员满怀期待的打开这些药品时，却当场愣在原地，里边的医用棉签是腐烂发臭的，最为关键的阿司匹林居然是淀粉做的，用来救命的青霉素更是用清水兑的，用来止血的绷带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霉菌，本该锃亮的医用手术刀却是锈迹斑斑......
看着眼前的假药，拿着手中生锈的工具，听到一旁受伤战士痛苦的哀嚎，军医们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
假药毒害志愿军的事情很快被彭老总所知晓，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志愿军，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竟然因为同胞的一己私利，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爱兵如子的彭老总。被气得浑身发抖，他即刻下令将留存的所有假药就地销毁，并急电通报后方，务必严查此事。
事态严重，假药事件很快传到毛主席的耳中，当即通知上海市市长陈毅，下达严令，凡是参与到这件事的人全部正法。很快，通过锁定银行流水信息，王康年的大康药房浮出了水面。
1952年1月31日，王康年被抓，经过公安机关的统计，王康年从政府处共计骗取了足足26亿元人民币之多。但被抓后的王康年直到第二年才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许多人不明白为何要隔一年？因为毛主席判断，如此规模庞大的利益链条，绝不止是王康年一人所为，必定要揪出背后的保护伞，所以在把王康年抓捕之后，开始调查王康年的社会人脉。
在抗美援朝中根据志愿军作战处从1951年8月15日到1958年9月20日统计，我国在朝作战牺牲的人数约为18万左右，其中包括病亡，事故，失踪及被俘人数，在2015年，我国军方将在战场上的战斗中丧生的人数更新为198,000人。其中。
经过缜密的审查，王康年从1949年到1951年间，销售额达到了350亿人民币，其中皖北卫生处在大康药房订购了25亿的药品，却都对不上数，哪怕是王康年被抓之后，也依然有许多地方没能得到药物。据调查，王康年这些年用金钱、女人等贿赂方式，向国家37个党政机关人员进行贿赂，数额高达2亿元。
很快，王康年就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审判庭上，王康年竟恬不知耻为自己狡辩，说这些药品是运送时间太长和保存不当才导致发霉损坏的，跟他没有关系，他是冤枉的。但公道自在人心，大康药房的员工也纷纷站出来揭发举报王康年，最终于1953年2月28日，王康年因为“盗骗志愿军货款，银行贷款”等罪名被上海市人民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其实，抗美援朝期间，大发国难财的远不止王康年这一起事件。
1951年2月，在上海四川北路标准军鞋店的胡恒庆收到了志愿军3.5万双军鞋的订单。朝鲜战场零下几十度的超低温，一双好鞋可保护战士脚部不被冻坏。本应该按质按量制造出优质军鞋的胡恒庆，为赚取更多私利，暗中命人偷工减料，赶制了一批劣质军鞋。当这些军鞋运送到前线，穿在志愿军的脚上还没几天就破帮烂底，气的在前线作战的志愿军破口大骂奸商，但仍旧得无奈只能穿着劣质军鞋，坚持与穿着大头军靴的美军作战。
另有上海华东益民公司在接到为志愿军生产牛肉罐头的任务后，恶意抬高市场价格，将市场上的牛肉罐头价格硬生生提高了三倍。在一年的时间里，上海华东益民公司通过供应牛肉罐头获利超过30亿元。然而，单单提高价格已经不能满足奸商的私欲，他们又在牛肉的质量上动起了心思，在制作罐头的黄牛肉中兑了比例过半的水牛肉，而水牛的价格要比黄牛便宜一半还多。这一番操作下来，上海华东益民公司又获得了巨额的赃款。但这也害苦了远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不少战士在吃完他们的劣质牛肉罐头后，有不少人都中毒患病。
当朝鲜战场上这些触目惊心的报告送到毛主席这里时，毛主席勃然大怒，在当时王的罪行一公布，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要求严惩所有的奸商，以告慰那些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反而死在自己人手里的志愿军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