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婚晚育背后的人口结构风险
“当时我是想让大家了解到‘晚婚晚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随时代调整的，但没想到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鲁晓明说。
“18岁就可以结婚，那是要提高离婚率，增加单亲家庭的节奏？”
“不赞成降低法定婚龄，十八九岁当父母可能思想上还没有准备好，不利于提高育儿水平和人口质量。”
“结婚了，很多家庭就会生小孩，20岁左右的大多数人都不具备抚养小孩的能力，再降低，请问小孩抚养问题，如何解决。”
“18岁结婚然后生娃变成三个娃。”
……
当鲁晓明的提案在媒体上公开后，众多网友投掷出质疑之声。对此，鲁晓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反对声不少，可能是这个建议让年轻人很有压力、感到焦虑，“还会让人有被催婚的感觉”，所以他对反对声也能理解。
根据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规定，迟于法定婚龄三年以上结婚的是晚婚，即男性25周岁，女性23周岁即是晚婚。所以晚婚年龄一般是男性25周岁，女性23周岁。注：晚婚年龄的规定与我国法定结婚年龄规定有所不同，法定结婚年龄是每对。
不过，鲁晓明重申，他的建议是从事实出发，“按照是非曲直”去提的。
今年3月，鲁晓明在《政治与法律》期刊上发表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法定婚龄调整》一文，详细阐述了他建议降低法定婚龄的理由。
“当前，我国学界关于婚育制度的研究聚焦于人口生育制度，而很少注意到法定婚龄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鲁晓明在该文中写道。他在文中提出，应修改法定婚龄制度，降低允许结婚年龄，通过变革婚育制度刺激生育，以改变失衡的人口结构。
鲁晓明在文中阐述道，“社会老龄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退出劳动者序列，转而进入受赡养者行列”，他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到2050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64 亿，人口抚养比上升至50.15%。届时，将出现两个在职人员抚养一个老人的严峻局面。”
他认为，反映晚婚晚育政策的现行法定婚龄，对于成年人婚育实施了过于严格的限制，对恶化我国人口结构的风险不容忽视。
“造成生育率低的原因十分复杂，人口政策、城市化、教育水平、生育成本等多种原因均可能导致生育意愿降低。但相对于其他国家生育率的逐步下降，晚婚晚育政策显然是我国生育率快速降低的重要因素。”鲁晓明进一步阐述道。
早在10年前，2012年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黄细花就曾在全国两会期间提过“将法定婚龄降至男女均为18周岁”的建议。
“最初我关注到婚龄问题，是因为关注人口问题。”近日，惠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细花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我是学生态学的，生态讲究平衡，不平衡就要出结构问题，人口也是一样。一对夫妻至少要生两个孩子来传承，考虑到有些人不育、不结婚，那么一个家庭至少要生2个多孩子才能实现人口结构平衡”，黄细花如此分析道。可是她也观察到，我国生育率早已低于该水平，并且还在持续走低。
人口学界将总和生育率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一旦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出生和死亡将逐渐趋于均衡。事实上，从1992年起，我国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2.1，至今已有30年。
2010～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图中数据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分年龄数据采用回推移算方法估计得到。图片来自《中国人口长期发展目标研究——基于增强经济实力的认识》（《人口研究》2022年7月）。
符合晚婚年龄(女23周岁，或男25周岁)的，可享受晚婚假（晚婚假天数按地方性行政法规规定有所不同）。 公民晚婚晚育，可以获得延长婚假、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现在删除了对晚婚晚育夫妻、独生子女父母进行奖励的规定。
今年8月，国家卫健委党组在《求是》杂志上发文称，近年来（我国）总和生育率降到1.3以下，低生育率成为影响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该文还预判，“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提高法定婚龄，这是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下、由计划生育政策引起的，那么现在社会条件发生变化了，政策鼓励生育了，为什么不让法定婚龄回归到原本呢？”薛宁兰说。
“自主生育是人口学界很早就提出的生育政策调整建议，那么民事法律环境也要随之转型。”在薛宁兰看来，降低法定婚龄不失为我国从限制夫妻生育转向鼓励夫妻自主生育的民事法律措施之一。
从《婚姻法》到《民法典》的一次大讨论
在众多支持降低法定婚龄的推动者看来，民法典的编纂是一个绝佳契机。
2019年6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进行分组审议时，“是否应降低男女法定婚龄”这一立法议题一时成为关注焦点。
张苏军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早已将法定婚龄规定为18周岁左右”，专家学者认为“法定婚龄理应与成年相对等，有完全民事能力时，就有权选择结婚或者不结婚”。
该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那几日，法定婚龄成为网络热门话题。有媒体在微博发起该话题投票调查，结果显示，66.2万参与者中，14.2万人赞同将法定婚龄调至18岁，42.9万人表示不赞同，暂不表态的有9万人。
“网络一下就将这个话题‘炒’起来了，真是超出我们的预期。”薛宁兰称。
薛宁兰介绍，在民法典编撰期间，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成立了一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起草的课题组，她作为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的副会长负责相关工作。“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由大学、科研机构、法律实务界从事这方面教学、研究及司法实务的专家学者等组成的学术团体。大家都觉得我国法定婚龄规定太高，应当作出调整，但又有不少人觉得降至18周岁，是不是步子有点大，就有人提出降到20周岁。”
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女年满二十三周岁的初婚为晚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没有晚婚年龄的规定。只是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人们通常会觉得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女年满二十三周岁的初婚为晚婚。晚婚年龄与法定婚龄不同，它。
“不过，降低到多少岁合适？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事儿不应该是拍脑门想出来的。”薛宁兰说。
2020年，薛宁兰在《东方法学》期刊上刊发了《社会转型中的婚姻家庭法制新面向》一文，详述了对降低法定婚龄的思考。文中，她主张未来将男女法定婚龄一并确立为18周岁，与成年年龄相等。
“从民法上来看，自然人18周岁即为成年，便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结婚是个民事行为，男女达到法定婚龄意味着他们具备了结婚的行为能力。为什么男女结婚行为能力开始的时间就要比男女成年年龄高呢？”薛宁兰说。
晚婚也是重要内容的其中一项，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年龄和法定年龄相比没有法律限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鼓励的。条件符合晚婚的双方在法定婚假基础增加一周，工资、奖金照发。
徐文海也支持将法定婚龄设定为成年年龄，“降低法定婚龄，可以消除民法典总则编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规定与婚姻家庭编规定的差异，这有利于《民法典》内部协调一致”。
“18岁的人，连选举这么重要的、应当具有更完备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政治性权利都赋予他了，为什么在结婚这种个人问题上，不赋予他权利呢？”徐文海表示。
“很多人反对降低婚龄到18周岁，可能是他潜意识里认为，一到这个年龄就必须结婚，可这是一个误解。”薛宁兰解释道，“其实它是一个资格的赋予，是法律的一个底线。”
薛宁兰曾在文中介绍，《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执行机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指出:“一些国家规定了男女不同的最低结婚年龄。这种规定不正确地假定，妇女的心智发展速度与男子不同，或者她们结婚时的生理和心智发展无关紧要，这些规定应予废除。”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联合国有关妇女人权保护的最重要最全面的法律文件，被称为“妇女权利宪章”，中国政府于1980年签署了该公约，成为最早的缔约国之一。
“这一解释的意义之一在于，自然人一旦成年且无论性别，一律平等具有缔结婚姻的资格，它代表着法定婚龄立法的国际潮流与发展方向。”薛宁兰表示。
婚龄的弹性
2019年10月21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草案三审稿对法定婚龄暂不做修改，维持现行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
其时，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现行法定婚龄的规定已为广大社会公众所熟知和认可，如果进行修改，属于婚姻制度的重大调整，宜在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分析评估后再定。
直至2020年5月《民法典》颁布，法定婚龄仍定格在男22周岁、女20周岁。
“《民法典》刚刚生效，短时间内也不太可能做较大改动。故如今下调法定婚龄并非适时可行。”徐文海在2021年发表的《<民法典>视阈下降低法定婚龄的可行性研究》一文中如此写道，但他同时提出，“政府应当厘清社会群众对法定婚龄下调的理解误区，明确降低法定婚龄只是起引导作用而非强制提早结婚，也可以向民众普及降低法定婚龄的社会效益，从而为下次改法调整法定婚龄做好铺垫。”
新华书店昆明书城专门设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图书专柜。人民视觉 资料图
“我不觉得大家是真的抵触降低法定婚龄，他们反对的是不负责任的婚姻。其实这个可以通过婚姻家庭教育解决，帮助年轻人树立更好的婚姻家庭观，而不是一味提高婚龄。”徐文海说。
从历史上来看，虽然我国在不同时期都设置有或高或低的“婚龄”以发挥调控作用，但真正影响人们婚育选择的，仍然是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对美好生活的不同构想。
事实上，我国一直存在着“法定婚龄”和“政策婚龄”这两种形式，一份基于“五普”长表数据的研究展现了不同时期婚龄的约束效果。该研究题为《法定婚龄、政策婚龄下的民众初婚行为》，于2005年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中国人口科学》。
该文记载，1983年到1994年，男性低于法定婚龄结婚比重都在35%以上，不过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早婚现象趋于减少，男女晚婚比重逐渐上升。
该文写道，90年代以来，农村青年男女婚姻行为中出现晚婚率大幅上升与低于法定婚龄比例明显下降但仍保持一定比重的状态并存，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作者认为，它是农村青年谋生方式从农业转向非农领域这种社会状态的反映。
据该文记载，在多个时期，虽然上有法定婚龄、政策婚龄达标才能登记结婚的政策，但多地也一直有只办婚礼不登记、涂改户口本年龄登记、直接同居等“早婚”对策。
法律分析：我国晚婚年龄为：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女年满二十三周岁的初婚。晚婚的前提是男女双方都必须为初婚。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七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黄细花就曾见到过这类事实“早婚”带来的后遗症。她在公号中撰文回忆为什么会在2012年两会提议降低法定婚龄至18岁，“是因为一位同学的女儿，在20岁时生了小孩无法上户口，因为没有结婚证”。
“因此我希望从法律层面上，赋予年轻人和婴幼儿更多的权益，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本意并非一部分朋友所理解的，让大家18岁都去结婚。”黄细花写道。
“小家大国，面对国家的人口社会现状，我们该珍惜我们的每一次选择，18岁，责任和义务并驾齐驱的年纪，政策不会强迫每一个人，理解才是繁荣的根本。”黄细花如此写道。
本期高级编辑 周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