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超乎想象的地图

古老的地图很少能占据报纸头版位置，但马丁·瓦尔德泽米勒于1507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在2003年被美国国会图书馆纳入收藏的时候，却成功做到了这一点。瓦尔德泽米勒地图被称为美国的出生证明，美国政府耗资1 000万美元才将其购入。它是由十二块精雕细琢的木质刻版印制而成的，十分精美，于1901年被耶稣会学校的老师重新发现。约瑟夫·费舍尔一度以为它是伟大艺术家阿尔布雷特·丢勒的作品，虽然它不是，但这个误解也有情可原。这些木制刻板印刷的巨型世界地图或许有几千张之多，然而，展示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大厅中的那份，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一张。

这幅地图之所以以天价售出，只是因为上面一个微小的细节。这是第一幅以“亚美利加”（America）一词表示美洲的地图。马丁·瓦尔德泽米勒把这个词标在南美洲的一个空白处，差不多是巴拉圭所在的位置。在该图左侧，从南极到北极的那片幽灵般的地形蜿蜒开来，“美洲”这个词所指示的区域并不明确，不过，美国国会却认为，它所覆盖的范围已经足够令他们满意。关键在于：这是一个新大洲的新名称，而这都是因为瓦尔德泽米勒是探险家和地理学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忠实支持者[1]。如果他是哥伦布的支持者，他或许会把这片新大陆称为“哥伦比亚”。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韦斯普奇才是这片新世界的发现者。

这幅地图出版9年后，瓦尔德泽米勒放弃了1507年版原始地图的创新模式，删除了一些冗余的内容，转而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设计，导致它成为一幅没有未来的地图。唯一一份副本得以留存，则要归功于一个名叫约翰内斯·舍纳的人，他曾是牧师，后来成为一名数学家。此人购买了这幅地图，并将它一直保存到他逝世的1547年。地图被装在一个皮面装订的文件夹中，封存在德国南部的沃尔夫埃格城堡中。直到1901年，城堡档案保管员赫尔曼·哈夫纳听说，一名住在离德奥边境不远的奥地利中学教师对历史文献颇感兴趣，于是将城堡图书馆交予这名教师管理，这份地图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位名叫约瑟夫·费舍尔的中学教师，对维京历史极感兴趣，并且正在查找关于早期挪威人旅行方面的资料。要不是这些偶然的巧合，这幅地图或许永远不会从瓦尔德泽米勒所在的时代穿越过500年与我们相见。约翰内斯·舍纳这个历史舞台上最接近原初地图的角色，担心后人对于可以藉由什么样的物品来考察历史毫无概念——事实上，任何物品都有其价值。1533年，他抱怨道，“你知道的，由于时间的关系”，艺术和科学是“如此沉默，因而极易被忽视，我们不禁要担忧，它们会被那些愚蠢的人们抹去”。

你将要阅读的这本书，却是关于另一幅地图——塞尔登地图的，它得名于1654年将它捐赠给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英国律师约翰·塞尔登。这是近700年来最重要的一副中国地图，它描绘了当时中国人所知的那片世界：西抵印度洋，东接香料群岛，南邻爪哇，北望日本。这幅地图之所以保存至今，是因为它落到了约翰·塞尔登手中。塞尔登怀着同舍纳一样的热情，希望能够确保知识的延续性，不单是英语世界的知识，而是各种知识，甚至包括他根本读不懂的中文知识。他这样做，对这幅地图实在是一大幸事，因为与印刷了几千份的瓦尔德泽米勒地图不同，这幅地图是一份孤本，是纯手工绘制，再也没有第二份。

这幅地图很大，长度达160厘米（约63英寸），宽96.5厘米（约38英寸），虽然面积只是瓦尔德泽米勒地图的一半（前者为16平方英尺，后者则有34平方英尺），但塞尔登地图已经是它所在的时代最大的壁挂式地图。因为当时中国和欧洲都无法造出如此巨大的单片纸张，所以，制作如此规格的壁挂式地图需要格外精巧的设计。塞尔登地图的绘制者用到的最大单片纸张为65厘米×128厘米（25½英寸× 50½英寸）。为了解决尺寸的问题，制图师采用两张单片纸，把其中一张从中间纵向拦腰裁开，把其中半张粘到另外一张的侧面，然后再用剩下的半张裁出合适的尺寸，粘到两片纸的底部。瓦尔德泽米勒则是使用更小的单片纸张（42厘米×77厘米，合16½英寸×30½英寸）来制作地图。他并没有把这些纸张粘合到一起，而是把地图分成十二个部分，分别用十二个不同的木质刻版，印出十二张，然后由购买者把它们组合成一副完整的地图。随着地图设计的演进，几乎所有买家手中的成对的图纸都惨遭抛弃，其中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申内的那份，但它之所以幸存，也是因为它被埋没在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藏书当中，塞尔登地图得以留存的原因也是如此。如今，两幅地图都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瓦尔德泽米勒地图是在一百年前，塞尔登地图则是在几年以前。

两幅地图都极为重要，但意义却各不相同。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是在新大陆刚刚为人所知的时候绘制的。新大陆的发现恰好迎合了欧洲的猎奇心理，这迫使他将现有的制图模板利用到极致，然而又不得不在九年后抛弃它，以顺应一种能更好涵盖整个地球的新几何学潮流。同样，塞尔登地图也是在中国受到在地球另一端发现新大陆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绘图者深谙中国长期以来制图的传统，不过，他却能够不落窠臼，用以前中国制图师从未采用过的新方法来描绘这片土地。面对那个爆炸性的发现，那些家乡之外的陆地与海洋分布的崭新数据，与瓦尔德泽米勒地图一样，塞尔登地图的制图师重新设计了世界的版图。他还创造出一种重要而不失美感的方法，为亚洲东部的大片陆地点缀上山脉、树木还有开花的植物。当然，一里四千米，地图中偶尔还能见到一些略显奇怪的细节，其中我最喜欢的，要数戈壁沙漠上方乍现的两只飞舞的蝴蝶。

那幅为“美洲”命名的地图，花了一百年的时间，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到新家，它被恰如其分地陈列在一系列庆祝建国的奠基性文件所在的神圣位置。塞尔登地图的命运也会如此吗？经过2011年精心（而且昂贵）的修复，它如今在博德利图书馆展出。它的故事会终结于此吗？如果有人认为这幅地图在中国的国家认同中扮演着奠基性的角色，或许它的未来将会变得复杂起来。不过，塞尔登地图并不是中国的诞生证明。它上面既没有出现中国人说的“中国”这个国名，也没有出现“明朝”这一当时统治王朝的名称，此后中国又延续那么多年，以致二者已经都不再具有重要的意义。

塞尔登地图既然不是诞生证明，它会不会是一份潜在的收养证明呢？目前，中国就东海和南海几千个岛屿的主权问题，与东亚的每个临海国家都存在领土争端。其中最广为人知，也是争议最激烈的，就是台湾东北方向的钓鱼岛，以及中国南海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由于塞尔登地图是19世纪以前唯一从地理上详细刻画中国版图的文献，有人便寄希望于这份失传已久的地图，企盼它成为中国与邻国进行外交博弈的一张王牌。

1里路是0.5千米。换算关系 1里=500米。1公里=1000米=1千米。1公里=2里=

当然，我之所以用一整本书的篇幅来讲述一幅地图，绝不是要给一个古董的巡回展览做宣传。其实，我是要把这幅地图作为一个引子，来考察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极富创造性和变革性的时代。一幅幅崭新的图景在眼前展开，旧的知识和观念摇摇欲坠，许多根深蒂固的理论被颇具争议的新观点取代。

在那个时代，数以万计的普通人离开家园去寻找工作，既是谋生也是冒险。数以万计的船只往返于欧洲和亚洲各大港口之间。一个大洲的商品重新建构了另一个大洲的经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威廉·莎士比亚首次公演了戏剧《暴风雨》，本·琼森创作出音乐剧来取悦英王詹姆士一世，约翰·邓恩[2]迫于詹姆士一世国王的压力，不得不放弃绝妙的情诗创作转而写作精彩的布道文字。在众人当中，还有约翰·塞尔登，这个彻头彻尾的伦敦人，本应研习的是法律，却在尽职尽责地快速写出一首首诗歌。无疑这些诗歌谈不上是一流的创作，这个年轻人依然需要在他的本行中谋取职位。他将在东方学和大陆法领域创作出里程碑式的作品。当然，与那些更负盛名的作者一样，他也确定无疑地改变了英国社会的结构。而这一切尚未结束，一幅以他署名的地图还将落入他的手中。

我并没有以地图本身作为本书的开端，因为在我们谈及塞尔登地图之前，还有许多别的问题需要思考。我们必须首先深挖其他的领域，部分原因在于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文献能对这幅地图加以注解。这幅地图绕着地球转了半个圈，最后落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这里的人看待地图的角度，与制图者截然不同，这使得地图本身更为复杂，也使得它所包含的故事成倍递增。这幅地图绝不仅是对它所在时代的被动展示，这份凝聚大量心血的文献，将披露许多关于它的绘制者、鉴赏者和涂改者所在时空的信息。我们所知道的既可以说是比绘图者少，也可以说是比绘图者多，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如何阅读这幅地图。

一本书的篇幅，都不足以打开地图中隐藏的所有细节之门，更不用说这些门通向的不同走廊，以及这些走廊导向的各个房间，这似乎有些奇怪。那些我能够进入的房间，已经揭示出极为丰富的事件和人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幅地图时始料未及的。这其中包括伦敦焚烧日本色情书籍，万历皇帝的贸易政策，中国罗盘的设计，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3]故意拼错“仙那度”（Xanadu）[4]一词，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接受人类遗骨捐赠，圣殿骑士团的祖传教堂，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其中，罗盘是唯一我曾经预想到的题目，其他全都出乎意料。但是，如果希望还原神秘的塞尔登地图所在历史的全貌，这些问题都必须纳入考虑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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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2008年2月，第一次见到塞尔登地图，当时正值牛津大学的春季学期。那天早上，我在新新博德利图书馆一间上了锁的地下室（没过多久，这间地下室就被重新装修成一间闪亮的展厅，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被一件以前从未想象到的东西所吸引。只见它平摊在两张并排摆放桌子上，供我仔细查阅。此前，我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它叫什么。看了第一眼，我就知道，这显然是一张古代的中国地图，可是跟我过去见过的中国地图截然不同。首先，它的尺寸令人震撼。整个展开后，宽度超过一米，从上到下长度接近两米。粘在地图底部的卷轴告诉我，这是一幅壁挂式地图，可以像卷轴式的中国画那样展示。我以前曾经见过别的壁挂式古代中国地图，所以，虽然它的尺寸很大，也不会让我觉得特别诧异。真正让我不解的是，这幅地图所描绘的中国，既包括中国大陆，也包括我们今天所知的东南亚诸岛。而且，这幅地图全景式的展示所呈现出的视觉效果也相当震撼。沙灰色的陆地上，遍布着灰蓝色和棕色的山脉，用黑墨绘成的点来代表树木，是借用中国古代风景画的手法，小片红色区域，则用来突出强调的内容。整幅地图上遍布着各种植物——树蕨、翠竹、松树、榆树、鸢尾、叶兰，甚至还有一些兰花——地图上方的戈壁沙漠上有两只蝴蝶在翩翩飞舞。海洋的部分则不甚均匀地涂成绿色——在颜料氧化之前应该是蓝色——上面用云朵般的波纹代表海浪。地图上，所有城市和港口都用黑点注明，旁边用难以辨认的汉字标识出名称，四周用黑底黄边的圆圈圈起来。连通各个港口笔直线条，在海洋上形成花状的网格，表明过去船只航行过的一条条航线。

我以前看到过不少古代亚洲地图，但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地图。它非常精美，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献，图中描绘的许多地区，都是过去的制图师从来没有涉及过的；它更是一副史无前例的艺术作品，蕴含着丰富的精神空间（借用地图史学家余定国贴切的术语），展示出过去一些人心目中想象的东亚世界的图景。它不只是对地形地貌的直白呈现，更是对当时生活景象的全面而生动地描绘，堪称完美。

我之所以能在那天有幸瞻仰这幅地图，多亏时任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的何大伟（David Helliwell）。他在清晨发来一条短信，建议我尽快到图书馆去一趟。自我成为一名中国史学家以来，何大伟就一直在博德利图书馆掌管中国藏书，所以，我知道，但凡令他激动或是惊诧的文献，一定值得一看。一定是某件重要的藏品公布于世。一上完早课，我立刻赶到博德利图书馆，并在何大伟的办公室找到了他。他把我带进一般人不能进入的地下室，这幅地图就静静地躺在那里。

博德利图书馆是牛津大学的专用图书馆。它是以托马斯·博德利的名字命名的。博德利认为，牛津大学应该像欧洲大陆那些伟大的大学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图书馆，因此他以神学院剩余的藏书手稿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正式建立于1602年，而仅仅两年之后，该馆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本中文藏书。当时，全英格兰根本没有人能够为中文书籍制作封面和封底，原因很简单：中国书籍传统上都是从左往右翻页，而欧洲图书都是从右往左翻页，使得英国人根本分不清中文书的封面和封底，更不用说哪个是第一页，哪个是最后一页。但是，尽管存在语言的障碍，博德利还是会尽可能把一切中文和其他无法辨读的文字的书籍纳入收藏。在他看来，自己图书馆中的书籍没有读者，这根本不是问题。他相信，总有一天，会有认识相应文字的人来阅读它们，而其中有用的内容也会重见天日。不必着急，这些书籍尽可以静静躺在书架和书箱中，直到有一天它们被人启用。博德利在为长远的未来收藏。

何大伟已经查看过藏书记录，他告诉我，这幅地图是在1659年，与一位名叫约翰·塞尔登的律师捐赠的其他书籍和手稿一道进入博德利图书馆的。我从未听说过“约翰·塞尔登”这个名字。何大伟对这幅地图的了解仅限于此。他说，正是因为一位研究大英帝国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贝瑞保（Robert Batchelor），在一本古老的书目上提到这幅地图的记录，并打电话给他，他才注意到这幅地图。何大伟来到地下室，在旧书堆发现一个长而窄的纸箱，这幅地图已经在里面沉睡了100年。接着，他就给我打电话，叫我来看一看。多亏贝瑞保独具慧眼，这幅地图才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据我们粗略估计，这距离它进入博德利图书馆已经有350年，距离它被绘制已经有大约400年之久。

越是仔细察看，我的疑惑就越多。它跟我见过的所有明朝（1368~1644）以来的中国地图都不一样，简直是毫无共同之处。首先，它比一般的明朝地图覆盖的范围更广，上面不仅有明朝人观念中的疆域，还涵盖了国界周边的许多地方，从右上角的日本，一直到左下方的苏门答腊。在南海下方，菲律宾和婆罗洲的位置与现实吻合。越南的海岸线轮廓如今看着也很眼熟，马来半岛跟今天印度尼西亚几个大岛的位置也分毫不差。过去，中国制图师描绘这些地方的时候，都有着固定的传统，那通常是将它们挤在一起平铺在中国大陆周围。我承认，这些传统在明朝末年有了改变的趋势，但像这样的地图在晚明还是绝无仅有。在地图史学科的第一节课上，老师就会告诉大家，所有地图都是其他地图的复制版。然而，这幅地图没有照抄我所知道的任何一副地图。

1里 = 500米 = 0.5千米 希望我的回答对您有帮助,满意请采纳,谢谢。

这幅地图对所描绘的各个地区平衡关系的处理，也跟其他中国地图截然不同。在明朝，无论是中国地图、亚洲地图还是世界地图，都会把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心。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幅地图的中心不是中国，而是南海。17世纪初，香料贸易让欧洲名声大噪，对印度果阿、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和荷兰阿姆斯特丹这些港口来说，这片海域是一片通行必经的航道。对于一位绘图师来说，让一副地图以一片海洋为中心，实在再奇怪不过。这一方面有悖传统，另一方面，那片区域几乎什么都没有：这相当于把一个洞作为地图的中心。绘图师并没有让陆地成为他所绘制的这片精神世界的重点，相反，他把陆地放在次要位置，引导人们把注意力转向那片海洋。

最后，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幅地图看起来太过熟悉。我们今天看到的东亚地图，那些陆地和水域的轮廓，都是接下来数百年历史变迁的结果。我们对于这片区域的视觉概念，肯定跟明朝的地图有天壤之别。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描绘得正确、他们描绘得错误，而是因为我们看世界的方法与他们不同，将地理事实投射于纸上的描绘体系也与他们不同。两种不同的体系不可能产生相同的图像。然而，在这张绘制于400年前的中国地图上，这些历史和方法上的差别都很少体现，让人第一眼看上去就毫不陌生，而是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不仅如此，它看起来还太过完美。它对于南海各个航线的描绘，恰如其分地契合了当今的时代背景——中国成为全球商品的主要供应商，将中国制造的产品通过轮船运往世界各地。这幅地图描绘的商业世界，是在以往任何东西方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它描绘得十分清楚，但却让我十分不解——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那天，我得知这幅地图被叫作“塞尔登地图”，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名称好标题。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约翰·塞尔登这个名字，所以一开始对地图跟这位捐赠者的关系并没有兴趣。后来，我的看法有了变化。这幅地图本可以落到任何人手中，然而，它偏偏落到一位国际海洋法专著的作者手中，而且是第一位提出国家可以对海洋宣称管辖权的学者。

国家管辖权问题首先出现在法律中，是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之后的那些年。1494年，罗马教廷的一位使节，把当时欧洲正在崛起的两个海洋大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召集到西班牙小城托尔德西里亚斯，来决定这两个国家可以对地球的哪些部分行使管辖权。非洲佛得角群岛以西、非洲西北海岸370里格（合1 200海里）外，一条贯穿南北极的线，决定了地球上的那些“无主之地”的归属。该线以东的所有地方“应当并永久属于”葡萄牙所有。于是葡萄牙去了亚洲，还占据了巴西的大部分地区，不管其谈判对象西班牙之前有没有涉足该线以东的这些地区。而该线以西的所有地方“应当并永久属于”西班牙所有，包括美洲和太平洋。条约还允许双方船只在对方管辖海域内进行无害通过。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被认为是解决两个相邻（接壤）国家领土争议的边界性条约，并为两国和平共存、避免冲突提供了制度框架。由于它所涉及的是海域而非陆地，因此它所适用的国家也不仅仅限于上述两国，它的条款影响到所有有船只经过该片海域的国家，因而在全欧洲都颇具影响。而正是通过对《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一系列缺陷的补充，国际法才缓缓成形。

制定国际海洋法，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国际法，这一功劳，非17世纪早期荷兰杰出学者许霍·德赫罗特莫属，他的拉丁名字胡果·格老秀斯更加广为人知。但是，在我心目中，这一殊荣同样属于约翰·塞尔登，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他是如何捡起格老秀斯提出的各种法律难题，从而为一部可操作的海洋法奠定基础。格老秀斯认为，海洋不可以被宣称主权，但约翰·塞尔登却另有看法。塞尔登并没有特别提出南海应该归哪个国家管辖——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他可能会认为南海当时不属于任何国家——然而，他的确主张海洋可以像陆地一样归属于某个国家。

约翰·塞尔登对于南海的真实看法我们已无从考证，但是，他的确考虑过相关海洋法的问题，这无疑也是他购买的那幅地图显著的视觉特色。在他那个年代，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每个人都对海洋感兴趣，塞尔登对海洋法的兴趣，只是更专业罢了。要想知道当时大家对海洋有多么狂热，从一位欧洲历史学家的研究便可见一斑，他估算，到1660年，也就是塞尔登地图进入博德利图书馆一年以后，大约有一万艘欧洲商船航行于海洋之中，去寻求商机和开拓市场。当然，虽然前往亚洲的船只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数量也相当可观。虽然我们无法统计从事同样活动的亚洲商船的具体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数字大于10 000。

因为当欧洲人能够进行环球航行并在各地开展跨境贸易之时，那些欧洲以外的航海家早已在本地建立起地区贸易网络，这些网络构成了全球贸易网络的基础。17世纪，欧洲航海家只是亚洲主导的航海大戏的配角，当然，他们没有几项技术比他们的亚洲对手先进。曾前往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李明（Lonis Lecomte）就曾见证亚洲航海的繁荣，他说，中国人能够“像葡萄牙人一样安全地”在外海航行。他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他既乘坐过葡萄牙航船，也坐过中国航船。地球的这两端被海上通航连接成一个整体。

约翰·塞尔登比同时代的人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正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新思想与新制度，新的贸易通道和牟利方式，个人与周围世界关系的新理念，都在酝酿产生。过去在君权神授的帝王统治下生活的臣民，现在意识到统治他们的只不过是人。巨额财富在过去意味着占有大量土地，如今却意味着拥有大量船货。与这些变迁相伴随的，是欧洲长期仰赖的陈旧中世纪传统下，飞速产生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制度和新生活方式。世界需要一整套新的法律架构，来保障新的秩序。这正是身为律师的塞尔登所要做的事。

但是，约翰·塞尔登所做的，不只是修改法律和判例。他还能够预测未来，因为他对于过去材料的搜集钻研，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法律学者都要彻底——彻底到甚至连一幅中国地图都没有放过。他从这些材料中不仅找到了海洋法相关的判例，还有更具革命性的理念基础：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保障统治者的权力，而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他的座右铭就是：自由至上。这似乎听起来像陈词滥调——一个自负青年空喊的口号——然而，对塞尔登来说，这却是向他那个时代的专制统治宣战的誓言，他本人就曾相继被两位国王投入监狱，因而对暴政有着切肤之痛。这个誓言，先是指引他去研究法律，然后是政治，最后投入对包括希伯来语在内的亚洲语言的研究，这样，他就能够去破译那些先知的文本，使得他有能力去重建作为人类基本状态的自由。

塞尔登并没有将“自由至上”写在地图上。我多么希望能在上面看到他的亲笔题词，但是，这幅地图没有封面，塞尔登自然也不愿在地图原件上涂写。他对这幅地图没有做任何评论，只是在遗嘱中提到它，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我们可以看出，塞尔登与这幅地图的历史密不可分。

那么，除了那些对17世纪历史特别着迷的人，普通人在这幅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中国古地图上又能发现什么呢？我将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说明我们能从这单张的文献了解什么内容，以及这些内容为什么重要。

首先，我要请你特别注意塞尔登地图的中心位置。在你心里给这片区域画上一个半径为一英尺（约0.3米）的圆圈。你会发现，这个圆圈处于中国南海的北端。这个圆圈的顶端，有一个看起来很狭长的岛屿，上面有山脊的图案。它的位置显示，这应该是海南岛。然而，上面的注解却是其他内容：廉州。廉州是明朝时海南岛以北中国大陆上的一个府，完全不是一个岛。这片区域唯一的大型岛屿只有海南岛，但明朝时海南岛被叫作琼州，而不是廉州。我们在地图上寻找“琼州”二字，确实有，但却不在这个岛上，而是位于中国大陆上。这个标为“廉州”的岛上还有其他两个标识，都跟海南有关。一个是独猪山（今称乌猪山[5]），常被海员作为地标，一看到这座山，就知道经过的是海南岛。另一个标识是七洲岛，这是海南岛东北角外的一个小型列岛。明朝时，这里是过往船只停下来补给木材和水的地方。那么，海南岛圆圈上方的是不是这个岛呢？不是，我们会在下文再做说明。

现在，看看你所画的虚拟圆圈的内部，你会发现，那里有一个倾斜的平行四边形，里面写有两行汉字，一行是：“万里长沙似船帆样”，下面的一行是：“屿红色”。然后，再往下，又有一系列小岛，上标注“万里石塘”。中国的一里相当于0.5千米，1/3英里。这里的“万里”只是一个概述，表明“很多”的意思（例如长城就被形容为“万里长城”）。这些标注指的是西沙群岛。第一个“万里”指的是如今被称为“宣德环礁”的地方，第二个则是指如今的“永乐环礁”。这两处环礁首尾相连总长不过250千米——比汉字标注中描述的万里要短得多，不过，明朝的航海家经过这段布满小岛与暗礁的水域时，一定会觉得自己陷入了万里长的噩梦之中。西沙群岛更是没有人愿意提及的名字。那里除了危险还是危险，即便最精明的航海家也会尽量想办法绕道而行。

100里=50公里(km)解答过程如下：（1）1里=0.5公里(km)（2）100里=100*0.5公里(km)=50公里(km)里的发展历程：常用于计量地理距离，现在被称为华里、市里，一里等于500米，是中国古代使用的长度计量单位。

我刚才请你画的那个圆圈，好比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一扇门。我们都知道，“现在”，就是我们目前所生活的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公司，以及个人之间，互相博弈，不断追求着财富和权力。与此相比，“过去”则感觉抽象晦涩得多，也正因如此，我要把塞尔登地图作为本书探讨的中心。这意味着，我们的分析将始终以17世纪为背景。然而，如果我们不把历史当作死气沉沉的过去，而是把它作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次元，我们就会发现，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周围海域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全球经济的公司化和国际法的产生都密切相关——这些都恰好发端于塞尔登地图诞生的那个时代。

今天，我们更多是通过航空而非海路进入中国。不过，我们还是要来，而每次来的时候，我们都在重复着祖先曾经做过的事情。我们的祖先来旅行，来做生意，来迁居，来索取，来帮助，来亲近。谁有财有势，就跟谁打交道，只有极少数能够发大财，其余大部分只是为了谋生而已。塞尔登地图之后的400年，世界改变了许多，但我们却没怎么变。如果说我们比祖先有小小的优势，那就是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可以想象哪些事情可能发生，但却没有发生，并且可以思考其中的原因。

我用一整本书的篇幅来讲述一张17世纪的地图，但我希望呈现给读者的不单单是地图本身，而是它所绘制的那个时代的世界。这幅地图没有署名，因而我无法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讲述它的历史。我很想追溯到它的源头，但目前只能掌握它的归宿。我将从这里开始，一步步地走进中国，回溯到17世纪初，努力揭示这幅伟大的地图背后的秘密：它是在什么时代、什么地点，是出于什么缘由、通过怎样的手段绘制而成。我们的第一个探索之旅将前往斯图加特王朝统治下的英格兰（1603~1714），即律师约翰·塞尔登收藏这幅地图，图书管理员托马斯·海德为地图作注解的那个年代。我们的第二个探索之旅，将来到明朝（1368~1644）的中国周边海域，那时，中国和欧洲的航海家开始建立起贸易网络，将那片海域变成一个航线密集的通行系统。我们的第三个探索之旅，将走进塞尔登地图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考察各种地图和图表的历史，帮助我们理解它的绘制过程。接着，我们将采取追溯的方式，从阅读地图、购买地图的人，一步步考察到制作地图的人。每一个探索之旅，都能让我们接近塞尔登地图中蕴藏的一些秘密，但不会是所有，因为这幅地图自身的某些秘密恐怕永远都无法破解。

1里=0.5千米(km)里是长度单位 长度是一维空间的度量。通常在量度二维空间中量度直线边长时，称呼长度数值较大的为长，不比其值大或者在"侧边"的为宽。所以宽度其实也是长度量度的一种，故此在三维空间中量度"垂直长度"。

这本书讲述的其实并不是一副地图，而是与地图密切相关的那些人的故事。如果我能将那个时代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全球化程度充分呈现出来，那么这本书就算是不辱使命。同时，这幅地图也是一种提示，一种警醒，它告诉我们，人类过去谋求财富和权力的某些行为，导致我们当前进入发展的瓶颈，如果继续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我们对自身时代的认知也会模糊不清。当然，回到17世纪，没有人会预见到当时中国南海地区小规模的贸易和冲突，只不过是后来政企联盟时代各国争端的前奏。在塞尔登地图的疆域中穿行的航海者和商人，所追求的只不过是金钱，除此以外别无他想。吊诡的是，如此无趣的动机居然能够重构世界。然而，我们又怎能认为我们的时代和他们的时代有所不同呢？正如约翰内斯·舍纳坦率直言的那样——“你们知道，代代都一样。”

[1] 美洲（America）一词的发音，源自意大利探险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Amerigo。——译者注

[2] 约翰·邓恩（John Donne，1572~1631），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译者注

[3]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8世纪英国湖畔派诗人。——译者注

[4] “仙那度”，即“上都”在英文中的称呼。详见本书第七章。——编者注

[5] 据《东西洋考》，独猪山又作独州山、独珠山，在海南岛旧万州（今万宁）东南海上。所谓大洲头、大州套，亦既指独猪山而言。古代海舶往返东西洋，以此为重要望山。而乌猪山为另一重要望山，在广东上川岛东北。——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