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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刘启身患重病，自知来日无多。公元前 141 年正月，刘启给16岁的儿子刘彻举办了成年礼。为了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他必须这么办。
很快刘启驾崩，刘彻登基，成为汉帝国的第七个皇帝。
秦帝国灭亡以后，平民小吏刘邦开创了又一个大一统国家，立国号“汉”。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创立的帝国。为了感谢一起打天下的伙伴，刘邦在立国前后分封了七个异姓功臣为王。但登上帝位后，他就逐个清除异姓王，同时分封同姓王。
汉朝初期的国家管理，本质上还是郡县制。但由于分封国的存在，郡县制与分封制两个系统并行实施。刘彻登基时，分封国的数量到了 24 个，这些诸侯王国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其百官设置如同中央朝廷。
刘彻登基时的汉帝国，虽内有诸侯之忧，外有匈奴之患，但确实算得上安稳之世。经过汉初几代皇帝轻徭薄赋的苦心经营，中国呈现出几个世纪未见的祥和富裕。刘彻的祖母、太皇太后窦氏却认为，这世代能有这样的繁荣，不是因为文帝和景帝有多能干，只是因为他们遵循了汉朝立国之初所确定的国家管理的思想核心——黄老之学。
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彻接手的是一份丰厚的基业，只需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下去，应该就能做个太平天子。但刘彻并非循规蹈矩的人，他开创性地使用了年号。之前的皇帝，哪怕秦始皇、汉高祖也只是从即位起记年数，并没有年号一说。
刘彻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叫“建元”，在汉语中的重要含义是：开端。
16岁的刘彻有着异于常人的成熟，他在三岁时就经历了七国之乱。那段经历时刻提醒着这位新任接班人，帝国要在自己的治理下前进发展，那就要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利。是真正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一个“皇帝”的称谓。
刘彻的祖父汉文帝在世时，一位名叫贾谊的政论家留下遗卷《治安策》。卷中写道：“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
过去属于秦的东西，今日已转归汉朝。然而秦朝遗留的残余风俗并未加以改变。如今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对此朝廷却没有制定法度，致使人们抛弃礼仪，丢掉廉耻，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是每年每月都有不同。
刘彻与贾谊的生命并没有交集，但刘彻却觉得，隔着漫漫时空，贾谊这些话就是写给他的。分封国的权利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自己又该怎么做呢？
登基后不久，刘彻就命令各级官员举荐贤良。诏书引发了广泛关注，很多在深山隐匿的儒士纷纷走出山林。刘彻身边很快聚集了大批儒家学者，他任命其中的学者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加上亲近儒学的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刘彻几乎公开举起了儒学的大旗。
身居后宫的窦太后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朝中的变化，刘彻的举动，让她震惊并且愤怒。窦太后痛恨儒家学说，在她的心中，黄老之学才是有价值的思想。
御史大夫赵绾奏请“无奏事东宫（不要向太后奏事）。”这是从窦太后那里夺回权力的试探。窦太后即刻出手，很快，刘彻亲自任命的两个高官赵绾、王臧被罢免入狱，二人在狱中自杀。同时窦婴、田蚡的丞相和太尉职务也被下令免除，汇聚京师的大批儒士被遣返故乡。
四年后，窦太后去世。
窦太后去世不久，刘安带着一套书进宫拜见刘彻。刘安是刘彻的堂叔，他继承了父亲的淮南王封号，是当时势力最大的诸侯王。这位淮南王不仅拥有军事力量，还是黄老学派的领袖。在当时拥有黄老学说的话语权，就相当于拥有了政治话语权。
刘安是有野心的，七国之乱时，他曾有计划发兵响应，因被人劝阻没有行动，但景帝因此对他不无警惕。于是刘安专心学术，和门客们一起编撰了一套黄老学说的著作《淮南子》。如今景帝驾崩，窦太后也归天了。淮南王刘安觉得自己有责任教导侄儿，不要再听信儒生的谗言，重蹈建元二年的错误。于是他带着《淮南子》来了。
刘彻再次想到贾谊的《治安策》，还有征昭贤良时看到的一份策论，这份策论的作者是一位名叫董仲舒的儒家学者。策论中有一个观点，刘彻印象很深：你的权利是上天赋予你的，因此天会保佑和扶持你。作为皇帝，你应该发奋努力，强勉行道。什么是道呢？适合治理天下之道，就在仁、义、礼、乐之中。
董仲舒与贾谊生于同一时代，他涉猎百家，但最喜欢也最精通的，是孔子所编“六经”之一的《春秋》。汉景帝时期，董仲舒就因对《春秋》的研究而远近知名，与辕固生等人一同被拜为博士。然而春秋几度，他的才学依然无处施展。
公元前 134 年，窦太后去世的第二年，刘彻重新改元，完全属于他的时间开始了。他亲自起草“贤良文学”诏，描述了治国的理想蓝图。百余字的诏书，董仲舒读了很多遍，没有对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敬畏感，是提不出这样的问题的。董仲舒不再犹豫，历史给了他改变历史的可能。他奋笔疾书，将心中积郁已久的政治心声全盘托出。
董仲舒回应皇帝的策论中，最先打动刘彻的是“更化”一词，更化的意思就是改制。董仲舒直言，秦朝遗留的毒素像残余的火焰，一直都没有熄灭。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
《春秋》中隐喻的“大一统”三字，被董仲舒提炼为天地永恒的原则，古今共通的道理。经历了秦的覆灭，汉朝人开始懂得统一。并不单纯是政治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认同，但统一社会思想比其他都来得更为困难。
就这样，刘彻求解，董仲舒作答，后世将君臣二人的前后数次问答，统称为“天人三策”。
为太平盛世的到来，董仲书提出了一个对中国此后历朝历代意义深远的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刘彻接纳了这个建议，以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人才遴选标准，设立了察举制度，同时兴建太学、郡国学等官办学校，以儒家经典教授学生，选拔官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士人文治政府。
在推崇儒术的决策后，公元前 133 年，刘彻再次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决定征伐匈奴，解决边患。经过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远征和会战，最终匈奴远遁漠北。河西走廊及河套平原，从此纳入汉帝国的版图，刘彻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公元前 111年，刘彻灭南越国，在其境内设置九郡。不久，刘彻又将闽越纳入统治体系。公元前 109 年，随着滇国降汉，聚集了 100 多个部落势力的西南夷全部归入汉朝。经过数十年开拓，汉朝的疆域几乎增加了一倍。
分封国的命运也终于尘埃落定。
公元前 127 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封地大的王国被进一步分化。五年后，淮南王刘安因谋反之罪被清除，淮南国被废，改为九江郡。这意味着自汉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的分封国，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不复存在，那些托庇于刘安门下的黄老学者也被牵连进去，黄老之学从此走向边缘。
公元前 110 年四月，刘彻在泰山完成了儒家理想的旷世之典——封禅。此时距离他的老师王臧最初为他筹划封禅，已经过去了整整 30 年。那个澎湃昂扬的少年，用 30 年的时间成就了登峰造极的伟业。
春秋战国以来，历代学者与政治家一直在探索治国的思想和方法，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法家、道家到儒家，历经秦汉两朝的实践，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和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在刘彻一代确立。这如同两根坚实的支柱，从汉帝国传递至今，令中国在世界东方两千年屹立不倒。
而刘彻另一项前无古人的开拓，打开了中国人胸怀天下的视野。在他的时代，一条空前绝后的商道逐渐成型。为了安定边境，刘彻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开启了联通中西方商贸和文化往来的丝绸之路。络绎不绝的驼队从此在这条长达数千里的通道上，不断往返，绵亘千年，留下了汉帝国开放包容的气度以及与世界交流的长久热望。
董仲舒去世那一年，刘彻正式废除了沿用自秦朝的立法，不再以十月作为一年的开端，而是将正月确立为岁首，从此粟和稻的播种与新的一年一起来临。建议更改历法的士人之中，就有董仲舒的学生司马迁。
司马迁的职务是太史令，虽然官阶低微，但他负责管理国家图书和档案，有机会看到大量前人的遗著。他也喜欢亲自去各处考察求证，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残片。就这样，他把自己置身在几千年的时间长河中，充满情感，绘声绘色地记录下了他所了解和认知的历史，以及历史中的那些人。他要书写一部严肃的史书，但也要像散文一样优美，像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
他打算从远古的皇帝写起，一直写到汉帝国改历这一年。岁月悠悠十多年，转瞬即逝。约公元前 91 年，这部当时名为《太史公记》的著作终于完成了。
后人从司马迁的笔下了解中国远古历史的细节和国家形成的过程，并把《太史公记》改名为《史记》。
公元前 87 年，刘彻驾崩，时人看中他开疆拓土的功业，把“孝武”作为他的谥号。而他真正的功绩或许是那些鲜为人知的深谋远虑和苦心积虑，那些他与历史和现实碰撞后，为国家留下的精神遗产，一切将留给山河岁月去证明与评说。
刘彻的时代结束了，留在了司马迁的史书里。在这部 50 多万字的巨著中，“中国”一词共出现了 131 次，其中 72 次是代指自夏、商、周以来直至秦、汉的国家政权。到司马迁所身处的汉帝国，《史记》所言，“中国”的概念更是涵盖了汉帝国所管理的各个民族地区。此后，中国就是一个大一统，多民族的政权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直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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