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誓八国”源于著名的“牧野之战”。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军与商王朝军队在牧野决战，决战前参加周武王“牧誓”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方国，这就是“牧誓八国”的来历。

千百年来，关于八个方国的地理位置有数十种说法。单从某一个方国或就单一课题来说，似乎很像，但课题一交流，相互一印证，八国一结合，全局再审视，则相互冲突、矛盾，难圆其说。

笔者利用大数据比对，对300多本书籍、2000多条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初步认定：牧誓八国位于今十堰及周边地区，古髳国的中心区域在十堰茅箭。

山东离殷都朝歌太近，云贵川距殷周太远

西周王朝的始族周族，本在今陕甘黄土高原、渭水流域一带，发祥于关陇地区，商朝后期成为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西部的大邦。

商王武乙在位时期（前1147～前1113年），周族首领季历南征北战，昆明到浙江经过哪些地方，战功赫赫。商王文丁（前1113～前1102年在位）执政后任命季历为“方伯”，成为西土诸侯长。为了遏制周族势力，文丁先是软禁季历至绝食而死，然后再封季历儿子姬昌为“西伯”，位列“三公”（西伯昌、九侯、鄂侯）之一。

公元前1056年姬昌死后，他的儿子姬发（后称周武王）继位，连续几次出兵，切断了商王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至此“三分天下有其二”。而这一时期，商纣王（前1075～前1046年在位）穷兵黩武，社会矛盾尖锐，战乱一触即发。姬发反复试探后，认为时机成熟，决定起兵伐商。

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姬发亲率战车三百乘，虎贲（精锐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从丰镐出发，一路向东。2月21日，周军抵达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与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西土八国”会合。2月26日联军布阵，史称“六师”。六师冒雨东进，27日清晨在牧地集合，周武王庄严誓师时说：“逖（远）矣，西土之人！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徽、卢、彭、濮人，……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誓师的发生地在“牧”地，《尚书》记录时称为“牧誓”。

28日拂晓，周族六师进至牧野（今河南新乡卫辉）与商军对垒，商军倒戈相向，兵败如山倒。夕阳西下，商纣王眼看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身亡。《诗经》记载：“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这就是牧野之战的简要经过。三千年来，历朝历代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时代的专家学者，对牧野之战的战前动员、战略制定、兵力部署、作战时间、作战经过等多个环节，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完成了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许多历史悬案水落石出。比如，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利簋青铜器，32字铭文记载武王克商一事。解读铭文后，确定灭商日期为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2010年《改变中国的历史文献》根据《金文总集》发现，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与武王从镐京出发的“癸巳”日相符，公元前1046年2月28日与攻破朝歌“克殷”的“甲子”日相符。

但是，有一个历史悬案悬而未解，这就是为周参战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个方国，地理位置分别在哪儿，三千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地理位置上说，主要有“山东山西说”“陕西说”“云南贵州说”“四川说”“汉水说”五种说法。

“山东山西说”地理位置太偏，与“西土”相悖

比如蜀国，1945年胡厚宣《殷代之农业》认为蜀在山东泰安南至汶上。1988年张亚初《论商周王朝与古蜀国的关系》认为蜀在晋南一带。1993年蔡运章《武丁伐缶方的进军路线和沿途所伐诸方国的地望问题》认为蜀在山西永济县附近。

1988年《百越民族文化》：“商代，曾把自己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称为‘商’或中商、大邑商、天邑商，而把它的封国按其方位称为东、西、南、北四土。”牧野之战时期，山西属于“北土”范围，从地理位置上说不属于“西土”。这是学术界的共识。山东属“东土”，距牧誓八国中汉水流域的“庸国”几千里之遥，空间上不可能。

“陕西说”混淆了“西土”“西戎”

牧野之战过去了一千年左右，到了汉朝时期，部分学者认为八国大部分位置不在东方朝歌附近，而在西周都城镐京附近。1997年《陕西通史》：“八国绝大多数在陕西境内。”还有学者把牧誓八国命名为“西戎八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许多学者混淆了“西土”和“西戎”。

如前所述，殷商时期的“西土”，指商朝都城朝歌以西的势力范围。牧野之战时，周武王战前动员大会《牧誓》的第二句有“逖矣！西土之人！”意思是“辛苦了啊，西土的兄弟们”！

所以，周武王介绍了队伍组成后高呼：“不御克奔，以役西土。”意思是：“在战斗中，不要攻击制服从敌方奔来投降的人，要用他们为我们西土效力。”又一次强调了“西土”。

而“西戎”呢？殷商时期有“戎”“犬戎”“鬼戎”。1986年《西北历史研究·西戎八国考述》的第一句话：“西戎”一词，西周时开始使用。西周以后，镐京“西方”的戎，叫西戎。

“云贵说”地理位置太偏西

唐代部分学者认为牧誓八国来自中国西南部云南、贵州各地的蛮夷。唐李泰（620～652年）《括地志》：“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盖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鬈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卢、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雾州、微、濮州、卢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周夷诸州伐纣也。”

八国不在四川

西汉的经学家孔安国（前156～前74年）认为：“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羌、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

唐代以来，少数学者认为八国大部分在四川。观点一出，备受争议。陈梦家1937年《商代地理小记》：“武王伐纣，誓至牧野，其所率西南夷凡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此八国见之卜辞者有蜀、羌、微、濮四国，皆殷之敌国。当时地望已不可考，大约在殷之西北，西南。决不若今日之远处边陲也。”

2007年《中国区域发展历程》：“《尚书·牧誓》中提到追随周武王伐纣的八国中包括蜀。如果我们按传统观点认为蜀国位于四川盆地，则早在西周初年周人的势力就已经到达今成都平原了。……一些学者认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远在四川成都平原的古国能发兵随周武王到安阳作战是不可想象的。”

八国多位于十堰及周边，唯“髳”国难精准

“牧誓八国”位置到底在哪儿？明清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甲骨文及诸多考古成果面世后，许多专家、学者倾向于汉江中上游。1931年钱穆《周初地理考》：“八国多在周之东南，大河（汉江）两岸，非西南偏远之蛮夷。”“多在湖北境内。”建国后，专家、学者认为牧誓八国的确切地理位置在汉水流域十堰及周边地区。

1957年尹世积《禹贡集解·九州沿革表》，牧誓八国在禹贡梁州此范围。1963年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庸大约在湖北竹山西南。蜀大约在陕西汉中东南。卢大约在湖北宜城西南。彭大约在今湖北谷城、房县之间。濮大约在湖北郧县和河南邓州之间。这五国均在汉水流域。羌、微大约在渭水流域，髳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

1984年，顾铁符综合半个世纪研究成果，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楚国民族述略》结论：庸在竹山东南，蜀在郧西、旬阳之蜀河，羌在河南淅川，髳在河南南阳，微在竹山县西，卢在南漳县东北，彭在武当山南彭水。濮分布较广，北起豫西南，经两湖，南至云贵以南。八个方面大都在今豫、鄂、陕三省交界附近，就是汉水中上游一带。

1997年管敏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更明确指出，庸、卢、濮、彭、蜀五国在汉水流域。

结合诸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参照《十堰地名志》《十堰通史》《十堰移民史》等书籍，牧誓八国地理位置在十堰及周边地区。

庸国在十堰竹山

庸，古国名，出自帝颛顼，“牧誓八国”之一。春秋时是巴、秦、楚三国间地位较高、实力较大的国家，建都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公元前611年，为楚国、秦国、巴国三国所灭。

蜀国在安康蜀河与十堰景阳一带

公元前1046年，蜀国参加了武王伐纣，是牧誓八国之一。自此以后，史书没有记载。直到东晋常璩348～354年撰写《华阳国志》时，才记载了四川蜀国的历史和传说。这之间前后距一千四百多年。这两个蜀国是同一个蜀国么？

甲骨文学家胡厚宣(1911～1995年)考证，甲骨文中就有“蜀”存在，“蜀”并不在四川，而在山东汶上：“自今之泰安南到汶上，皆蜀之疆。”四川的“蜀”是山东的“蜀”一路向西南迁徙到达的。在迁徙的过程中，在十堰郧西景阳与陕西旬阳蜀河一带停留过很长一段时间。甲骨文学家董作宾也持同样观点。蜀河、小蜀河、蜀河里地名沿用至今。蜀王坟保存完好。

《郧阳古国》《汉水文化史》《十堰移民史》等持相同观点。2011年7月27日在十堰日报发表《古蜀景阳三千年》后，被多家报刊、媒体引用。2018年《非文字书写的历史》曾转述使用。

羌国在十堰东北部与河南交界处

羌族是汉水流域的古老民族。《汉水文化史》：“羌部主要甘肃西部和青海，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羌有许多分支，夏商时期，分散中国整个大部分地区。

1984年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河南淅川丰乡有狄戎。”童书业《中国历史地理论集》，羌、苗（髳）皆在南阳。2002年张光直《商文明》，商末周初，羌在河南西部。

2011年《中国古代藏缅民族源流研究》，商代羌人的活动直接影响商王朝的统治。当时的羌族分布甘肃大部、陕西西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北三块，所以后世学者研究时，羌总能与多国为邻。牧誓八国时，羌国在十堰东北部、南阳西峡东。至今西峡县仍有羌、苗、黎等12个少数民族。

微国即麇国，在汉江羊尾、夹河一带

麇国的始祖是微族，与楚是亲族。据《郧阳古国》《麇子国考略》《先楚史》等研究，大约在舜、禹时代，微国居于南楚丘（山东曹县东南）北面三百里的微乡，今山东省梁山县北运河入黄河的地方。后来商国兴起，微族先是被迫西渡黄河越太行山，退居山西潞城一带，与亲族黎、路相邻；后又被迫西渡黄河，迁至渭水流域，依附同族周族；再越过秦岭迁居汉水上游，后又顺水东下，迁至锡穴，后改名为麇国。麇国的都城在汉江北岸，十堰郧西羊尾白石滩。

卢国位于保康、南漳县一带

1931年《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卢，古国名，在今湖北南漳东北。”2003年《十堰通史》：“卢，今湖北西部南漳、保康一带。”2009年《考释百家姓》：“卢在今湖北房县。”

2010年《商代地理与方国》：“卢在湖北南漳。”综合多方文献，卢国位于保康、南漳县一带。

彭国在十堰房县古彭水，今南河

清王夫之《尚书稗疏》：“《春秋传》云：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今酉阳平茶有彭水，于地太远，故杜预曰：彭水在新城昌魏县。昌魏在房县北，则彭之为国滨于彭水，当在上津县之南也！”

1999年《中国都城辞典》：“彭国之都当在今房县境，该地古有彭水。”2000年《郧阳古国》：“彭水即南水，南水源于房县，即今房县拦马河。彭东南为卢，西为麇、庸。”

2011年《十堰历史建置考》：“彭国的地域范围相当于今天房至谷城县整个南河流域，亦即古彭水流域。”彭水即今房县南河，南河在谷城注入汉水，中游为房县拦马河，上游名彭峪河，三段连起来就是古彭水。

濮国在丹水中游

“百濮”最早见于《尚书·牧誓》。1987年《楚史与楚文化研究》：“百濮，分散于湖北武当山一带。”春秋时，楚君蚡冒才开发濮地。《民族史考辨》，汉江中游南面的武当山河谷地带居住濮民最多。

1988年《南蛮源流史》，濮在丹水。陕南一带有百濮。2000年《郧阳古国》，濮在陕西商县丹江流域。2011年《四库全书精华》，濮在郧县和邓县之间。

一会儿丹水，一会儿武当，一会儿在郧县和邓县之间，2013年《汉水文化史》才弄清楚原因。原来，濮族本在殷都朝歌的西南，迁至丹水后又迁至濮水才改名濮族，最后又返回到丹水流域。周成王时，濮方为楚人所迫，沿丹水进入汉水，徒于湖北武当山一带。武王伐纣时期，百濮在郧县和邓县之间，丹江中游。

关于这项论断，2008年《论先秦史·牧誓八国之检讨》：“云南百濮为晋时百濮之所在。春秋以前，必尚居于江、汉流域。”

为何叫百濮？1985年李启良《巴族渊源探微》：“江汉百濮以其支系多、无君长统领而称百濮。”百濮之“百”，指派系多，无统领。

综上所述，牧誓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除髳外，其他七国都在汉水流域十堰周边。髳国在哪儿呢？

髳国即今十堰城区，茅箭地名源自髳国

历史研究上，髳国总与髦国、毛国、茅国混淆，时空交错，错综复杂。但是，以时间为线，抽丝剥茧、理清源流之后，髳国源、流清晰。牧誓八国时期，髳国位于十堰。

髳国即今十堰城区

正史第一次记载髳国源于《牧誓》，即公元前1046年。髳国与十堰茅箭周边多个地名有关，每一个地名都是一个文化圈：

1984年《楚国民族述略》：“髳即苗，古代之苗，在河南南阳一带。”南阳是髳国最接近的一个点。

1994年《湖北简史》：“髳即苗，鄂豫交界丹水附近。”丹水也是髳国最接近的一个点。

1997年《中国历史地理》：“三苗活动于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之汉水流域。”2007年曹明权《女娲文化研究》：“髳公认就是苗。……丹水是苗人集中地之一。丹水即今丹江口一带。”

2008年徐中舒《论先秦史·牧誓八国之检讨》，“（髳）是其地在汉水流域之北，故得从武王以伐纣。”

2010年《商代地理与方国》利用甲骨文研究商代历史、文化，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商代学术著作之一。研究认为：髳与商为敌，商王武丁经常亲自讨伐它。比如甲骨中的卜辞：“己丑卜，贞今早王伐髳方，受有佑。”“丁巳卜，贞王学众伐于髳方，受有佑。”此类卜辞有数十条。《尚书·牧誓》伪《孔安国传》谓髳在巴蜀境内；杨筠如《尚书核诂》云髳通髦，又作茅，在山西南部滨河之地；钟柏生解读卜辞后认为髳在豫陕交界；皆不可能。如此远距离，都在商王朝“西土”范围内，劳师远征，不可能经常讨伐。所以，髳的位置应该是在商土附近。钱穆《史记地名考》：“……武王所会之髳非在豫陕附近，即在南阳西南荆山汉水间。”“南阳西南荆山汉水间”是髳国第五个最接近的点。

2011年《中国民族史》：“蛮”音与“苗”音为近，苗系蛮音转。牧誓八国中的髳即苗。荆楚先为苗蛮之地，后为楚的封地。《郧阳古国》：“传说郧地原为黎，《郧县志》载郧北有黎子山，即黎子关。”《郧阳古国》：“苗即髳。郧县原为三苗集团，郧均之地为上古三苗集团踞有。”郧阳是髳国第六个最接近的点。

综合以上多个地名文化圈，重合的部分就是十堰城区及周边。按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髳在河南南阳，南阳的杏山至茅箭东，不到100公里。髳国的地理位置只有在十堰城区及周边，才能和南阳、丹水、武当山、汉水流域北、荆楚山水间、郧阳等多要素契合。

髳国与髦国、毛国、茅国

髳国与髦国原本不存在混淆的。因为髦国在牧野之战正式开战之前就灭亡了。1994年何光岳《髦国考》，髦国非髳国。髦国在牧野之战中被灭国。《逸周书·世俘解》：“周武王灭商过程中，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八……”这次狩猎活动是在渡孟津进军牧野之南，即今濮阳旄丘一带灭了髦国之后进行的。髦国灭亡后，髦民向南迁徙，今河北武安县西有毛城。髦民成为毛民，其中一支迁入日本。

茅国比髳国最少晚五十年左右。2006年《山东古国与姓氏》：茅国出自姬姓，周公第三子茅叔之封地，山东省金乡县西北四十里的茅乡，存国五百多年。后来这一支以国为氏。周公第三子迟于牧野之战50年以上。

毛国比髳国最少晚200年。据《春秋左氏会笺·僖公二十四年》《尚书正义·顾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毛国，西周末、东周时位于今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伯爵，国君为姬姓，第一代国君为毛叔郑，亡于秦国。

髳国与茅国无关联。十堰城区古髳国的“髳”流变成“茅”，主要原因是书写和传播。

西周时期流行青铜器，因工艺问题，笔画越多越难铸。西周至魏晋一千五百多年间刻字传文，髳字因笔画太多难于刻画。时间一长，为流传简便，“髳”字就成了“茅”。

八国位置合乎逻辑，茅箭原名髳剑

牧誓八国位于汉江流域十堰及周边地区的论断，从多角度、全方位审视，都与史实符合。时间先后、方国史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都合乎逻辑。与多位史学大家的最新研究结果也是相符的。

首先，合乎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氛围

商朝末年有东、西两个政治中心。如前所述，东方以殷都朝歌王畿为中心，称中商、大邑商、天商，四周按当时的称呼习惯口语，分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四个方国地区，其余属边缘地区。

西土以丰镐为中心，灭商前周族则以“四国”命名，意即四方之国。丰镐以东的地区称东土、东国或东；丰镐以北的地区称北国、北土或有北；丰镐以南的地区称南土、南邦、南国或简称南。南国的区域为江、沱、汝、汉。终文王之世，史书没有记载过周人势力达到江汉流域。

牧野之战前夕，十堰及周边地区的八国，从东方朝歌的殷商王朝来看，属西土；从西土丰镐的周族来看，属南土或南国。为什么八国地理位置重要？

这是因为周文王、周武王要实施灭商计划，必须拉拢、感化这一地区。2015年《周兴亡史》：周文王开始就注意经营南国，南国最重要的区域是周国的东南方，今河南西南部、湖北一带，而这一带最重要的则是“八国”。“八国”区位重要。假如周人把这一带占领了，便可以对商国完成包围圈，成为孔子《论语·泰伯》赞颂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周武王就是这样做的，才灭了商。

《周兴亡史》还指出，当时周人的大敌是东面的商朝，而不是南方的小国。庸、蜀、彭、濮等八国和周族发生军事同盟关系，是周族出于伐商、灭商的需要，周族对南方邻邦采取的是联合团结的政策。周朝真正经营南国是在灭商之后。

诸如此类的研究，既凸显了牧誓八国在商、周更替之间的重要性，也从侧面说明了牧誓八国位于十堰及周边一带地理位置的准确性。

其次，从地缘政治上看，八国近周而不亲周

十堰及周边地区的八国，靠近周族，但并不亲近。

《书集传》代表了宋代“尚书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成就。《书集传》认为：“武王伐纣，不期会者八百国。今誓师独称八国者，盖八国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约束以战者。”

1958年科学出版社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释西周《宗周钟》铭文时，有“文武勤疆土，南国服子敢陷虐我土”，就是很好的例证。“服子”是什么意思？杨树积《积微居金文说·宗周钟跋》解释“服子”就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服子有包袱、疙瘩的意思，并不友好。

2008年徐中舒《论先秦史·牧誓八国之检讨》：“据此言之，《牧誓》所称从武王伐纣王之八族，大致皆有可征（证）。其地域皆偏于西、南两方面。周人伐殷之前，当先经营西、南，以厚殖其国力。盖此诸族所在，地皆接近于周而国力微弱，易于经略。”

徐中舒“其地域偏于西、南”，指殷都朝歌之西、南。以上三则，说明了八国位于十堰及周边地区，地域接近周族，国力微弱，易于统治、经营，但八国亲周而不近周。

再次，从时间上看，周对八国经营日久，念念不忘

据2019年《先楚史》，周族从太伯、仲雍起，就开始悄悄经营南国。仲雍为让父王古公亶父实现灭商的愿望，和哥哥太伯一起，让国南奔，落脚于无锡、常熟一带，建立吴国，为灭商建周奠定了基础。仲雍的弟弟季历生子姬昌是为周文王。

周族经营南国的方法多种多样，并不是一味拉拢，多半以互惠互利的形式。李镜池《〈周易〉类释》《〈周易〉通义》认为，周与八国通商。“利西南，得朋”，和殷商西南的方国作生意，会获利。朋，货币。

即使如此，西周建立后，周王朝对八国控制力度并不牢固。2020年《周昭王南巡考》：“按地缘水系孰知，周昭王（前997～977年在位）南巡对象就是追随、招抚周武王伐纣时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方国。南巡路线是从宗周（丰镐）出发，逾大散关，经汉中顺江而下，入堵河，而后返汉。或从成周（洛邑）出发，走南阳淅川，穿刘洞、南化等汉江交汇地，入堵河返回。……也就是散居在汉江中上游的诸盟国，助周伐纣到会盟地和岁岁纳贡朝会的便捷返古道线。”后来周昭王殒命汉水，成为千古笑谈。

最后，髳国及多国故事，与八国位置相符

按牧誓八国在十堰及周边地区示意图，八国之间、八国与其他方国符合逻辑，并不矛盾。

比如秦汉史书上多次提到的“微、卢、彭三国，皆与庸相近”，过去，有学者认为微在陕西，卢在湖北，无法相近。今按八国在十堰与周边地区图示，非常接近。1970年《菲律宾民族的渊源》，及1987年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然微、卢、彭三国，皆与庸相近，其地皆在汉中、襄、郧一带，适当周人自武关东出之路。”

山东到河南全程431.4公里。山东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北纬34°22.9′—38°24.01′、东经114°47.5′—122°42.3′之间。境域包括半岛和内陆两部分，山东半岛突出于渤海、黄海之中，同辽东半岛遥相对峙；内陆。

再如彭与髳是邻国，过去，髳的说法有十几种，彭的说法有六、七种，不可能是邻国。今按八国在十堰与周边地区，紧紧相邻。2008年《荆楚与支那》，至于“彭”与“髳”：“彭”的居地在湖北武当山南与荆山西北部。“彭”得名于筑水，筑水古称彭水。彭人是荆蛮（南蛮）的一部分。髳亦为荆蛮（南蛮）的一部分。

河南到山东省大约是436公里，6小时4分钟。其他地点参考如果是从山东荷泽到河南濮阳，两省交界的地方也许一分钟就到了。如果从山东威海到河南南阳两省相距最远的地方，相距1300多公里自己开车一直走高速也要走一整天。河南地理。

再如“濮髳北会”，意思是濮国与髳国是邻国，在牧野之战时，两国士兵一起到北方参加盟誓。今按八国在十堰与周边地区图示，两国紧邻，很方便汇合。

再如“微髳相连”。古史中，微国和髳国是相邻、相连的。1983年《巴蜀史迹探索》：“再以西土八国所居之位置论之，微与髳是为比邻，微应在湖北，不在西北（指陕西）。”今按八国在十堰及周边地区图示，微髳是紧邻国。

如前所述，“髳国”因字难写、难认，后来变成了“茅国”，那么“茅箭”的“箭”字从何而来？

“髳剑”衍变为“茅箭”

“髳剑”的“髳”指髳国，那“剑”又从何来？与古地名“仞”有关。不过，这剑不是铜剑、铁剑金属剑，而是玉剑。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名剑多出自吴越。但汉水流域也产剑，特别是十堰及周边地区，出土了许多剑。

据2007年《十堰文物志》，1995年丹江口市北泰山庙出土青铜戈一只，鉴定为战国时期。1996年7月郧西河夹出土一把铜剑，鉴定为东周时期。

更为珍贵的是玉剑。2006年12月30日，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乔家院墓群4号墓出土一枚玉剑，长37厘米，比曾侯乙墓剑还早400年，迄今为止最少有2500年历史，堪称“楚国第一玉剑”。

玉剑并没有铜剑、铁剑坚韧、锋利，为何意义如此重要？其实，吴越宝剑名震天下，春秋时却以铜质为主。1957年《长沙发掘报告》，战国长沙楚墓所出之剑，绝大部分为铜剑，铁质极少。更早一些则为玉剑。

西周初年以前，上层人物流行佩戴玉剑。玉剑以玉石为材料。玉，多为绿松石。《山西与“一带一路”：玉石之路—丝绸之路—茶叶之路》：“远古时期，绿松石矿主要集中在湖北竹山、郧阳、郧西，陕西白河，河南淅川五地。”因玉剑不含金属，所以“剑”的古字中没有金属偏旁部首。

玉剑虽然以装饰为主，但剑锋仍有衡量标准，这就是仞。金属剑出现后才用“锋”和“利”字来形容金属剑的刃度。古汉语中，仞是多义词，除“七尺曰仞”外，还同“韧”，坚韧。又同“刃”，专门衡量玉剑的刃度。玉剑最有名的地区，才叫仞地。

《康熙字典》：“仞，又地名。〈左传·文十六年〉：楚子贝自仞以伐庸。仞入庸道。”关于“仞地”，又有一则历史故事：

楚庄王三年（前611年），庄王灭庸，坐镇临品（今丹江口市），令子越石溪出发、子贝经仞地出发，攻打庸国。楚灭庸之战，楚军、庸军往返仞地。秦军巴军跟随着楚军，蛮人们服从楚王，和楚结盟，就灭了庸国。

仞地在哪儿？1998年《十堰市建置沿革》、2000年《十堰战事》认为石溪在丹江口市老营至六里坪一带，仞地在今十堰市白浪、茅箭一带。《十堰通史》认为在十堰市白浪，白浪古属茅箭。

这就是“髳剑”的来历。“髳”指髳国，“剑”指盛产玉剑的仞地，仞地就是今十堰茅箭。按牧誓八国在十堰及周边位置，综合各方国的文献，牧誓八国时髳国范围大致为：东至今丹江均县，西抵今郧县鲍峡，南至今房县北部，北至荆紫关、淅川。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十堰及周边地区数次移民，外来移民文化冲击本土文化，为了书写方便，加上口语和方言，时间一长，“髳剑”就成了今天的“茅箭”。

附：稿件引用文献目录，大体以行文为序。共74册。

1、习总书记关于“让古籍活起来”重要讲话，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郭世谦《山海经考释》，天津出版社，2011年。

3、王晖《西周金文与西周史研究暨第10届中国先秦史学会年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8年。

4、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5、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6、龚鹏程《改变中国历史的文献》，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

7、严一萍《金文总集》，浙江古籍影印艺文印书馆老版本，1980年。

8、沐言《诗经》，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

9、胡厚宣《殷代之农业》，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

10、张亚初《论商周王朝与古蜀国的关系》，1988年《文博》第4期。

11、蔡运章《武丁伐缶方的进军路线和沿途所伐诸方国的地望问题》，《甲骨金文与古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12、《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78年。

13、《新法编排汉语词典》，新华出版社，1985年。

14、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5、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16、蒋炳钊、昊绵吉、辛土成《百越民族文化》，学林出版社，1988年。

17、《陕西通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8、《西北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6年。

19、唐李泰《括地志》，620～652年。

20、《昆明简史》，昆明市教研室编，1983年。

21、贵州《大定县志》，贵州省大方县编纂委员会，1985年。

22、《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3、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

24、陈梦家《商代地理小记》，《禹贡半月刊》第七卷，1937年。

25、杨军《中国区域发展历程》，长春出版社，2007年。

26、尹世积《禹贡集解·九州沿革表》，商务印书馆，1957年。

27、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中华书局，1963年。

28、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29、管敏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30、《十堰市地名志》，湖北出版社，1998年。

驾车大约：5小时14分钟，446.2公里。途经：济广高速、日兰高速。出发：济南市。进入龙鼎大道，行驶3.7公里 靠右前方行驶，从龙鼎大道到二环南高架路，行驶850米 请直行，进入二环南高架路，行驶16.3公里 靠右前方行驶，从。

31、匡裕从《十堰通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32、匡裕从《十堰移民史》，长江出版社，2010年。

33、晋常璩《华阳国志》，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4、李锋《古蜀景阳三千年》，十堰日报2011年7月27日。

35、刘清河《汉水文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36、潘世东《汉水文化论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37、童书业《中国历史地理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38、张光直《商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2019年。

39、万永林《中国古代藏缅民族源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40、张培玉《郧阳古国》，2000年。

41、冷小平，冷遇春，冷静《郧阳历史文化探研》，中国国际广播出版，2018年。

42、程涛平《先楚史》，武汉出版社，2018年。

43、《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上海书店出版社，1931年。

44、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45、清王夫之《尚书稗疏》。

46、《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47、潘彦文《十堰历史建置考》，长江出版社，2011年。

48、《楚史与楚文化研究》，求索杂志社，1987年。

49、龚荫《民族史考辨》，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50、于立文《四库全书精华》，2011年。中国华侨出版社。

51、徐中舒《论先秦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2008年。

52、李启良《巴族渊源探微》，1985年。

53、徐志啸《湖北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54、曹明权《女娲文化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55、杨筠如《尚书核诂》，凤凰出版社，2021年。

56、钱穆《史记地名考》，商务印书馆，2004年。

57、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

58、何光岳《髦国考》，1994年。

59、逄振镐《山东古国与姓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60、竹添光鸿《春秋左氏会笺》，巴蜀书社，2008年版。

61、杨东里《周兴亡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62、宋陈大猷《书集传》，钱宗武、钱忠弼校注，凤凰出版社，2010年。

63、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大通书局，1970年。

64、徐中舒《论先秦史·牧誓八国之检讨》，2008年。

65、李镜池《〈周易〉类释》《〈周易〉通义》，中华书局，2010年。

66、陈敬华、兰晓玲《周昭王南巡考》，2020年。

67、刘芝田《菲律宾民族的渊源》，1970年。

68、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

69、石宗仁《荆楚与支那》，民族出版社，2008年。

70、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全程约581.8公里 驾车路线：起点：鹿邑县 1.鹿邑县内驾车方案 1) 从起点向正南方向出发，沿紫气大道行驶170米，调头进入紫气大道 2) 沿紫气大道行驶2.4公里，左转进入辅仁大道 3) 沿辅仁大道行驶6.7公里，直行进入辅仁。

71、潘彦文、龚德亮《十堰文物志》，长江出版社，2007年。

72、清《康熙字典》。

73、张培玉《十堰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74、张培玉《十堰战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