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我国著名会计学家、中国现代管理会计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余绪缨教授诞辰100周年。余绪缨教授1922年8月出生于江西靖安，2007年9月23日逝世于厦门。

2006年6月1日，余绪缨曾经受邀在我院为第29期国有企业总会计师培训班作了精彩讲座，主题为“怎样从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认识《孙子兵法》的哲理性对战略管理的启迪意义”。在讲座过程中，余教授谈故论今、旁征博引、谈笑风生，博得了学员的阵阵掌声。结束讲座返程后，余绪缨教授对此行有感而发，遂填词一首以兹纪念。 他在词中表达了对众多业界精英齐集一堂的欣喜之情，以及对我院雄厚的师资及学习氛围和优美的教学环境的赞叹之意。并希望我院不断开拓进取，厚积薄发，频创佳绩。

今天，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2022学术年会暨余绪缨教授百年诞辰纪念会在厦门大学举行。

为表示对余绪缨教授的纪念，我们在此转载暨南大学胡玉明教授发表在《新会计》杂志第8期的《鞠躬尽瘁献余年——纪念余绪缨先生诞辰 100 周年》一文。在此也感谢胡玉明教授和杂志社朋友的转载授权。

鞠躬尽瘁献余年

纪念余绪缨先生诞辰 100 周年

暨南大学 胡玉明教授

摘要 ：余绪缨先生毕生献给了中国管理会计的教学与研究事业。2022年是余绪缨先生诞辰100周年，缅怀余绪缨先生的最好方式是理解其学术思想，并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本文基于文献的视角说明 ：余绪缨先生是会计信息系统论的引入者、中国管理会计学科开拓者、管理会计人文化拓荒者和中国会计走向世界的使者。

关键词 ：会计信息系统论 管理会计学科 管理会计人文化 国际学术交流

1922年8月，余绪缨先生出生于江西靖安。

1945年，余绪缨先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受聘于厦门大学，从此开始了其一生从事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漫长学术生涯。2007年9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管理会计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余绪缨先生，永远告别其毕生挚爱的会计学教育与科研事业。缅怀余绪缨先生的最好方式是理解其学术思想，并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余绪缨先生的学术思想非常丰富，本文仅撷取几个“片段”展现其风采。①

一、会计信息系统论的引入者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踏上改革与开放的征程。在这一“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特殊时期，受传统思维定势及极“左”思想的影响，许多人思想上还存在浓厚的“阶段斗争”潜意识。这种“阶级斗争”思想潜意识表现在会计研究领域就是会计学科属性（是否具有阶级性）的论争。

1979年12月26日至1980年1月7日，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杨纪琬和阎达五两位先生向大会提交了题为《开展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兼论会计学的科学属性》的论文，并公开发表于《会计研究》创刊号（1980年第1期）。杨纪琬和阎达五（1980）提出“会计管理”这一概念，并认为会计具有“双重性”即会计具有技术性， 也有阶级性。随后，《财务与会计》（1980年第5期）转载了该文（略有删节）。刚刚“解放”出来的余绪缨先生原本就属于“性情中人”，看到杨纪琬和阎达五（1980）的观点，“有些不同的想法”，不吐不快，热血沸腾，于是奋笔疾书了《要从发展的观点，看会计学的科学属性》一文，明确地“提出商榷”的意见。

余绪缨（1980）“ 开门见山” 地指出“ 怎样认识会计学的科学属性，是以怎样认识会计的性质为其基本前提”，进而在中国首次提出“根据当前的现实及其今后的发展，应把会计看作是一个信息系统，主要是通过客观而科学的信息，为管理提供咨询服务”。由此，余绪缨先生在中国首次引入了“会计信息系统论”。余绪缨（1980）进一步指出，“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实质上是一种特定的语言，一种特定的方法 ；而语言或方法，是无所谓阶级性的。一种语言或方法，不同阶级可以用来为其不同的阶级利益服务，但不能把语言或方法的运用，同语言或方法本身混为一谈。由此可见，所谓‘双重性论’，不能认为已正确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

* 2021年 4月 6日，厦门大学建校 100周年。为了配合厦门大学百年校庆，笔者应邀以“前沿求索几度秋，由技入道勇探求”为题撰写了追忆余绪缨先生的短文刊登于厦门大学新闻网（2021年 11月 24日）。2022 年，余绪缨先生诞辰 100周年，笔者沿用该文的基本框架并加以拓展，以“鞠躬尽瘁献余年”为题更为详细追求余绪缨先生的学术人生，以期留下些许历史记忆。

① 本文不求全面系统但求画龙点睛，希望全面了解余绪缨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生活情趣的读者可以参阅：（1）胡玉明：《发白未懈青云志 ：记中国管理会计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余绪缨教授》（《财会月刊》1995 年第 2 期，第25—29 页和 48 页）；（2）胡玉明：《余绪缨管理会计学术思想述评》（《财会通讯》2008年第 9 期，第 24—27 页）；（3）胡玉明 ：《承前启后 ：重温余绪缨管理会计思想》（《财务研究》2018年第 4 期，第 45—54 页）；（4）陈国钢等 ：《发白未懈青云志，无求无愧在杏坛——共忆恩师余绪缨教授》（《财务与会计》2018 年第 12 期，第 13—19 页）；（5）许金叶：《智能会计理论基础 ：“会计信息系统论”的发展——纪念余绪缨教授诞辰 100 周年》（《财务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38—48 页）；（6）刘运国：《余绪缨会计学术思想研究——纪念余绪缨教授诞辰100 周年》（《财会月刊》2022 年第 10 期，第 3—11 页）；（7）余绪缨传记编写组 ：《一绪长缨 ：余绪缨传记》（广东经济出版社，2022 年）。

余绪缨（1980）认为，“明确了会计的基本性质，对于会计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也就易于理解了”，从而进一步提出“会计学是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着重研究如何科学地组织和完善会计信息系统，使之更好地发挥其管理作用的一门方法论的科学”。

余绪缨（1982）再次提出，“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所提供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仍在不断发展中”。原本只是想作为“引玉之砖”，不曾想余绪缨（1980，1982）的观点随后发展成为中国会计学界有关会计本质或会计学科属性的主流观点。作为会计信息系统论的引入者，余绪缨先生也因此成为中国会计学界“会计信息系统论”学派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当然，“会计信息系统论”也为余绪缨先生在中国引入管理会计学科作了铺垫。

沿着“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这样的思路，针对当时“争论不休”的“财务与会计关系”问题， 余绪缨（1980）旗帜鲜明地指出“财务应从会计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余绪缨（1982）再次强调“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为管理（包括财务管理）提供有用的信息。会计为管理服务，但不是管理本身”，“会计这个信息系统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提供有用的资料，并不局限于财务管理这个领域”，从而进一步认为“财务（管理）”与“会计”是两个独立的学科。之后，余绪缨（1993）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专门撰文阐述“财务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一观点。尽管这种观点如今基本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或常识并付诸实践，但在当时那个特殊时期，余绪缨（1980，1982，1993） 的观点无疑对厘清会计学科与财务（管理）学科之间的关系，促使会计学与财务（管理）学成为两个独立的学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抚今追昔，重温余绪缨先生（1980）不免生出些许感慨。他时年58岁，率性而发，直抒胸臆而写的《要从发展的观点，看会计学的科学属性》一文， 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直击主题（会计没有阶级性，会计就是一个信息系统），堪称“超级微型论文”。该文包括题目和作者姓名在内的电脑统计数字只有2229字，按照现在的学术规范，该文根本算不上一篇合格的论文。纵观余绪缨先生一生所发表的论文， 该文的字数最少，但该文信息量极大。该文章除基于当时特殊情境（当时中国刚刚结束“文革”时期，进入拨乱反正时期），突破会计阶级性的思维桎梏（既 然会计没有阶级性，也就不存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 计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会计之间的本质差别，应该 终结会计领域的“姓资姓社”之争，从而扭转或引领中国会计发展的方向标)，根据“当前的现实”与 “今后的发展”（既立足现实，又展望未来），以超常的胆识和洞察力，在中国首次引入“会计信息系统论”，还涉及财务与会计的关系，更涉及会计的本土化（如何总结、继承中国会计工作的实践）与国际化（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和成就）问题。如余绪缨（1980）提及“在会计领域中，要不要批判地继承有关的历史遗产？要不要认真地学习、有分析地借鉴国外会计科学的经验和成就？怎样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会计工作的 实践经验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总结？以及如何正确地确定今后会计科学研究的重点和方向”等与会计学的科学属性直接而密切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余绪缨（1980）还提出，“管理会计的创立和日趋成熟，大大地丰富了会计科学的内容，标志着会计科学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诚如许金叶（2022）所言，会计信息系统论是“舶来之物”。早在1966年，大洋彼岸的美国会计学会（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AAA）在其成立50周年之际发布了著名的文告《会计基本理论公告》（A Statement of Basic Accounting Theory ， 简 称 ASO- BAT），将会计定义为“识别、计量和提供经济信息，以便信息使用者得以有根据地作出判断和决策的过程”（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measuring，and communicating economic information to permit informed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by users of the information），并进一步指出，“实际上，会计就是一个信息系统”（Essentially，accounting is an information system）。美国会计学会的定义融合了会计和信息，可称为“信息系统论”。①显然，余绪缨先生并非“会计信息系统论”的创建者，而只是中国“会计信息系统论” 的引入者。正当美国会计学会提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时，中国进入了“文革”时期。1966年6月4日，厦门大学党委停止领导工作。厦门大学实际上陷入“停课闹革命”的无政府状态（陈支平，2021）。

①1953 年，利特尔顿（A. C. Littleton）在其《会计理论结构》（Structure of Accounting Theory ）指出“会计是一种特殊的信息服务”。不过， 利特尔顿的观点与美国会计学会的定义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该论著国内出版了林志军、黄世忠、谢琳琳和苏锡嘉共同翻译的中译本。具体参见 ：A·C·利特尔顿 ：《会计理论结构》，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不必讳言，根据研究文献，余绪缨先生也曾经认为社会主义会计学具有“阶级性”和“科学性”，而且“社会主义会计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又是完全统一的”（余绪缨，1964），是余绪缨先生“文革”前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也许经过“文革”十年的“岁月蹉跎，徒有白首之叹”，余绪缨先生对阶级斗争有一种“刻骨铭心”之痛。“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令许多学者陶醉的“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时期，余绪缨义无反顾地“否定”自己的观点，坚决认为会计没有阶级性。

即便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余绪缨（1980）的观点也极具前瞻性（胡玉明，2008，2017；许金叶，2022；刘运国，2022）。因此，笔者认为《要从发展的观点，看会计学科的学科属性》是余绪缨学术生涯最为重要的文献。②余绪缨先生“文革”之后的许多论文都与他（1980）这篇重要的文献“一脉相承”。

二、中国管理会计学科开拓者

会计人员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参与工作的人员，又是监督者的身份。因为会计工作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人员以参与者的身份直接进入经济活动之中，进行核算反映、控制和监督，这是其他经济监督所办不到的。这就决定了会计。

随着中国的改革与开放，西方许多会计学术思想开始传入中国。这时余绪缨先生深感“现代管理会计是一门新兴的、将现代化管理与会计融为一体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在中国原属空白，但在现代化经济管理中却极为重要（胡玉明，1995）。为此，余绪缨从 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从无到有在中国率先致力于管理会计学科的引进与创建、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余绪缨也因此成为中国管理会计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③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百业待兴”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各行各业都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困境。基于这种境况，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余绪缨先生首先想到会计人才的培养问题。他（1982）认为，会计学科以至整个现代管理学科发展迅速，“对会计人员的培养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要认真做好会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养工作。

也许是机缘巧合，1981年教育部委托厦门大学举办高等财经院校管理会计师资培训班。④余绪缨先生在该培训班主讲“管理会计”这门新兴的课程。1982年至1983年，中美合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聘请余绪缨先生为企业高层领导干部和高层管理人员讲授“管理会计”课程。“管理会计” 人才培养和课程教学离不开相应的教材。由此，余绪缨先生以编写管理会计教材作为切入点在中国“开疆拓土”，创立中国管理会计学科。诚如先生后来所言，“一门新兴学科的学习和引进，教材是一种重要的媒介”（余绪缨，1984）。

管理会计毕竟源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本着“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 的原则，余绪缨先生认为，学习外国经验，要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学 ；学通了才能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至少在专家范围内应该是这样。学得皮毛，满足于一知半解是不行的。只有把外国的东西学透，才会有分辨能力，才能真正消化吸收。所以，要勤奋地学，不把“众长”学透，就不能“博采”。要想自成一家，就得先学透百家（余绪缨，1983）。

① 该教材的中文版分上、下册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上册出版于 1982 年 2 月，而下册出版于1984 年 12 月）。常勋先生负责译文初稿的校阅和修订，余绪缨先生负责译文初稿的总校阅和文字加工。

② 2022 年 5 月 20 日，厦门大学会计学系刘峰先生问笔者 ：“如果只写余老师发表的一篇论文，你会选哪篇？”笔者毫不犹豫地回答 ：“如果只写余老师发表的一篇论文，我会选《要从发展的观点，看会计学科的学科属性》这篇论文。”当然，笔者还说明了理由。

③ 笔者最近关注到微信圈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余绪缨先生是中国管理会计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还是“奠基人和开拓者”？笔者认为，基于中国当年的历史情境，余绪缨先生是中国管理会计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先开拓，再奠基。如果没有开拓，没有自己的“地盘”，没有“立锥之地”，如何奠基呢？

④ 该培训班在中国播下了管理会计师资的“种子”，堪称管理会计师资的“黄埔军校”，影响极其深远。当年许多高等财经院校的管理会计师资都出自该培训班。

确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教材结构体系之后，余绪缨先生以“发白未懈青云志”自励，夜以继日，尽心竭力编写管理会计教材初稿，②并作为教育部委托厦门大学举办的高等财经院校管理会计师资培训班的试用教材。以这次教学实践为基础， 他对该教材初稿做了较大的增删、修订，形成该教材第二稿。1981年11月，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在厦门大学召开教材审稿会，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天津财经学院（现天津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学院（现江西财经大学）、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山西财经学院（现山西财经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专科学校（现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厦门大学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众多署名专家，对该教材第二稿进行了“审查讨论”。当时的审稿专家充分肯定“这本教材内容丰富，自成体系，论述深入，结构严谨。迄今为止，这是国内有关管理会计教材中，质量较高、学术造诣较深的一本”，同时也就如何进一步修改、提高教材的质量提出了建议。余绪缨先生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又做了较大的修改、补充，于 1982年7月形成该教材第三稿，作为正式出版的基础。1982年8月，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的“编审说明”正式同意余绪缨先生编写的该管理会计教材“作为试用教材出版”。③ 1983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以“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正式出版该教材。

余绪缨先生编写的《管理会计》教材，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该教材所创建的“以管理会计的对象即现金流动为经，以管理会计的职能为纬”的管理会计教材结构体系，成为中国同类教材编写的蓝本，堪称中国管理会计教材的奠基之作。④

20世纪90年代之前，余绪缨先生的《管理会计》教材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获得当时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相应的荣誉证书。该教材启蒙并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自中国恢复高考以后入学的管理会计学人（杨世忠，2005）。许多人是通过该教材才了解、理解和掌握管理会计知识， 从而对管理会计感兴趣。可以说，该教材不仅对管理会计在中国的传播、普及与应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标志着余绪缨先生已经完成了对西方管理会计的引进工作，开始转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学科阶段。⑤

毕竟，管理会计教材不等于管理会计学科。就创建一门学科而言，明确管理会计的对象与方法非常重要。余绪缨先生（1984）认为，“一门科学或学科，应有其特定的对象”。因此，管理会计的对象与方法问题是管理会计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他（1984）进一步指出，“一门科学或学科的对象，是其特定领域有关内容的集中和概括，是贯穿于该科学或学科的始终的。从这一认识出发，应如实地把现金流动（cash flow）看作是现代管理会计的对象”。因为“现金流动具有最大的综合性，同时它也像晴雨表一样，具有很大的敏感性，通过现金流动的动态， 可以把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全面、系统并及时地反映出来。这样，现金流动的有关数据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神经中枢，能更好地发挥信息反馈作用”（余绪缨，1984）。

① 余绪缨先生从当时的工作安排考虑，先编写《管理会计》教材，再撰写管理会计研究论文，发表其独到见解。因此，余绪缨先生早年的三篇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经典文献（1983，1984，1985）都在其《管理会计》（1983 年版）教材出版之后才公开发表。

②为了普及管理会计基本知识，《中国经济问题》编辑部从余绪缨先生正在编写的《管理会计》教材初稿选择五个重要章节并整理成五篇文章连续刊发在《中国经济问题》（1982 年第2 期至 1982 年第6 期）上。

③与现在的情境不同，当时高等财经院校使用的教材必须是经过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出版的教材即“统编教材”。当年的“统编教材”基本上都是集体编写，一个人独自编写一本“统编教材”相当罕见。而且只有“名教授”才有资格编写教材。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管理会计课程只是高等财经院校会计学专业的选修课。

④ 从出版时间看，余绪缨先生的《管理会计》教材并非中国最早的管理会计论著。1981 年 8 月，浙江人民出版社以“工业企业会计人员进修丛书”的名义出版了杨继良先生编著的《管理会计》一书。该丛书由上海市会计学会主编。1982 年 4 月，知识出版社以“新编立信会计丛书”的名义出版了李天民先生编著的《管理会计基础》一书。

⑤ 1990年 4 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余绪缨先生编著的《管理会计》（1983 年版）修订版。

明确了管理会计的对象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门科学或学科，不仅有其特定的对象，而且有其特定的专门方法”（余绪缨，1984）。他认为，“管理会计所用的方法，是属于分析性的方法，借以从动态上来掌握它的对象——企业生产经营中形成的现金流动”。因此，差量分析作为管理会计的基本分析方法贯穿管理会计之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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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文献很少涉足管理会计的对象与方法问题（胡玉明，2018），而基于中国老一辈学者的研究风格，余绪缨先生（1984）认为，“如果重实务而轻理论，特别是对贯穿其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缺乏较深入的研究，不能掌握有关方法之间内在的规律性的联系，就难以纵观全局”。有鉴于此，余绪缨先生（1984）的研究对中国管理会计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具有奠基性的意义（胡玉明，2018）。①

那么，中国管理会计有何特点？这是创建中国管理会计学科无法回避的问题。余绪缨先生借到美国学术交流的契机，在深入研究西方管理会计并总结中西方管理会计共性的基础上，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特点概括为九个方面（余绪缨，1985）。其中，最为“闪耀”的“亮点”是他（1985）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是一个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线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相结合的信息系统。通常所说的财务会计，从企业的角度看，实质上也是一种管理会计，而且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在工作上虽然可以有所分工，但构成统一的会计信息系统，则实际上可总称为管理会计”。

技术性和社会性。根据会计资料查询显示，会计具有的双重属性是技术性和社会性。会计人员以参与者的身份直接进入经济活动之中，进行核算反映，控制和监督，所以会计人员具有双重属性。

尽管余绪缨先生（1985）只是根据当时的情境概括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主要特点，但在中国当时的同类文献中，还是率先迈出了具有较大特色的第一步。从当今基于计算机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逐渐融合、业财融合和信息共享的趋势看，余绪缨先生（1985）的许多“ 独立见解” 同样极具前瞻性以会计信息系统论为基础，余绪缨先生（1991）认为，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属于信息科学的组成部分。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主要特点为基础，余绪缨先生又率先富有创见性地提出包括“微观管理会计”“宏观管理会计”和“国际管理会计”的广义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他（1992）认为，管理会计在广度上向广义管理会计发展，将微观管理会计、宏观管理会计和国际管理会计有机结合起来， 建立投资效益与经营效益相衔接、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相统一的广义管理会计体系，可以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现行的会计信息系统，使其能够更有效地为中国的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服务。胡玉明（2018）认为，广义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提出，在现有管理会计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为三部分，突破了国内外现行管理会计研究仅限于微观管理会计的局限。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学术界都属首创，其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尽管余绪缨先生在其有生之年并没有完成广义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建设，但先生还是披荆斩棘，竭尽全力，不断面对并回应各种质疑或误解，最终在中国创立了比较完整的管理会计科学体系。

也许纯属巧合，1922年，奎因坦斯（H. W. Quaintance）出版了《管理会计 ：财务管理入门》（Managerial Accounting ：an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Management ）一书，第一次提出了“管理会计”这一名称（胡玉明，1999）。而 1922 年，余绪缨先生出生于江西靖安。可能又是一个巧合，1947 年，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一篇论文《论企业之偿债能力》的“结论”部分特别提及“为应现代工商业之所需，管理会计（managerial accounting）已成为近世新兴之学问”② 。命运中的两次巧合，管理会计成为余绪缨先生毕生的研究领域，且孜孜不倦、深耕其中，更是“乐此不彼”。

① 针对管理会计是否有理论的质疑，余绪缨（1983）认为，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包括“决策与计划会计”和“执行会计”。“决策与计划会计” 的理论基础是运筹学和行为科学，而“执行会计”的理论基础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管理会计的基本职能是“解析过去、控制现在和 筹划未来”。

② 该文发表于《经建研究》（季刊）。由于时间久远，原文看不出第几期，但可以看出刊登于第52 页至第 63 页。根据余绪缨先生的注释，该文写就于 1947 年 8 月。由此可以推断，该文可能发表于《经建研究》（季刊）1947 年第 4 期。

三、管理会计人文化的拓荒者

其实，人的行为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余绪缨先生关注“管理会计人文化”趋势可以追溯到 1962年，而且贯穿先生随后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

所谓双重性质账户，是指既可以用来核算资产、费用，又可以用来核算负债、所有者权益和收入的账户。这类账户或者只有借方余额，或者只有贷方余额。根据双重性质账户期末余额的方向，可以确定账户的性质。如果余额在借方，就是资产类。

20世纪80年代，余绪缨先生在中国最早注意到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对现代管理会计的积极影响（余绪缨，1981），并认为行为科学是“决策与计划会计”的理论基础（余绪缨，1983）。

中国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逐渐告别了“别无选择”的困境，行为问题日趋重要。20世纪90年代初，余绪缨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行为科学对管理会计的积极影响，并认为管理会计的职能，本质上是一种行为性职能。管理会计的这种行为性职能把激励企业经理人的行为贯彻始终。如果管理会计不通过企业经理人的行为和作用，其所提供的任何信息都不足以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际效果。行为科学在管理会计的应用是管理会计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余绪缨，1990）。他（1990）在总体论证行为科学与管理会计之间的关系基础上， 具体地论证行为科学在管理会计应用的具体领域（如预算管理、业绩计量、评价与控制、成本控制），并提出许多富有创见性的观点。余绪缨先生（1990）开启了后续研究管理会计人文化的“序幕”。

余绪缨先生（1996）提出，经济、法律、政治诸因素固然对会计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只是停留在物质与制度层面，尚未分析到层次更深、境界更高的文化层面。就中国会计研究而言，超越时空的文化因素对会计的影响，最能显现根植于中国文化沃土、闪耀着“东方智慧”灿烂光芒的中国会计文化层面的重大特色。中国管理会计研究应该与历史潮流相适应，从传统技术观向社会文化观转变。余绪缨先生（1997）认为，中国古代“孙子兵法”所隐含的管理思想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兴起的战略管理会计（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存在相通之处。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面对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余绪缨先生倍感社会文化观对管理与管理会计的深刻影响，从更广阔的视野展望21世纪会计学科的发展趋势。他（1998）认为“会计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管理会计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其技术层面，必须同社会文化观相结合”。沿着这样的思路，余绪缨先生（1998）认为“从总体上看，一门学科的技术层面可以看作是它的‘硬件’，而相应的社会文化观可看作是它的‘软件’，后者是前者的灵魂和生命。任何技术方法的应用，如果没有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作指导，将无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管理会计自然也是如此”。

面对知识经济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余绪缨先生不断思考管理特性的转变历程，并由此联想到管理会计的发展趋势。他（2001）指出，管理已经从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智本管理发展，从硬管理向软管理发展。管理的特性从科学趋于艺术。管理特性的转变，管理会计特性自然要随之转变。未来的管理会计必然向人文化方向发展。以此为基础，余绪缨（2001）深入地阐释了管理会计人文化的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详细分析了数据、信息、知识、智力和智慧的区别和联系，提出了管理会计三个“重于”和三个“并重”新的方法论。①

余绪缨先生（2002）立足“商业语言”的特性讨论管理会计的人文化，并断言“管理上的人文化趋向体现了当代的历史潮流，也体现了管理会计的发展方向”。他（2003）进一步阐述“人文主义思潮促使管理与管理会计的发展趋向人文化。”到了晚年， 先生非常强调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与实践必须“由技入道”（余绪缨，2006）。

管理会计人文化趋势自然要与管理会计数学化思潮“分道扬镳”。余绪缨先生曾经认同管理会计数学化思潮（余绪缨，1984），但后来却反思管理会计数学化思潮（余绪缨，2001）。显然，他对管理会计数学化思潮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信”到“疑”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余绪缨先生敢于修正自己学术观点的科学精神，也对当前中国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存在过度重视数学化研究方法的现象提出警示（胡玉明，2018）。作为一个管理会计战线老兵的“从容论道”，余绪缨先生对管理会计人文化趋势的独到见解对中国未来管理会计研究富有启发意义。

① 三个“重于”指“衡量”（measuring）重于“计算”（counting）、“认知性”（cognition）重于“精确性”（precision）和“悟性”重于“理性”。三个“并重”指“量化与非量化并重”“量化的各种形式并重”以及“量化的各种形式中，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并重”。

四、中国会计走向世界的使者

余绪缨先生的“国际足迹”主要包括 ：

1985年，根据“美中高级学者交换计划”，他应美国国家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换委员会”的邀请， 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纽约州立大学 、伊利诺大学和圣·克劳德州立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和学术交流。每到一处，余绪缨先生都围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管理会计的演变”为主题作专题报告，并开展一系列座谈、讨论，产生了较大影响。

1986年，应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会计国际教育与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Accounting）的邀请，余绪缨先生参加由该中心主持的以“远东会计与经济的新发展”为主题的“会计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Chinese and U. S.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Analysis of the New Chinese Management Accounting Style（《论中美管理会计的共性与中国管理会计模式分析》）的论文，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该文已被收入由该中心编辑的题为 Recent Account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ar East 的专题论文集，于1988年出版，并向全世界公开发行。

1988年，余绪缨先生应邀再度参加“会计国际教育与研究中心”主办的以“变动中的国际金融市场对会计的影响”为主题的“会计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 The Fund Market in China ：Its Formation，Development，and Impact on Accounting （《中国资金市场的形成、发展及其对会计的影响》）的论文，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该文已被收入由该中心编辑的题为Chang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ir Impact on Accounting 的专题论文集， 于1992年出版，并向全世界公开发行。

1992年，余绪缨先生应邀参加由“会计教育与研究国际学会（IAAER）和“美国会计学会（AAA）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会计教育国际大会”，并在会上宣 读 了 题 为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s and University Accounting Education in China（《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大学会计教育改革》）的论文。该文已被收入美国会计学会编辑的题为Accounting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Global Challenges 的专题论文集， 于 1994年出版，并向全世界公开发行。

1994年，为了纪念卢卡·帕乔利《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发表 500周年，余绪缨先生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发表了题为《帕乔利对复式簿记的历史性贡献为此后会计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L. Pacioli’s Historic Contributions to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Science in the World Ever Since ）的论文。该文已送往复式簿记的发源地—— 意大利参加全球性纪念卢卡·帕乔利《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发表 500 周年盛会展出。

1995年11月7日至20日，余绪缨先生作为高级学者应邀对日本的九州大学、熊本学园大学、长崎大学、早稻田大学、骏河台大学、专修大学和一桥大学作了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他在九州大学宣读了题为“Changes in Accounting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Economic Environment”（《会计变革与经济环境变革的依存性》）的论文。1997年10月，余绪缨先生应邀出席法国会计学会主办、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八届会计教育与研究国际大会，并宣读题为On The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Chinese Accountancy’s Transformation Over the Period 1950s—1990s and Its Prospective Developments Head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国会计转型的社会文化分析及其对伦敦吉尔德霍尔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并宣读了题为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on Accounting（《文化对会计的影响》）的论文。同时，还应邀对英国赫尔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并宣读了题为Briefly Expou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rt of War by Sun Zi to 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简论孙子兵法在战略管理会计中的应用》）的论文。

① 1991 年 8 月，文硕先生曾经为其主持翻译的“世界会计审计名著译丛”写了一篇序文。该序文的题目为“世界正走向我们，我们应走向世界”。笔者借用文硕先生的“名言”，但略作改动。特此说明。

2005年7月9日，为了纪念余绪缨先生从教60周年，并繁荣余绪缨先生为之奋斗不息的中国管理会计事业，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与厦门大学会计学系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隆重举行“当代管理会计新发展”国际研讨会。余绪缨先生以83岁高龄，精神矍铄，作了题为Some New Insights into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管理与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新认识》）的大会主题报告。来自海内外100多位同行参会者以雷鸣般的掌声表达了对余绪缨先生的崇敬和祝福。

如今中国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已经是“稀疏平常”的事情，但在当年（尤其是余绪缨先生那一代学者）却是不平常的事情。就国际学术交流而言， 余绪缨先生在同辈学者中显得更“耀眼”。他的“国际足迹”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特色会计理论研究成果。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汪一凡认为 ：“大师不仅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科，而且还为其他学者和从业人员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和就业天地，解决一批人的‘饭碗’问题。”余绪缨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师！他在中国开创的管理会计学科着实解决了一批人的“饭碗”问题。①

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作为厦门大学的一名终身教授，即便到了晚年，余绪缨先生还在强调 ：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学科建设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坚持“自主性”和“开放性”相结合。以此为指导，进行管理会计学科建设，就可使其大大超越流行的纯技术、数量观，而从人文、哲学的高度凸显其中国特色（余绪缨，2007）。

2005年12月8日，余绪缨特别寄语厦门大学获得 2005年度“余绪缨奖学金”的青年学子 ：“前沿求索几度秋，由技入道勇探求 ；攀登莫负平生愿，巍巍砥柱立中流。”也许，这首诗就是余绪缨先生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①笔者曾经当面聆听汪一凡先生的这段话，并在“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 2017 年会暨纪念余绪缨教授诞辰 95 周年学术研讨会”所做的大会主题报告（“承前启后 ：余绪缨教授管理会计学术思想”）上引用汪一凡先生的这段话。汪一凡先生后来在其撰写的厦门大学会计学系往事之十八（“常勋先生学术小传”）又引述了这段话。

[1]杨纪琬，阎达五 . 开展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 兼论会计学的科学属性 [J].会计研究，1980（1）：2-10.

[2]杨纪琬，阎达五 . 开展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 兼论会计学的科学属性 [J].财务与会计，198（0 5）：6-10.

[3]余绪缨 . 要从发展的观点，看会计学的科学属性 [J]. 中国经济问题，1980（5）：46-47.

[4]余绪缨 . 关于建立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会计学科体系问题——兼论与此有关的几个会计理论问题 [J]. 会计研究，1982（2）：38-45.

[5]余绪缨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务与会计的关系[J].当代财经，1993（1）：9-11.

[6]余绪缨 .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对几个会计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 [J].厦门大学学报，1993（1）：1-6.

[7]许金叶 .智能会计理论基础 ：“会计信息系统论”的发展——纪念余绪缨教授诞辰 100周年 [J]. 财务研究， 2022（1）：38-48.

[8] 陈支平 .厦门大学百年校史（1921—2021年）[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

[9]余绪缨 . 社会主义会计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探讨 [J]. 厦门大学学报，1964（1）：32-37.

[10]胡玉明 . 余绪缨管理会计学术思想述评 [J]. 财会通讯， 2008（9）：24-27.

[11]胡玉明 . 中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回归本质与常识 [J]. 财务研究，2017（3）：14-21.

[13]余绪缨 . 现代管理会计是一门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学科 [J]. 中国经济问题，1983（4）：1-7.

[14]胡玉明 . 承前启后 ：重温余绪缨管理会计思想 [J]. 财务研究，2018（4）：45-54.

[15]胡玉明. 余绪缨：前沿求索几度秋 由技入道勇探求[EB/ OL].(2021-12-16)[2022-07-14]..

注 ：

②胡玉明专家小传见《新会计》 2015 年第 1 期第 1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