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5月11日香港《星岛日报》新闻：“梧桐山上阎王壁，逃生者堕崖死。”梧桐山位于深港边界，从深圳翻越梧桐山，深圳河就在脚下，灯火辉煌的香港就在眼前。
传说当年许多逃港者，大逃港的原因是什么，好不容易登上了梧桐山，望见了隔河香港的灯火，却在夜色中失足跌下、葬身崖底。崖下尸体累累，因此被称作“阎王壁”。为何有那么多人摔下崖去呢？他们又为何要逃向梧桐山？
传说当年许多逃港者，好不容易登上了梧桐山，望见了隔河香港的灯火，却在夜色中失足跌下、葬身崖底。崖下尸体累累，因此被称作“阎王壁”。为何有那么多人摔下崖去呢？他们又为何要逃向梧桐山？
最重要是两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太远，同样是出卖劳力，在深圳，累死累活一天还未必吃得饱。在香港，除了有饭吃，还能有钱剩。
一切要从“大逃港”说起。
1898年6月9日，中英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以深圳河为界，将从深圳湾到大鹏湾的九龙半岛全部租与英国，为期99年，自此深圳河成为中英双方的界河。它发源于牛尾岭，自东北向西南出深圳湾，入伶仃洋，全长37公里，最宽处75米，最窄处仅2米。
1949年10月19日，深圳（时称宝安县）和平解放，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发布命令封锁深港边界，整顿边防。此后直至香港回归，数百万人试图渡过这条窄窄的界河，逃到香港。河水滔滔，成了深港之间的一道柏林墙。
那时候跟英美关系不好，而且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所以禁止去香港，但是又需要香港来作为与美英等势力交流的窗口，所以也就没有收回
深圳河分隔了香港与深圳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
第一次逃港潮
1955年3月5日，港英采取限制性的“出入平衡”政策，即每日从香港入广东多少人，内地便能进香港多少人，入港的正规渠道受到限制。
第二次逃港高潮
第二次逃港高潮发生在1962年5月，当时被香港称为“五月大逃亡”。
逃港之风最严重时,深圳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然而,深圳在随后短短四十年就获得数千倍发展。不少留下来的村民的财富竟飙升了一万倍!深圳原住民,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最具魔幻的传奇。《深圳城中村资源大全。
在此政策之下，宝安县的经济逐渐恢复，偷渡人数反而减少，然而就在1962年5月5日，外出政策大放宽，数十万人拥向宝安县、冲过边界、逃往香港。
今日回顾，此次大放宽略显蹊跷，传闻是由于当时流行的两大谣言耸动人心：一是“英女王诞辰，香港大赦三天”，人们相信到了香港就能拥有合法身份；二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人们恐慌地想要逃向香港。
然而撰写《大逃港》的陈秉安先生认为，发生在深港边界的“沙头角事件”才是事情的导火索。当时内地正处于艰难时期，沙头角的英国巡警却故意抱着饼干桶、嚼着口香糖在边界上炫耀，并向馋嘴的小孩子派糖。吃了英国糖的小孩遭到同学奚落，家长恼怒之下打了派糖的英国巡警，由此双方展开对峙。据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回忆，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乘此机会撤掉边境岗哨，放难民入港。
九死一生的逃港者涌入，同情泪满香江。《明报》发表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更直接拟标题：“火速！救命！”据金庸回忆，香港各界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明报，狭窄的报馆仿佛成了一个人道主义救援中心。
然而对于香港政府而言，骤至的十万难民实在难以安置，拦截与遣返势在必行。
用历史上的逃港潮来抨击某个时期是可笑而无耻的行为。
第三次逃港高潮
第三次发生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年至1980年。
由于文革的结束，沿海一带的民众开始接触到更多的境外消息，躁动在民间浮现。同时，伊丽莎白女王大赦的谣言再度盛行。1976年开始逃港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1979年达49.3万人次，多次发生外流人员冲击边防、强行冲关事件。
因为香港和中国有陆地口岸。澳门地方小，经济被大陆控制
民众的大量外逃引起了中央关注，1977年邓在广州视察，对此事评价道：“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改变就这样开始了——1979年，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对其中十四个公社、镇实行特殊对外政策，允许村庄对港贸易；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诞生。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大逃港”似乎已经成为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