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承明制，后人研究历史，就往往把明史和清史合在一起，称“明清史研究”。
研究明清史的人，会惊奇地发现：明朝的皇帝个个都是奇葩，不是残暴变态，就是昏庸荒唐，什么“和尚皇帝”、“道士皇帝”、“蛐蛐皇帝”、“荒唐皇帝”、“色魔皇帝”、“春药皇帝”、“木匠皇帝”、“蛤蟆皇帝”……放眼看去，就没一个是正经人。而清朝皇帝，除了后面的同治帝闹出过点绯闻外，其他个个都是英明神武、远见万里的圣明天子。
也难怪历史学家萧功秦说：“明朝皇帝的道德素质、责任感甚至智商整体上都比清朝皇帝差很多。”
难道，明朝的皇帝都是恶魔转世，而清朝皇帝都是天神下凡？
显然不是这样。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读书人只要有功名就有地位，当街骂皇帝，朝纲不振的，屁事没有，东厂西厂厉害吧，照样不敢招惹文官，除非铁证如山，要不他们也没辙，就是因为文官权利太过集中，致使君主逐渐成为摆设，就算不上朝，国。
出现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明朝的政治环境太宽松而清朝的政治环境又太严酷。
明朝的政治环境宽松到什么程度了呢？明朝的言官可以毫无来由地对皇帝展开人身攻击，明孝宗病倒了，不能上朝，言官就骂他怠政，是要做周幽王、汉灵帝的前奏；明武宗想到江南看看自己国家的风土人情，群臣前堵后追，骂他是隋炀帝、宋徽宗；到了嘉靖时代，海瑞更是抬着棺材痛骂嘉靖施行了恶政，搞得“家家皆净”；后来的万历帝被言官骂怕了，干脆躲了起来……
当着皇帝的面骂都没事，那背后说皇帝坏话，甚至胡乱编排皇帝丑闻、绯闻的现象就见怪不怪了。
明朝经常出现奇葩皇帝，这说明当时的朝堂上，决策权不在皇帝手里。事实上，当时工商业发达，朝堂上做主的常常是大臣们。可以说，明朝人如果脑子里有君主立宪制这种政治制度的概念，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都说不定。皇帝独裁统治。
在大家印象中，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个超级残暴的嗜血恶魔。
究其原因，是因为朱元璋大力反腐，清查了大批贪官污吏。明明被杀的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可是，这么一来，触及到有话语权的文官阶层的利益，那么朱元璋的反腐行动就被恶意描绘成杀功臣、搞文字狱之类的恶行了。
明朝有很多这类野史，说朱元璋性格凶残，稍不如意，就要杀人施暴。比如说，《闲中今古录》、《翦胜野闻》、《朝野异闻录》、《传信录》等等书都记有这样一个例子，说：杭州教授徐一夔给朱元璋上贺表，里面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看了，勃然大怒说：“‘生’，和‘僧’同音，分明是讥笑我曾经出家为僧。‘光’就是光头，可恶！”命人把徐一夔杀了。
其实，这事根本就是瞎掰的。只要查一查史料，就可以查到，徐一夔一直活到建文二年，自然死亡，年龄八十多岁。
可这类故事被编排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老百姓爱听，流传很广。传来传去，传了几百年，后人就很难分辩其真假了。
还有，明朝灭亡以后，那些投降了满清的明朝人在编修明史时，一方面大量采用明朝书商用来吸引读者眼球的各种野史文献，大力抹黑明朝皇帝，另一方面又要推卸亡国的责任，着力证明是皇帝“用人不识”、“残害忠良”、“刚愎自拥”，才导致了朝廷的倾覆现象。
对比一下，清朝文字狱之极严酷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之最，谁要说出对皇帝稍有不敬的字眼，不管是平民还是贵族，一律是诛九族、凌迟处死。所以清朝前期和中期的皇帝个个都是完人、圣人，也就是民国时期民间才有一些对同治、光绪帝的花边旧闻，但也不足为史家取信。
编修《清史稿》的赵尔巽等人，大部分都是满清遗民，对满清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在满清严酷的思想专制下，满脑子的复辟想法，所采用的修史材料又全都是来自清朝政府的官修材料，那么清朝历代皇帝自然都是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了。
当然了，明朝皇帝个个都是奇葩为什么，《明史》是满清统治者主持编修的，满清统治者是完全有能力抹黑明朝以证明自己取代明朝的合法性的。
负责修《明史》的编修班子心领神会，卯足了劲往这方面写。
10、顽皮皇帝—朱厚照 朱厚照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父母死的比较早，没人管，自己又是皇帝，很放飞自我。11、罢工皇帝—朱厚璁，朱翊钧 两个都有相同的特点，前期励精图治，工作累了就罢工，一个20年不上朝，一。
不过，出乎清朝统治者的意料，《明史》初稿把明朝皇帝丑化得不堪入目，竟然让人恶心得读不下去。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康熙皇帝读了《明史》编修班子呈上的帝王本纪和列传若干卷，非常不满意，于二十七日谕晓负责纂修的大学士，说：“你们纂修的样本，朕详细批阅过了，里面对洪武、宣德的非议太多了！朕觉得，洪武是一代开基雄主，功德隆盛；宣德乃是守成贤君，虽治国的业绩和施政方针不同，但他们都是励精著于一时，功业垂诸后世，已经尽到了明君该负的责任。朕也是一代之主，锐意图治，早晚不敢稍有懈怠，总理万机。如果要专门搜索前代贤君的毛病和不足，对他们评头论足，议论是非，朕不但没有这样的资格，也没有这样的才能，更没有这样的想法。朕常常自我反省、自我检讨，对于古代的明君、圣君，朕若不能超越，又岂敢轻抒议论？如果要表称赞扬洪武、宣德，写一篇宏文赞语，朕还可以指示词臣，饰以华美的词藻；如果要深入苛求不实之论，则不是朕所忍心所为的。本来嘛，大明帝业之开创，文武诸臣各著勋绩，但列传之中却处处显示出文臣的贡献远大于武臣，明显是议论失平，难为信史。所以说，纂修史书，虽然是你们史官的职责，但《明史》既是在朕当政时撰写成，一旦有地方没协调好，后人就会归咎于朕了。”
两天之后，即二十七日，康熙又语重心长地对编修班子的成员说：“著史之道，务必要秉公持平，不能持有私心而作偏颇之论。”
皇帝稍微那里做的不对就会把错事放大一百倍，从而形成了明朝皇帝各个都奇葩的感觉。而清朝整体政治严谨，文臣分满汉两种，满臣在清朝皇帝面前都是自称奴才，做为奴才肯定不敢骂主子，汉臣权力过小不受重视自己也是多一事不如。
对于明朝的灭亡，康熙的见解是：“崇祯诛锄阉党，是一大善政，但要说明朝之亡，亡于太监，朕殊不以为然。明末朋党纷争，朝廷大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只以门户胜负为念，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是明亡的主要原因，要把明亡的责任全部推到太监身上，绝对是胡说八道。”
说到动情处，康熙不禁叹道：“朕已老矣，在位久矣，不知道后人会怎么样议论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朕虽然预先写有随笔日记，仍然担忧天下不知朕之苦衷也。”
从康熙这些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着力抹黑明朝皇帝的，倒不是清朝的统治者，而是那些生活在明朝年间的无聊文人和纂修《明史》的清朝史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