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处处受到掣肘，于是想办法来到衡州，独自创建湘军。要创办这么大一个事业，必然要有一个相应的工作团队，陈士杰就是在衡州接受曾国藩邀请，进入他的幕府担任高级参谋的。
受邀进入曾国藩幕府
清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曾国藩自衡州起程东征之前，于初七日给陈士杰写信并派专人送往湖南桂阳，约他前来相助。信中说：“自别以后，日盼足下来音，而久不见达。足下深明武事，于御众之道，盖得古人之遗意。仆此次东行，博求吾乡血性男子有忠义而兼娴韬略者，与之俱出。足下于仆，有文字之缘，有知己之雅，岂可不联镳以偕？兹专人前往，乞足下禀告侍闱，即日来衡阳共筹诸务。”
曾国藩说他与陈士杰“有文字之缘，有知己之雅”，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陈士杰以拔贡赴京参加朝考时，曾国藩为读卷大臣，结果陈士杰以一等第一名用为七品小京官分发户部任职，陈士杰也由此成为曾国藩的弟子并受其赏识。但正如曾国藩信中说的“日盼足下来音，而久不见达”那样，陈士杰确实是一个比较矜持的人，比如在京工作期间，他轻易不登曾家之门，每逢曾国藩宴请门生，其受邀后才与李鸿章等人一道，来曾家参加师生聚会。用现在的话说，陈士杰应该属于智商高情商低且十分要面子一类人，这种人虽然受人尊重，却难以让人亲近。
曾国藩
然而，陈士杰的孤僻清高不仅没有破坏曾国藩对他的良好印象，相反却受到曾国藩的加倍尊重。咸丰元年（1851年）陈士杰父亲去世，亟需携家带眷回家奔丧却手头拮据“贫不能归”，对陈家经济状况了如指掌的曾国藩，不仅亲自为他办装，而且“绵衣车帘，悉取为赠”。可能有人对曾国藩的做法表示不理解，否则曾国藩不会这样对人解释说：“隽丞（陈士杰字俊臣，也写作俊丞、隽丞）外朴内朗，干济才也。”意思是陈士杰的外表虽然质朴憨厚，像一个不通人情的书呆子，其实他的内心比谁都明白，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原则，不会随波逐流，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啊。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鲍超最后结局，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深具知人之明的曾国藩，原来是十分看重陈士杰的才能，才着意加以笼络的。有言道“知人则哲（能识别人的贤愚善恶就聪明）”，能识才爱才的人，本身就是有眼光、有胸怀、有抱负的人，曾国藩与陈士杰，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吧！
陈士杰家乡桂阳在湖南东南边，与两广相邻。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后，桂阳是湖南最早受到波及的地区之一。一些不安分的桂阳人，不仅纷纷聚众响应，而且有个叫李明先的读书人，还在当地建立割据政权，别称洪顺元年。为保一方安宁，在家守制的陈京官（桂阳人对陈士杰的昵称）因受当地绅民拥戴，从咸丰二年（1852年）开始就在桂阳州北乡积极办团练，剿灭当地土匪和防堵太平军入湘，展现了其突出的军事和组织才能。曾国藩信中说陈士杰“深明武事，于御众之道，盖得古人之遗意”，就是由于这个缘故。陈士杰的亲家王闿运，后来为其撰写行状，文中也特别写道：“其时省城虚弱，仅自守。永、桂州县界两广，数有寇警。牧令或守或走，院司皆不问。乡团聚散胜败，牧令又不暇问。唯桂阳州北乡团有所禀承，人人得以自固。”
曾国藩奉命帮办湖南团练后，对文能草檄、武能杀敌又有办理团练经验的陈士杰，自然倾怀延接。陈士杰也没有让他失望，接信后很快赶到衡州，加入曾国藩幕府并“任以谋议”。
为曾国藩把好用人关
陈士杰一入幕府，就为曾国藩谋划远大事业。他认为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唯以用舍人才为大计。”意思是一个团队的兴旺发达，关键是用对人、用好人，领导人身边如果不能聚拢一大批有才能且能干事的人并用其所长，其它一切免谈。曾国藩十分赞赏陈士杰的意见，就把考察鉴别人才的工作全部交给他做：“始隽臣佐曾文正公军幕，嵩焘与焉。文正公名能知人，独谓隽臣有识鉴，所部文武吏士始至，必先令诣隽臣，阴使相其能否，因授以事。”
很显然，陈士杰进入曾国藩幕府后，身份是高参，主要职责是鉴别、考察和使用人才，相当于军事参谋和组织人事秘书这样的角色。所以当时来曾营投效的人，都要先见陈士杰，经他考察鉴定有什么特长，能胜任什么工作，拿出使用意见后，再由曾国藩安排具体工作。对于暂时不能用的人，也给出明确说法，让人心悦诚服离去。工作中陈士杰也尽心尽力，坚决为曾国藩把好用人关：“反复进论，他人或未知也。”
由于陈士杰有鉴别人才的特长，所以他只见过鲍超一面，就认定是一位英雄，从而刀下夺人，救了其一命。原来陈士杰进入曾国藩幕府不久，恰逢鲍超因“诬告营官”论斩。鲍超当时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别校，否则哪能说杀就杀了？说来鲍超命该不绝，当刀斧手将他绑缚帐前，即将推出斩首之际，却被陈士杰偶然发现，于是当即找到曾国藩，请求免其一死。陈士杰是从鲍超“颜色不挠”的神色中，看出他不是普通角色。
除了鲍超这位未来名将，陈士杰还救过老湘营众多将帅的命。咸丰四年初，曾国藩率军援湖北。此前，湖南巡抚已派王錱为统领带兵出岳州。这两支部队的目标虽然一致，都是出征湖北，但各自为战，互不统属，原因是王錱与曾国藩早已闹翻，改投到了骆秉章、左宗棠门下。在湖北蒲圻，王錱的部队与太平军遭遇，败退岳州城内。曾国藩的部队当时扎营岳州城外，又是一支新集的军队，哪能抵抗得住乘胜追奔而来的太平军？于是一泄而退。王錱却“耻与俱退”，打算死守“薪米俱绝”的岳州空城。曾国藩虽知王錱守不住岳州，会白白送命，但愤懑之际哪有心思管他死活？陈士杰则不然，他不急不躁，反复论说，最终说动曾国藩派水师回军相救。湘军水师炮船在岳州城外连放数炮，王錱等九百余人乘机缒城逃出，保留了老湘营一批骨干。后来老湘营的所有名将，几乎全在这九百余人之中。
若无陈士杰，世人哪能知道鲍超之名？至于老湘营众多名将，更是早被王錱葬送在岳州城内了。后来，左宗棠正是靠着老湘营的能征善战，才平定浙江和收复新疆，所以这是陈士杰对湘军也是对国家最重要的贡献。
脱离曾国藩
可是，就在湘潭大捷前夕，曾国藩误信谎报，不听陈士杰等人谏阻，临时改变计划，执意率领少数留守部队攻打靖港，结果被太平军打得满地找牙，自己也跳入湘江自杀，幸亏被人救起才没有死成。
不久，陈士杰随曾国藩进兵武汉，连续击败太平军，取得了一系列骄人战绩。不久又进入江西，于当年年底兵抵九江。
陈士杰画像
湘军的所向披靡，既让曾国藩万分得意，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骄气。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报给朝廷的《请饬诸路带兵大臣各省督抚堵贼片》中，得意忘形的曾国藩竟然狂妄宣称：“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东南大局，似有转机。臣等一军，以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为主。”曾国藩于是兵分多路，试图一举攻占湖口和九江，然后直捣金陵。
此事虽然埋下了陈士杰日后脱离曾国藩的祸根，但他没有破罐子破摔，照样一心扑在工作上，无时无刻不把湘军的安危放在心上。他于是主动找到曾国藩，“进策请屯重兵小池口，以固水师。”可是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所有湘军将领，没有一个听得进他的正确意见，都认为“九江功在指顾”，很快就能打下来，没必要为自己留后路，后来太平军果然“踞小池，出轻舟，烧大营”。曾国藩逃入陆军大营后，越想越沮丧，想策马赴敌而死，又不想活了。众人极力劝阻，他的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曾国藩两次寻死，都是听不进陈士杰的正确意见造成的，真是自作自受。
九江之败使得湘军出省作战以来取得的大好形势付诸东流，却扭转了太平军湘潭战败后节节后退的被动局面。后来，曾国藩总结一生所遭遇的四大挫折，靖港之败和九江之败即为其中两个：“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对湘军在省外的军事行动一直高度关注的左宗棠得此消息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除了怨怪曾国藩“师胜气骄”，还批评他的幕僚们“惟知一味将顺，毫无匡救之意；又其智虑皆出涤公之下，如何有成？”这就有些错怪了陈士杰。要说陈士杰有错，只能说是没有犯颜直谏而已。这也是陈士杰的性格和为人所决定。他就是一个脸皮薄的人，确实强求不得。同样是曾国藩的门生弟子和幕僚，在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方面，李鸿章就要勇敢得多，相比之下，陈士杰确实特别顾面子。
后来，陈士杰不仅把桂阳乡团训练成为很有战斗力的勇营武装，称为“广武军”，而且以少胜多，打退了石达开对湖南的进攻，歼灭了从湖北金口叛逃入湘的数千霆军，“广武军”的表现无不让人惊呆万分。这是后话，此不赘述。
曾国藩素有知人之明，祁门之围，救了他一命。所以他根本就不会杀鲍超。最后他是死于光绪十二年，谥忠壮。
将机遇拱手相送
曾国藩当然知道陈士杰是带着很大情绪离开自己的，也明知他眷恋家乡，无意出山，但咸丰八年（1858年）夏天曾国藩复出带兵后，还是多次亲自或委托别人写信诚邀陈士杰前来相助。如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给陈士杰写信说：“阁下桑梓之事少纾，能否命驾东来见访，作终月之谈？不胜企祷。”
此战是陈玉成军事生涯的转折点，此后，陈玉成再难恢复太平军在皖的优势，开始陷于被动，并且为安庆攻防战全面失利埋下伏笔。1861年，曾国藩命鲍超率军进入江西，驻守长江防线，夹在安庆和九江中间，鲍超在此遭遇了太平天国另。
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上旬，左宗棠从安徽宿松回到长沙不久，即收到曾国藩来信，除了通知他募兵五千，还要他致信陈士杰，请陈迅速选募兵员，“刻日成军，东下赞助涤帅，成此伟绩，则东南大局之庆，不独桑梓光也。”
为了敦促陈士杰出山，惯来不讲私情的左宗棠，在信中竟然打出了感情牌：“阁下频年驰驱戎马，名迹烂然，于涤帅素有针芥之契，睹时局之艰，念涤帅经画之苦，知必投袂而起，共赋同袍。”
陈士杰却没有回应。
左宗棠后来听桂阳人说，应两广总督劳崇光之约，陈士杰可能去了广东，他马上给曾国藩去信，告知这一情况。当年八月十九日，曾国藩于是亲自给陈士杰写了一信：“江西一省，鄙意欲力求保全，以冀外图吴越，内固桑梓。敬求阁下仍招桂勇三千，专防南赣一路，每年可归省一次，以慰门闾之望。郴、桂有警，亦可率师回援，实属公私两便。”
陈士杰还是没有回应。
数度没有得到陈士杰积极回应的情况下，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初七日，曾国藩再给陈士杰写信，要他在家乡招集旧部挑选精兵强将火速带到安庆来，然后出征江苏（上海）：“苏省士民望救情急，使者数辈，更番迭至。国藩职领兼圻，谊不容诿，许以明春发兵驰援。而现计敝处兵力尚不敷用，即各营统领，亦亟需干城心腹之人。是以备具公牍，敦请大旆出山，相助为理，并令陈游击飞熊、马教谕先槐代达鄙愫。如获许允，即望招集旧部，挑募三千人，已另饬马（先槐）、陈（飞熊）各另募一营，随同东下，合成四千之数。旧人共事，调度易灵，务望及早着鞭，于明年二月底到皖。其留苏请简一层，以苏省办事乏人，而此军专为东征之用，故如此位置。若不惬尊意，则请到营面商，再行出奏。若阁下不愿赴苏，或带三千人，随鄙人同驻安庆，亦无不可。”
似乎只要陈士杰肯来，不管他有什么条件和想法，曾国藩都能满足和答应。
为促令陈士杰赴沪，曾国藩甚至预先奏荐他为江苏按察使，并获旨准。
这一切，都是因为陈士杰既“深明武事”又“沉机有谋”，曾国藩认定他是一个能够担当大任的人。
曾国藩虽然热切期望陈士杰“来营一见，慰我饥渴”，但他最终还是拒不应命。拒绝的理由是“前出时家居为盗焚掠，惊忧太夫人，今边界日有游盗钞掠，而石达开党部往来郴、永，以桂阳为衢道，不敢一日离”。意思是他前次离家后，家里房子被土匪烧了，母亲受到严重惊吓，如今湖南边界盗贼如毛，石达开部又在郴、永一带往来穿梭，以桂阳为交通大道，所以他不敢一天离开桂阳，要留在家乡办团练，严防石达开再入湖南，既可保一方平安，又能尽人子之孝。为此陈士杰请湖南巡抚出面向朝廷“代奏请养”，又亲自修书向曾国藩说明原因并表示真诚感谢，从而将崛起政坛的机遇拱手送给了李鸿章。
曾国藩知道自己无法争取到陈士杰的协助和支持，深感失望甚至怨怪之下，不得已改用李鸿章。如果不是这样，曾国藩未来的接班人，极有可能是陈士杰而不是李鸿章。这一事实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甚至完全不敢相信，但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不是哪个人随意编造的。
曾国藩对陈士杰的失望和怨怪，写在清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十三日给朋友黄冕和赵焕联的信中。这封信主要是恳请他俩敦促郭嵩焘出山就任苏松粮道道员。为此，曾国藩怨气很重地写道：“云仙（郭嵩焘）亲家于初一日简授苏松粮道，望劝其迅速东来，一慰远近喁喁之望，不可效俊臣（陈士杰）所为，轻率将事。”
与曾国藩最后一次相聚
甚至曾国藩也对手下军兵说：在适当的时候，不妨可以大呼“鲍军来了”，可以起到吓退敌人的作用。以左宗棠那样的英明神勇，有时因为兵力不足，也会扯起鲍军的墨旗子，吓退敌人。可见鲍超的悍勇神威、急中生智、世人皆惧，其。
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石达开已在四川失败，桂阳当地农民武装悉数平定，湖南已经没有大的战事，陈士杰这才前往安庆，当面向曾国藩表示歉意和感谢。见面交谈后，曾国藩想奏荐陈士杰代理江宁布政使，陈士杰却说：“奉母命省公，非求官也（我是奉母命来拜见您的，不是来求官做）。”曾国藩也就不再多说。
陈士杰是当年二月到达安庆的。这个月的二十八日，刚从无为、芜湖、金陵前线考察回来的曾国藩，一听说陈士杰到了安庆，立即安排他搬入公馆居住，第二天又为他设宴接风洗尘。此后半个月时间里，他俩不仅有过多次畅谈或久谈，而且曾国藩为陈士杰的《半解文稿》做了点评。为了让陈士杰广交有本事的朋友，三月初九日，曾国藩还特意修书一封，介绍陈士杰与赵烈文相识。十四日上午陈士杰离去时，曾国藩又出城到河下送行。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曾国藩不仅给了陈士杰很高礼数，而且从内心十分敬重他，哪里看得出他俩有过很深的过节？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曾国藩的表现确实如此。
只是，即使出现紧急情况，也只能认为是拖延了战斗机，鲍超于是生气了，骂了书吏。 外面围着那么多人，火灾燃烧在眉尾，亲兵给祁门大营寄信的时候，曾国藩幕府里的人看了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就拿给曾国藩自己看。 曾国藩看到后哈。
这也是曾国藩和陈士杰的最后一次相聚。
陈士杰这次安庆之行，虽然再次拒绝了曾国藩的好意，但也贡献了一条极为重要的建议。当时，湘军上下对长期盘踞江北滁、泗地区，经常与湘军搞摩擦的太平军降将李昭寿（即李世忠）极其痛恨，都怂恿曾国藩上书朝廷揭露他的反状。陈士杰却对曾国藩打包票说：“李昭寿绝对不会造反。”接着进一步解释说：“李昭寿一旦受到弹劾，必然激起他的强烈反抗，如今湘军悬兵金陵，李昭寿的数万之众如果生变滁、泗，将成肘腋之患，防不胜防。李昭寿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武夫，他的部队纪律虽差，本人也狂妄昏庸，但形势稳定下来之后，要取他的头颅非常容易，派个人带一纸命令就能让他束手就擒。如今这个人还有用处，为什么要新生一个敌人？”曾国藩开头听不进陈士杰的意见，反复开导后才默默接受。后来攻打金陵过程中，李昭寿果然出力不小。多年后，形势完全稳定下来，找了李昭寿一个不是，就轻而易举将其绳之以法，一切都在陈士杰的预料之中。
同治十年（1871年）陈士杰母亲去世，三年后服除，他才出来当官。先做山东按察使，后任福建布政使、浙江巡抚和山东巡抚，所在均有政声。
鲍超并没有背叛曾国藩，他只是残暴，军中纲纪涣散。鲍超虽然勇猛，但跟不少大将一样暴躁嗜杀，他所到之处必然要烧杀抢掠，连妇孺婴孩都不放过。军中纲纪涣散，一场战役过后无辜百姓横尸遍野，诸将金银满钵，美女盈门。鲍超。
在曾国藩众多幕僚中，后来官至督抚堂官者二十余人，陈士杰虽然忝列其中，但如果不是“拼命要面子”，而是像李鸿章一样“拼命做官”，他在晚清政坛的地位极有可能不止如此。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已主动从巡抚职位上病退数年的陈士杰在家乡桂阳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追根到底也是因为传闻他在与太平军的对抗之时，屠杀了近五十万无辜的平民百姓，这个传言是真的吗？为什么身为清朝官员的曾国藩会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事情。太平天国的崛起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我们上初中的历史课本上多少有点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