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感谢各位来到鱼羊读史捧场，今天我们说一个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租界。之所以说它熟悉呢，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这个词，知道历史上有过这么个小怪物。说它陌生呢，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在情感上又比较排斥，不愿意去了解相关的事实和细节，因为它引发的联想都不让不痛快嘛，什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就是租界，这是中国人民族记忆当中的一处疮疤，谁愿意去碰它呢？

就像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最不愿意去复习的一门科目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一会儿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会儿是被外国人变着花样欺负，自己人还不争气。你说我又不是个受虐狂，为什么要跟这些让人沮丧的事实天天打交道呢？总不如去看一集喜羊羊嘛，那好歹最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对吧？

但是没办法，历史就是这样，它像一根铁钉子一样，插在你的民族历史记忆当中，你可能不舒服，但你拔不掉。所以与其我们在情感上抗拒它，还不如在事实上了解它。

好在，现在我们有了这么个机会，因为现在我们也走在民族崛起的大路上，那种过去的屈辱感多少也平复了一点点。所以今天，我们有可能客观理性地重新打量这个历史名词——租界。

那租界到底是咋回事呢？一般人的印象当中，这就是列强用刺刀和枪炮，上海沦陷法租界安全么，逼着清政府被迫割让给外国人的那些咱娘身上的心头肉，那真是好地方，什么上海、青岛、天津、大连，你看，现在都是繁华的国际大都市。

刚才这段表述，你觉得有问题吗？没问题。但是其中有一个词要商量商量，那就是它是不是被迫割让的。从租界真实的历史来看，还真不能铁板钉钉地这么说。

那好，那现在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切换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人打输了嘛，签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里面有割地、有赔款，这都不去说它。最重要的是一条，叫五口通商，也就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五个地方，可以允许外国做生意的人自由地做生意和居住。

你看，按照西方人的常识，这就没问题了，两个国家掐架，掐完了之后条约一签，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按照条约规定的那些细则，我们继续交往和交易。英国人当时就这么想的，傻傻的，它刚开始1845年的时候到广州的船只有44艘。但是十年之后，1855年的时候，来的船就有478艘。所以你看，整个中外的贸易，实际上是在一个激增的过程当中。

但是，贸易这个东西它可不只是数字，它是人和人之间非常具体的交道，这种交道要还原到当时中英，或者说中西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看，它就会带来人的摩擦。

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人觉得，你看，我有条约了，我可以到广州城租房子了。你来呀，老了之后，老百姓不答应，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孔夫子教育下来的嘛，大家都觉得，这不是我们中国人，那就是蛮夷啊，当时有个词叫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你看，这就是周朝时候周边的那些少数民族，我们给他起的名，你看都不是什么好词，对吧？

当时中国人一看这英国人，长得丑，浑身是毛，奇装异服，然后还那么凶，还打仗把我们打败了。当然，当时的中国人可不是觉得什么文明不如人家，什么船坚炮利，想的都不是这个，朝里出奸臣哪。你看，直到我们现在写中学历史教科书都在告诉我们，当时要都让林则徐干，可能鸦片战争就不会败。就是因为什么奕山、琦善这些卖国贼，朝里有奸臣嘛，所以败了。

上海租界旧景

当时的老百姓更是这样的思维模式，所以他看到英国人，尤其他们要跑到广州城里居住，那大家同仇敌忾嘛，既然官府不出面，官府怂，我们老百姓可不怂啊。所以当时就出了很多事，你比如说有些英国人跑到广州城里来租房子，那结果就有一些小孩拿砖头扔你们家窗户，或者是欺负人家房东，说我跟英国人我对不了话，那好，谁租房子给英国人，谁就是败类，咱们就欺负他、折磨他，甚至跟官府勾结起来，把这个房东找一个别的理由给你判几年刑等等，这个在当时都出现过。

甚至在1845年，还出现了一个恶性事件，就是当时的老百姓围攻人家西方人的住宅，结果那帮英国人，要知道，当时到中国来做生意的英国人，那也不怂啊。他在母国混不好，所以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那不是来当白求恩的，人家都是来做生意的，甚至就是地痞流氓，他们拿枪打死三个中国人。所以这案子你甚至就没法判，你要说他是自卫吗？确实中国人攻击他们在先。你要说中国法律来惩治他们，人家又有治外法权，这都是签订在条约里的。

所以当时的地方官为这种事头疼得要死，所以当时的两广总督琦英，一方面要给英国人赔小心，一方面天朝上国的架子又要端着，一方面又觉得老百姓给他惹事，一方面又觉得民心可用，对于这样的爱国民间人士又不能过度打压。你想想看，你要是当时的两广总督，你会怎么想？

但是英国人，英国人是一个没有什么死心眼的民族，一看，这广州这个地方不大好进，算了，不跟你打交道了，所以大批的英国人就换了另外一个通商口岸，就是上海。在鸦片战争十年之后，你会发现广州带来的中英贸易的数额，居然下降了一半之多，而哪个地方繁盛起来呢？上海。

上海的情况跟广州就不太一样，首先当时上海是极小极小的，一小块上海县城，本身居住环境就差，老百姓人又少，西方人又一看，哎呀，说当地的中国人这个生活习惯又不是很好。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上海，尤其是江南水乡，你不要看现在到周庄去看，哎呀，东方威尼斯，门口都是小河。那个小河既用于倒马桶，又用于洗菜。

所以当时西方人一看，我的天哪，这什么生活习惯？他们的卫生习惯接受不了，说算了，我们接受广州的教训，而且我们跟中国人也搞不到一块儿去，我们在城外自己租一片地方，我们自己聚集去居住，行不行呢？这个要求就提出来了。

时非常安全,日本直到太平洋战争才对租借下手,主要是日本不敢得罪美英,因为日本的石油和钢铁等原材料都要靠美国和英荷的亚洲殖民地给他。日军是指日本军队，日本人自称“皇军”。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被中国民众称为“鬼子”。二。

最高兴的你猜是谁？上海的道台大人嘛，太好了，求之不得。你们要进城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你，你们那些枪炮又厉害，然后你们讲的那一套国际法、什么治外法权，那些东西我也搞不懂，万一跟老百姓发生冲突，我还没法处理，怎么办？你们在城外聚集，给你们划一片地，你们自个儿住去吧。这实际上就是租界的来源。

所以当时在上海，在整个上海县城，靠很北的地方就划了一片地，那个地方就变成了英租界。后来法国人呢，就在英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那片地方，搞了一片法租界。后来美国人又来了，在英租界的北方又搞了一个美租界。当然后来美租界和英租界就合二为一，成为公共租界，这就是上海租界的来源。

说到这儿你就可以看出，西方殖民者在选择租界地点的两大特征。第一个特征呢，是人家才不要你们农耕民族喜欢的，什么土壤肥沃、人口众多的那儿所谓的膏腴之地，人家才看不上呢。人家来又不是种庄稼的，人家是来做生意的嘛，所以特地要去选择那些水陆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比如说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是沿着黄埔江一字排开的，就是现在的外滩。

再比如说北方的天津，当时的天津县城实际上是在现在天津市区的西北角，现在沿着海河沿岸的那一片繁华地带，当年那叫地势低洼的地方，没有人愿意去住的。但是西方殖民者喜欢，因为够得着海河，所以疏浚海河，把地势垫高，据说最高的地方垫了四米的土，反而比天津县城还要高，所以后来才成了繁华地点。

在这儿还要说一个小插曲，英国人当时在北方选择租界的时候，其实有俩选择，一个是天津，一个是秦皇岛。为啥选择天津呢？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英国的兵舰、货物进京比较方便，沿途需要一个保护的地点，最后才选择了天津。

但是后来英国人其实一扒拉算盘一算，后悔，真应该选择秦皇岛，因为秦皇岛是中国北方最好的深水港。不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当年英国人选择了秦皇岛为租界，现在会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没准儿秦皇岛就成为中国北方，除了北京之外最繁盛的商业都市，而天津将会成为中国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市，也未可知。

那英国人选择租界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选便宜的地方嘛，因为他要花真金白银去买、去租。你比如说现在的什么南京路、外滩那一带，当时都是农田。一则史料显示，当时在南京路上有一户人家，户主姓吴，叫吴襄，跟吴三桂他老爹同一个名。

这吴襄当时把南京路上的一片地卖给英国人，多少钱？四十二两银子，这是1845年签的合同。但是二十多年之后，1869年的时候，同样一片地，卖的六千两银子。所以你看，这个地价涨了有多高。

当时的天津也是这样，当时建法租界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劝业场，多繁华的地点啊。当时只有92户人家，法国人一户人家打发了十两银子，大家还挺高兴，搬走了。但是这一片地方很快就开始往上涨，到了1920年的时候，法租界一亩地一千两银子；到了1928年的时候，这就是战乱时期，越打仗，租界的地价就越高，因为租界安全，有外国的枪炮保护。1928年的时候，法租界一亩地已经涨到了一万多两银子，这不是通货膨胀，这就是它建成城市的价值的体现。

所以你说，西方人从中国抢走的租界都是好地方，这句话错没错？没错。但是另一种表达方式也许更准确，就是西方人从中国抢走了地，然后把它变成了好地，这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但是说到这儿，你可能还会觉得奇怪，你不就是租地吗，对吧？我们中国人到美国租一片地，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设立警察，不认你们美国的法律，可能吗？租界它最让中国人觉得痛苦的地方，是主权丧失了。你们西方人在这儿又是搞公共管理，又是建立警察，又是建立法庭，你们有治外法权，这简直就成了国中之国，这才是你真正的强盗行径的标志。那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研究了之后发现，很少能找到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说西方人怎么就在中国慢慢地把主权给拿走了，它是一个历史上，就是切香肠的过程，就是一片一片一片给切走的。你真的考察它的历史细节，真的是哭笑不得，它往往是中国人拱手奉赠的一个结果。

我们来看看当时具体的历史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政府手里拿到的仅仅是一桩买卖，就是一纸普通的房地产租赁协议，或者说买卖协议，里面可不牵扯什么主权、治权、法权这些政治上的安排。比如说1845年，上海的道台和英国的领事签订了一份叫《上海土地章程》，这份文件通常就被历史学界认为是上海租界的起源。

这份文件你可不能说它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至少在当事人看来，那个情绪正好是倒过来的。英国人反而觉得这个好委屈的，因为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我们可以自由居住。但是现在你们老百姓捣乱，怎么办呢？我们退而求其次，在你上海县城的外面，还隔着一段距离，我们找了一片荒地，建立我们英国人的聚集地，这总可以了吧？总可以息事宁人了吧？对于上海的官府来讲，好，这巴不得，这叫重大的外交胜利，你看，我们终于通过人民的斗智斗勇，把英国人圈到一处了，他们不再四处捣乱了。

你看，那个时代皇权的朝廷经常就这么想问题，最好我的老百姓和外面人不接触才好。所以你看，中国的澳门是怎么被割让出去的？那刚开始可不是什么不平等条约，什么坚船利炮打的结果，那就是这个心态的一个产物。

葡萄牙商人来做生意，跟皇上讲，我们到处乱走好不好？皇上说别，你们就在那儿待着最好，给你们一片地，你们不许出来。要做生意，和十三行打交道。所以葡萄牙人就在澳门定居下来了，时间一长，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割据，人家就拥有了治权和主权，上海的租界也是这么回事。

那你说，这个主权是怎么切香肠，一步一步归了人家？你看，刚开始割出去的叫专管权，就是每个国家拥有自己租界的管理的权利。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呢？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事实。

当时美国人在英租界里设立了领事馆，英国人就不舒服了，说你们自己有租界，干吗跑到我这儿捣乱呢？美国人可不理那一套，说搞什么搞？根据国际法，这片地方主权属于清政府，对吧？你不就是出了银子租了这块地，我也是出了银子的，凭什么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呀？我不管，把国旗给升起来了。

这个英国领事心里就不舒服嘛，跟吃了个苍蝇似的，说好不容易英国人搞了一片聚集地，怎么突然中间夹了个美国人，就跑去跟上海的道台抱怨。

这在中国这些道台大人们看来，这西方鬼子最好就不打交道，你们最好不来闹，你们之间的事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国际法、什么治外法权，什么相互之间的外交条约，我一概不懂。甚至他觉得，什么英国人、美国人，这都是胡扯，长得都一样，两个国家就是蒙我们的，好跟我们多签一个条约，说你们最好不闹事。

所以后来上海道台说，你美国人不是有自己的地方吗？你们就回去嘛，这个地方是英租界，你就让他自己住不就好了吗？好，此言一出，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各个国家的租界由各个国家自己有排外的权利。你看，这就等于把专管权授予了各个租界的外国人吧？你看，这就是第一步。

那请问，那个法治的权力，就是设立法庭判案的权力，怎么又转移过去了？还是一样的原因，糊涂嘛，不愿意去管。比如说英租界的治外法权是怎么转让出去的？就是因为一件事，当时因为有一个中国人和英国人做生意，欠了英国人的钱，就跑去找中国的官府打官司，说我不该欠，他们欺负我等等。

英国领事一看，好事啊，要睡觉正好来了枕头，来来来，这事我帮你搞定。什么？你欠他钱？没事，这钱我帮你还了。从此就成为先例，就是中国人和英国人打官司，是在英国领事的权力之内。

所以你看，刚开始根据正式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条约，英国人只是个体拥有了治外法权。就是我在中国犯法，不归你中国法庭审判，归英国领事，叫领事裁判权嘛，对吧？但是因为我们聚集在一块儿，所以我们把这种个人的治外法权就捆绑在一起，这可真叫是巧取豪夺，摇身一变，变成在一片中国主权内的地方，拥有了裁判权。而这个裁判权是怎么让渡过去的？是因为中国官府不作为产生的一个结果。

那你说，最后的主权又是怎么让渡过去的呢？说白了很简单，不争气嘛。尤其，比如说太平天国时期，上海县城小刀会起义，把县城给占了，上海当时的什么道台、县令，全部跑到人家租界里去避难。请问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主权可以捍卫的？你的人身安全都要托庇于人家英国人的炮舰和刺刀，你还有什么主权捍卫的能力呢？

所以刚开始的英租界也好、公共租界也好，地点都很小。但是随着一次一次中国政府的无能，在战乱期间，在各种各样的剧烈冲突面前，因为租界可以提供相应的安全保护，所以租界就一点一点地扩大，最后所有人都承认，这片地方的主权就属于你英国人吧，所以就成了一个既成事实。

所以你回头去看这一段历史事实，这不是人家西方人拿刺刀逼着我们就范的结果，这是我们自己不懂国际法，不懂什么叫现代的主权概念，用一次一次的让步，一次一次的拱手相赠，铸成的一个事实而已。

因为租界在国际法上属于租住国的管辖（势力）地区。比如法租界是法国的管辖地区，英租界（公共租界)是英国的管辖区等。在抗战暴发(37年)初期，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但还只是中日之间的战争。日本人还比较怕英美法等国的介入，。

第二部分

接着跟大伙儿聊聊租界。租界成为中国的国中之国，这当然不是咱们中国人很露脸的事了，但是它也带来一样好处，就是繁荣。就拿当时天津的租界来讲，那可是叫东方芝加哥，世界各大银行都在这儿设立办事处。现在到天津去，你还能看得到那些大银行的旧址，好雄伟的大楼啊。

而且当时天津有一个好处，就是市政设施非常发达，甚至和当时国际上的大都市，什么伦敦、巴黎、纽约，在技术上都是同步的，什么有轨电车，什么管道煤气、上下水，还有带抽水马桶的小洋楼，这些在整个中国北方，几乎只有在天津你能用得到。

当时的北京虽然相隔不远，而且号称是首都，那可就差远了，达官贵人们能住的最好的地方，不过就是四合院，一开院门，整个城市都是暴土狼烟，从生活设施上讲，跟铺着木地板的天津小洋楼，那可怎么比呢？所以当时的很多达官贵人们，到北京是谋个一官半职，挣点钱。真要想享受生活，对不起，请移步天津。所以当时天津租界的房价居然是北京的十倍之多，你能想象吗？

那个时候禁止入侵法租界，因为日本不想得罪法国。他们跟法国之间都是有一种协议的。所以说他们是禁止入侵的。

那上海就更不用说了，远东第一大都市，各种灯红酒绿。所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很多高官平时是在南京挣银子，但是周末就杀奔上海去了。上海有漂亮的舞女，有各种各样的霓虹灯，享受生活，就得在说上海。所以这是繁荣。

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繁荣的基础是什么呢？不好意思，它的底牌让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感到很尴尬。天津、上海租界的繁荣，就是列强的刺刀和炮舰，是那些蛮横无理的武力。

天津租界

在民国的时候，一个中国人想要办一个轮船公司，你通常都得有一个动作，就是把其中10%的干股白送给一个西方人，最好是一个英国人，因为英国的皇家海军最强大。只要你拿出10%的股份，就可以享受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你划算死了好不好？从此国内的地痞流氓、军阀都不敢动你。所以搞到后来，英国的领事都很郁闷，说你们这些英国人，在国内混不好，到中国来混，你们很不爱国啊。我们的纳税人出钱建造了皇家海军，是用来让你们挣这点蝇头小利的吗？来保护中国人的船的吗？

但是郁闷归郁闷，没办法。当时在民国时候，中国的局势就是这样，出了租界，往往就是一片乱世。所以租界的扩展往往都是国内其他地方的政治或者军事出了问题，所以租界就扩张一回。

比如说1854年太平天国，上海有小刀会起义，很多难民就跑到了租界里面。当时英国人说，这是我们的聚集地，怎么你们进来了？但是也拦不住，怎么办呢？但是好歹这些难民往往都是有钱人，带着银子进来的。英国人不死心眼嘛，一想得了，挣一票钱吧，把我们的房，把我们的地卖给你们，租给你们，你们就在这儿住吧，所以又挣了一大票钱，而且把租界的地盘又扩大了很多。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1912年的时候，袁世凯手下的北洋第三镇士兵在天津发动兵变。当然有历史学家讲了，这就是袁世凯自己策动的。但不管怎么样，这次兵变确实失控了，导致天津老城区的那些商业地带烧成了一片废墟。

那在天津什么地方是完好的呢？那还用说吗？当然就是租界了，有外国士兵的刺刀把门。所以很多天津的有钱人带着金银细软和家小，就开始往租界里跑，一边跑，一边就想明白一个道理。哦，原来只有在租界当中，才可能有生命的安全和财产的保证。

所以从此，在中国现代史上出现了一个让现在的中国人感觉到非常尴尬的现实，就是反而在租界内，可以有安全和繁荣，出了这道线，外面就是兵变和动乱。所以你自己选，你待在哪里？虽然那个地方是中国的主权，也是丧权辱国的地方。

在北洋军阀的历史上，有一名高官叫徐树铮，他的命运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徐树铮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皖系的大将段祺瑞手下的左膀右臂，在北洋政府当中号称小徐，大徐就是总统徐世昌，他叫小徐。他在历史上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功绩的人，比如说1919年，虽然我们历史书上不大写，他曾经带着四千人马奇袭乌兰巴托，生是收回了当时有独立倾向的外蒙古，那也算是足够多谋的人。

1920年，当然北洋军阀内部打得也是一地鸡毛，直皖大战，皖系败了，徐树铮没办法，就一路往南跑，一头就扎进了上海的租界里面。要知道，当时上海是在直系军阀的包围之下，比如说什么孙传芳等等，都是直系。呀，小子，徐树铮是皖系大将，跑到我们的地盘眼皮底下，你想干什么？

这徐树铮没闲着，在上海的租界里面到处搞串联，希望皖系军阀东山再起。所以这个孙传芳就像猫一样，围着这个老鼠洞转。但是没办法，这个老鼠进洞了呀，这个洞是由英国人来保护的。英国人说，你别乱来啊，这人到我这儿可就归我管，虽然我们并不喜欢徐树铮，我也没有意图要保护他，但他进来了，我就要保护他的安全。你看，当时英国人说了还是算的。

后来实在压力太大，怎么办呢？英国人说烦死了，你们军阀在这儿斗来斗去，这么着吧，你走吧。所以徐树铮没有被英国人交给当时就在门口乱转的孙传芳，而是一张船票，上了船，去欧洲考察。

这到了第二年，到了1925年的时候，其实当时段祺瑞已经再次掌权，所以他就又回来。到了上海之后，第一站就给段祺瑞打电报，说我到北京看去啊。段祺瑞就跟他说，你千万别来，现在北京的政局我也掌握不了，周边什么冯玉祥这些人也不听我的，你可千万别来。

徐树铮说不怕，你都当总理了，我就来吧，然后就非要去了北京。这一去可不得了，段祺瑞说，你到了北京，你就别再出去了，你就在我这儿待着。徐树铮说不怕，我接着到天津，帮你划拉点儿兵力什么的。就从北京在前门车站上了车，直奔天津而去。

结果呢？结果出了北京，刚到廊坊，就被冯玉祥给逮着了。冯玉祥当时知道，就等在旁边逮他呢，所以派着士兵生把火车就给拦下来了。上了车，直接把徐树铮就抓住，抓住之后有什么审，有什么判，还给你走法律程序？少来那一套，直接拿到火车站旁边一个空地，就地枪决。这就是当时一场血案，段祺瑞拿他也没办法，因为手里没有兵嘛。过了不久，段祺瑞就黯然下野，从此再也没有回返政坛。

这件事还有下文，1945年的时候，当时抗战胜利了，徐树铮的儿子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法院，就向冯玉祥提出了控告，说你当时为什么把我爹给无缘无故杀了？有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当时国民政府哪敢讲这个理啊？就以什么诉讼时效已过，就坚决不受理。因为冯玉祥当时也是国民政府的高官，哪个敢判他呢？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让那些有爱国情怀的人情何以堪呢？在中华民国主权的治下，没有王法可讲，反而是在租界里是一片朗朗乾坤。所以在民国历史上，尤其北洋军阀历史上，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互动关系。北京的那些军阀一旦斗败了，二话不说直奔前门火车站，坐火车就直奔天津租界当中的老龙头火车站。一旦下车，马上就是一片天，从此就安全了。

所以你看，北洋军阀的那几任大总统，从袁世凯开始，到什么黎元洪、徐世昌、曹锟，这些人在天津都有自己的房产，为啥？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斗败了，那个地方好歹是一片安全的养老之所。

所以天津有一个赤峰道，现在还在，当年就是督军街，住满了那些斗败了的军阀。原来在外面打得跟乌眼鸡似的，一旦到这里，大家都是好邻居，可以愉快地玩耍，可以搞一些股票投资，摇身一变，变成实业家。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场景？但是它也多少说明了租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作用，它就是那些剧烈冲撞的减压阀。

当然了，后来租界就衰落了，为啥？

因为帝国主义不行了嘛，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帝国主义、法国帝国主义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再想在中国耀武扬威，那就没门了。尤其是北伐的时候，我们北伐军那可是势如破竹，在1927年1月3号，北伐军和汉口英租界的那些警察和士兵就干了一架，英国人怂了，不行了，所以汉口英租界从此回归祖国怀抱，这是1月3号的事情。

紧接着几天后，1月7号，九江的英租界又开始被收回。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吧，但是这过程中，你看又发生了什么？3月份，1927年的3月份，北伐军拿下了南京，然后出现了一幕人间惨剧。

当然我们的历史书上不大讲这一段，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拿下南京之后，把当时英国驻南京的领事直接押至街头，用青龙刀给砍了头。

在英国人看来，在西欧人看来，这不就是义和团又来了吗？但是他们没办法，有心无力，真的是有想法没办法呀。所以最后，只能是停泊在长江上的几艘英国兵舰，向南京象征性的打了几炮，算是抗议。这段历史，我们中国人不大去提。

但是从此之后呢，租界对于人身保护的作用就大大地下降了，中国社会的这个减压阀的作用渐渐地就没有了。给大家举一个例子，1928年，当时国共分裂，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我爱国义士和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共产党员，是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叫向警予，就是蔡和森的夫人。

这个向警予呢，当时一看不对，就往汉口的法国租界里跑。法国租界也把她抓了，但是按照当时租界的条例，说进入这儿我就要保护，我至少不能把你引渡给国民政府吧。所以当时的法国领事在汉口的，叫陆公德，这个人至少做到了，当然也有人说，有人给他塞钱了。但不管怎么讲，他就是死活不肯把向警予交出去。但是当时武汉，就是国民政府的那个卫戍部队的司令，就非逼着他交，双方就僵持起来了。

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美租界都有的.其实上租界顾名思意是英法那些国家在上海用来建造住宅工厂可以内部自治管理的地方.所以战争时期一般侵略者不会对其破坏.不是有钱人想住租界,人人都想住租界,安全么.但不是人人都有这。

法国人当时也算是条汉子，居然能够做到调法国的兵舰，直接到武汉待着，说你要敢进攻，我就敢开炮。当然后来法国人还是怂了，不行嘛，帝国主义遭受了沉重打击，所以后来法国政府干脆一看，说直接交人吧，有点丢面子，所以干脆就换了一个领事。第二个领事就把向警予给交出去了，一交出去，那还用说吗？当时就遇害了。

所以你看，整个租界的衰落，其实就意味着中国社会最后一片安全的保护阀丧失了它的作用。读这段历史，真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悲啊。

第三部分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租界的好话，我估计场外有些情绪激动的朋友已经在那儿喊了，卖国，居然敢替殖民者招魂。多大的罪过，现在全世界都没有殖民者好吧？我现在替殖民者说话，说给谁听去？关键是我们当代中国人能从这一段租界的历史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

我想至少有一点，那就是经济想要繁荣和发展，和平的环境和自由的贸易，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在租界的历史上，这两点是在外国人刺刀的保护下才实现的，但是就像西方人讲的那句话，最糟糕的秩序也远远好过没有秩序。所以有些中国人妄图通过大乱之后得到大治，痴心妄想，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经济都不要再想了。这是第一点启示。

第二点启示呢，就是人在城市化发展当中的作用。你看，在租界发展的历史上，其实远远不止我们刚才举的这几个，什么上海、天津、汉口、青岛，还有很多。比如说东北的营口，当年就是租界。再比如说长江沿岸的，什么九江、镇江，还有我老家安徽芜湖，当年都有英租界，甚至苏州还有日本租界，都没有发展起来。你说为啥？

我们其实可以从人的角度再理解一遍租界的历史，租界的繁荣可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用制度这样的空泛的因素可以解释得了的。它其实就是那些西方的冒险家，他们在本国可能很失败，但是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带着自己的事业、观念、知识、人际关系，在这个地方打拼，用他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是娱乐方式，一点一点构建出来的一个城市化的奇迹。

比如说上海的南京东路是怎么来的？它不是什么市政规划的结果，它就是英国人娱乐的一个结果。当时英国人要跑马，他们喜欢赛马，搞了一个跑马场，但是嫌太小，就不得不在旁边建了一条路来遛马。很多中国人一看，这不就是马路吗？对，马路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你看，这就叫大马路，后来的南京路。顺着大马路，后来又修了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整个英租界的市政格局就是这样奠定的，它的根子实际上是人的娱乐。

再比如说1906年，南京东路大修，当时的出资人是上海犹太大亨哈同，他花了60万两银子，在印度买了几百万块的铁梨木，用桐油给它泡了，然后用于修路。当时上海人可自豪了，全世界哪个城市敢用木头修路？这样好的木头。所以当时报界有个顺口溜，叫北京的蓬尘、伦敦的雾，上海人用红木修马路。当然不是红木了，是铁梨木，但是这个手笔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但是你知道哈同是谁啊？他当年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是个犹太瘪三，上岸的时候兜里六两银子，只能到一些洋行去干一些什么门卫、清洁工这些工作。但是后来，他利用他犹太人做生意的那个头脑，炒房地产，后来发了财，成为上海最有钱的人，后来就修了这条南京东路。所以你看，所有的繁华，说到底都是具体的人。

你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两条发展思路。第一，叫进口替代，就是我关起国门，不让你外国的东西进来，我自己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第二条呢，叫出口导向，就是打开国门，我们勤勤恳恳地为外国人做手艺、做东西，这是一个开放策略。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不太看得出优劣，但是一段时间下来，大家知道，进口替代策略是错的，出口导向策略才是对的。那为啥呢？说到底，不还是一个人的因素吗？因为一旦开放国门，进来的何止是资金，关键是人。

就像中国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人说外国人精着呢，才不会把自己的核心技术泄露给中国人呢。是，但是要知道，经济学上有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人类的知识总体当中，那些能够写得出来的，能够号称叫专利的那些知识，那才是多小的一部分。最大存量的知识，其实存在于人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细节当中。

你比如说，你外国人只要到中国做生意，你总要雇中国人吧，中国人蹲旁边看着，好多东西就能看得会，它不见得一定是那些技术细节。比如说你怎么管理公司，你怎么管理员工，你怎么管理财务，甚至你怎么管理卫生间，你怎么管理那些保洁人员，你怎么做生意，怎么签合同，怎么谈判，怎么做广告，怎么做营销。所有这些东西，当我们在一起日夜厮混的时候，我们蹲在旁边，又不傻，渐渐地就学会了。这些东西，大家回顾三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史，你会发现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它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所以你看，上海在改革开放之后，为什么它有先发优势？就是因为很多老上海人，当年在租界历史阶段，就已经学会了很多西方人的知识，包括很多工作习惯。比如说守时，比如说信守承诺，比如说公私分明，这些东西都是上海人的优点。在很多其他城市，你找员工，往往就不如上海人靠谱，原因就在于这儿，人以及人传达知识的方式，才是繁荣最坚定的基础。

好了，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说租界了，我们想说的是中国这一轮的城市化。如果再过多少年，我们怎么形容我们现在这一代中国人经历的这个阶段的中国，我想什么哪个明星吸毒了，什么谁在微博上又说谁了，谁跟谁又干架了，这些新闻真的不重要。

这个阶段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是什么？就是大量的中国人要涌进城市，把中国变成一个城市化的中国。每年可有1000万到1200万人进城，一个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正在中国展开。这个过程当中，人的因素就最最重要。

租界各国巡捕

在这儿，我们不妨再吐槽几句中国的户籍制度。很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在批判中国户口制度的时候，往往是从阻碍农民进城这个角度着手的。但实际上，这个角度是错的。大家想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户籍制度，果真拦住了农民进城吗？没有嘛。

我们就拿上海来讲，刚改革开放的时候1000万人口。现在呢？常住人口2300多万，这还是不完全统计，你看拦住了吗？所以说大城市想拦住农民进城，哪有那么容易？你除非在城市周边建设铁丝网，除非你在粮食供给上回到粮票制度，否则农民该进还是得进来，你只不过通过户籍制度让他这个过程变得非常痛苦，非常受折磨，仅此而已。

户籍制度真正犯的错，其实是另一个方向上的错，那就是阻碍了像北京、上海这些高度发达城市文明的人，离开北京、上海，到其他地方去建设新的大城市。因为我有户口，我享受特权，我怎么舍得离开北上广深呢？

其实从上一轮城市化的进程，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租界的进程。我们可以发现，租界是怎么起来的？就是那些高度发达城市文明的人，来到低度发达城市文明，然后用他们的知识一点一点搭起主体框架建成的嘛。

就拿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说，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唯一一个大型城市化的县城案例，就是深圳。可是深圳是怎么建成的？大家想一想，都是全国各地的精英，包括北京、上海的精英，因为那个地方是政策特区，大家可以挣得更多，生活更好，所以投奔而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由他们的知识构建起了基础的框架，然后再有农民进城，所以才有深圳。

但是其他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往往我们寄望于什么政府的政策，什么高楼大厦、房地产。但是由于没有高度发达城市文明的人带去相关的知识，所以现在在中国很多地方，不就出现了鬼城吗？没有人，所谓的城市化就是一场空。

啥叫城市化？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当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它是一种非常精微而繁复，而复杂的人类的社会结构。它的建成，是需要很多知识的引领的。你不要以为把一堆农民往一起一搁，它就是个城市，那极可能会滑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大规模的贫民窟。那样的城市化，我们要吗？

所以说到底，现代化也好，城市化也好，经济发展也好，所有的都基于人的知识和人的创造。所以，世界上最不明智的事情，就是限制人的自由。

划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