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rothea Lange,移民母亲,1936年
《移民母亲》是多萝西娅·兰格最广为人知的作品,那幅被三个孩子包围的、陷入困境的农民肖像是代表大萧条悲剧的标志性图像。她在为罗斯福总统的重新安置管理局(后来的农场安全管理局)工作时制作了这张照片。兰格是加入RA的11位摄影师中的第一个,RA是一个新政机构,其目的是记录农村穷人的困境和政府为帮助有需要的农民所做的努力。
Dorothea Lange,阿拉巴马州的犁女孩,1936,明胶银印
多萝西娅·兰格的风格是一种高度聚焦,凝练并且不煽情的镜头表达,镜头中不会出现多余的人物和景物,每一根线条的走向和每一片皮肤的质感都充满了意义。以其创造的图像,反映了人类的勇气和尊严,特别是处于被侮辱和受压抑状态下的人物形象。兰格经常被手和脚所吸引,这些主题既针对个人,又代表了人类苦难和忍耐的更大主题。这位光着脚、拖着骡子鞭子摘棉花的年轻女子,完美地概括了佃农的残酷农奴制。
她发明摄影机器走向科学摄影
美国摄影师贝伦尼斯·阿博特 (Berenice Abbott,1898—1991年),在20世纪30年代用黑白摄影表现纽约街头和建筑物而为人所知。同时,她也为1920年代巴黎和1930至1960年代的纽约同志社群留下了不朽的影像。
阿博特于1923年开始拍摄,1923年到1925年间在巴黎担任摄影师曼·雷的助手,这期间她为20年代较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拍摄人物肖像,创作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肖像。其中,她结识了摄影家尤金阿杰特,并帮助他使他的摄影作品获得国际的认同。
Berenice Abbott(美国人,1898–1991),朱利安·列维,1927,明胶银印
Julien Levy (1906–1981) 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品经销商之一,也是超现实主义、实验电影和摄影的热情拥护者。他在曼哈顿开设的 Julien Levy 画廊(1931年-1949年)在文化先锋派从巴黎到纽约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9年,阿博特的审美观发生改变,开始使用大幅照相机更加细致地拍摄纽约的建筑。从1935年开始的五年里,阿博特开始了由联邦艺术项目资助的纽约系列纪录片,制作了数百幅城市纪念碑和建筑的图像。其中包括“第五大道第 4、6、8 号”在内的97篇发表于《改变纽约》(1939年)。阿博特的纪实摄影体现了技术与社会的发展。她的照片为纽约曼哈顿许多现已消失的建筑和城区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Berenice Abbott(美国人,1898–1991),第五大道,第4、6、8号,1936,明胶银印
这张图片的标题告诉我们“8号曾经是艺术收藏品的所在地,它是最初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部分。”
1944年,阿博特成为了《科学画报》的摄影编辑,并于同年9月拍摄了鲜明的、几乎现代的肥皂泡分子结构的轮廓图,这张照片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科学照片之一。后期的阿博特在摄影同时,还通过摄制磁性和电力的方法进行实验,发明了各种摄影机器,其中包括“超视觉”照相机,她利用这些机器并开始走向科学摄影。
徕卡女王:从柔和巴黎到严肃纽约
《用徕卡相机的自拍》,Ilse Bing,1931年
伊尔塞•宾(llse Bing,1899-1998)生于法兰克福富裕犹太家庭,是1930年代少数使用当时最前卫的35mm便携式徕卡相机的女摄影师之一,被誉为“徕卡女王”。她对徕卡相机熟练精通而且无可匹敌的控制能力,使其在拍摄空间获得了惊人的自由。
1930年,宾搬到了巴黎并在那里度过了10年,在那里开启了她职业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时光。30年代的巴黎是一桌视觉的盛宴,她怀着喜悦的心情描述各种各样的美丽,创作了新闻摄影、建筑摄影、广告和时尚等领域的图像,作品发表在各大杂志上,以其开创性的摄影技术而著称,同时也是首批使用电子闪光灯、曝光底片及夜晚摄影的人。
宾用徕卡拍下了当时巴黎的各种美丽
1936年,宾的作品被列入卢浮宫举办的第一个现代摄影展览。1937年,她受邀前往纽约,她的作品被列进现代艺术博物馆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展览“摄影1839-1937”中。那张和徕卡相机在一起的著名自拍像,是她最为重要的图像之一。那幅作为标志性的自拍像,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既是新艺术形式的呈现,也是新时代精神的展示。
1940年,在巴黎被德国人占领后,她和她的丈夫因犹太人身份被驱逐出境,辗转一年多于1941年前往美国。经历战争带来的生活变故,宾的作品也发生了清晰的转变。20世纪30年代作品的柔和风格让位于坚硬的形式和清晰的线条,带有一种严肃和孤立的感觉。
离开摄影师丈夫,她成为独立摄影师
萝拉·阿尔瓦雷斯·布拉沃 (Lola álvarez Bravo)是最早带领墨西哥摄影走向艺术的女性之一。她因给朋友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等名人拍摄肖像和报道摄影而闻名,但更多时候被她更著名的丈夫——摄影师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布拉沃(Manuel Alvarez Bravo)的光环所掩盖。
Manuel Alvarez Bravo (Mexican,1902–2002),Los Agachados,1931,明胶银印
萝拉·阿尔瓦雷斯·布拉沃,《弗里达·卡罗》,约1945
他是萝拉的摄影启蒙导师,教导了她许多技巧,但只希望她成为他的助手。当萝拉试图探索自己的创造力并对婚姻感到不满时,这对夫妇于1934年分居。在他们离婚后,布拉沃保留了名字,开始成为一名真正的独立摄影师。
萝拉·阿尔瓦雷斯·布拉沃, 《愉快》 ,1950年, 银盐照片
萝拉喜欢不加修饰的自然主义肖像风格,并违反了当时女性的规矩,冒险走上街头拍摄“真正的”墨西哥。“如果我的照片有任何意义,” 她说道,“那就是它们代表了一个曾经存在过的墨西哥。”她对墨西哥人民的直接、毫不妥协和热情的研究为摄影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篇章,它们既代表了女性的创造力,同时也是不可磨灭的主题。
18岁的她,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摄影棚
安妮玛丽·海因里希(Annemarie Heinrich)于1912年出生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依然笼罩,她的父亲担心会再次发生战争,于1926年举家搬迁到南美洲的阿根廷。在成为一名摄影师之前,她当过摄影学徒,学过舞蹈、音乐和场景学。1930年,年仅18岁的海因里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摄影棚。
阿根廷的传统画家喜欢轻柔朦胧的风格,可是海因里希始终对场景设计,舞台美术,舞蹈和戏剧充满热情,这使她的摄影作品与传统美术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成为了剧院和电影拍摄现场摄影的先驱。她利用了戏剧性的摄影效果,例如模仿观众在舞台下的低视角,以及演播室灯光环绕脸部的光晕效果。
被毕加索耽误的超现实主义摄影新星
很多人对多拉·玛尔(Dora Maar,1907-1997)的印象是源于毕加索的情人和缪斯,其实在遇见毕加索之前,她也曾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师和画家。
Dora Maar(法国,巴黎1907–1997巴黎),养猫的男孩,1934,介质:明胶银印
从1930年到1934年,玛尔的相机聚焦于巴黎和伦敦街头的居民,融合了纪录片和超现实主义的模式。她的照片经常聚焦于社会边缘人物,如穷人或残疾人,揭示了她自己的政治参与。在这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中,一个头发凌乱的青少年保护性地将一只猫抱在胸前,他的目光挑战着Maar的相机。男孩的表情和姿势为这次偶遇和构图注入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心理维度。
Dora Maar(法国,1907–1997),乌布神父, 1936,明胶银印
遗憾的是,在毕加索的影响下,她最终放弃了摄影。多年来,人们只记得她是毕加索标志性系列《哭泣的女人》灵感来源的缪斯女神。
她拍下了新中国各行各业的女性翘楚
牛畏予,上海商人制作中国娃娃的家庭组织的手工艺小组,1956年,后印,明胶银版
何为“新女性”?
“相机背后的新女性”中的摄影师只是世界上许多走在相机试验前沿的女性中的一部分。
她们的作品,既反映了她们的个人经历,也反映了20世纪初非凡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毫无疑问,她们一起改变了现代摄影的历史。
其背后是,1920年代“新女性”运动的兴起。
纳维芙·内勒,São Januário电车(20世纪40年代早期) 国家美术馆,华盛顿
1894 年,爱尔兰作家 Sarah Grand 在《北美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妇女问题的新面貌”,首次使用“新女性”一词描述那些寻求彻底改变的独立女性,特别是“生于1850年到1900年间社会出身、教育经历相似的一群女性”。
随着19世纪末一大批女性作家的加入,“新女性”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在她们的笔下,女性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化身“反叛的缪斯”,在反抗社会禁锢的同时寻找着属于新女性自己的语言。
作为一种全球现象,1920年代的新女性体现了女性赋权的理想,其基础是真正的女性在生活和艺术中做出革命性的改变。
多拉夫人(1881–1963), 玛丽埃特·帕赫霍夫,1921 年,明胶银印,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受“新女性”这一全球现象的启发,此次展览旨在重新评估摄影的历史,并就女性摄影师的贡献推进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对话。展览首次采用国际视角来探讨这一主题,突出了女摄影师在工作室肖像、时尚和广告、艺术实验、街头摄影、民族志和新闻摄影方面的创新工作,并尝试探索女性摄影师对摄影史和女权主义运动所做出的贡献。
尽管已经过了一百年,“接受良好教育,具有独立职业,享有经济自主,提倡婚姻自由”依然是当下女性追求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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