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邹至庄*
【摘 要】本文从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制定和建议、中国经济特征以及经济改革经验四个角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在研究中国经济时，应该以基本经济理论为前提，但制度差异可能会导致基本经济理论在中国失效。建立在正确经济理论基础上的计量模型有助于对中国经济进行准确的预测。与此同时，经济理论知识并不能确保经济学家在提供政策建议时具备良好的判断力。经济学家必须在实践中领悟如何运用经济理论来解决经济问题。
【关键词】经济理论；政策制定；中国经济特征；中国改革经验
Absrtact:Thispaper summarizes China’s experie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fourperspectives: economic theory，formulation and suggestion of economic policies，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and economic reform experience.One shouldstart with this proposition as a premise when studying the Chinese economy，butshould be aware that there may b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that make itinvalid. Econometric models based on a sound economic theory are useful toprovide accurate forecasts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knowledge of economics doesnot guarantee having a good sense in providing advice on economy policy. It isthrough practical experience that economists learn how to apply economicknowledge to solve real life problems.
Key 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Labor Income; Resident Income;Gini Coefficient
1979年中美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为笔者访问中国和研究中国经济提供了契机。40年后的今天，正是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好时机。
一、经济理论
（一） 适用于中国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
在研究中国经济时，应该以基本经济理论为前提，但也要认识到，制度差异可能会导致基本经济理论在中国失效。这里所说的基本经济理论不仅仅指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出的特定假设，而是泛指一套经济学分析工具，其应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再比如，笔者曾使用约束最大化方法（themethod of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来解释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行为。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的目标函数是以总产出和管理者的闲暇时间（闲暇时间为总支出的时间减去用于管理和协调生产投入的时间）作为变量。在经济改革初期，企业的目标函数是以利润和管理者的闲暇时间作为变量。模型发生改变的原因是制度变化，国有企业可以在市场上购买生产所需的资源，因此管理者曾用于争取资源的时间自然不存在了。同样，他们可以使利润最大化，这是收入和成本间的差额。也就是说，基本经济理论应用于中国时，虽然模型可能不同于解释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模型，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工具——约束最大化方法——仍然适用。
股票价格可以用现值理论来解释。根据笔者的研究，中国股票价格的面板数据模型（半对数形态）以分红和分红增长率为基础，且这一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的数据。同纽约证交所和香港证交所的数据相比，参数估计值在幅度上是类似的，并且非常合理地反映出体制差异。
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应用包括用货币供应与实际产出的比率和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通货膨胀的滞后效应。关于货币冲击对产出和价格的影响，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认为，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是迅速但短暂的，对价格的影响则是滞后但持久的。笔者使用包含产出对数、价格对数和货币冲击对数三个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进行了研究，证实了弗里德曼推断的合理性。
笔者还曾构建过一个针对中国的简单宏观经济模型，包括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其中消费函数是基于霍尔（Hall）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即消费是随机游走的。投资函数是依据加速原理构建的，即投资是基于变化速率，而不是产出水平和滞后的投资。这个模型较好地验证了195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数据。
（二）各种形式的市场经济都可以发挥作用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经济效益高的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起来，与西方市场经济中的私营企业十分类似。其次，亚洲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可以用西方市场经济中的金融危机理论来解释，其并没有因为经济制度安排存在差异而有所不同。
（三）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人力资本的质量是决定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他两个主要决定因素是：运作良好（虽然可能不完善）的市场制度以及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技术缺口。以德国和日本为例，研究证明，二战后德国和日本都面临严重的物质匮乏，但由于拥有大量高质量人力资本，两国经济均实现了快速增长。
中国拥有丰富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包括勤奋工作的工人、敢想敢干的企业家等），这些人力资本的积累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不同国家的人力资本状况不同，因而一些国家经济发展要快于其他国家。中国人力资本的质量还受到地域差异的影响，因此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潜力也有所不同。
（四）经济模型的有效性和参数的稳定性使经济预测成为可能
建立在正确经济理论基础上的计量模型有助于对中国经济进行准确预测。我曾对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过热以及随后几年因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的外汇流入引发的通货膨胀进行了预测。只有通过了模型有效性检验和参数稳定性检验，预测结果才是可信的。
（五）预测制度变迁
在计量经济学的预测中，首先要抓住最关键的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预测这些因素在未来是否仍然有效。与此类似，的制度变迁的预测也是采取同样步骤，不同的是它更倾向于稳定性。例如预测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以及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的三个基本假设是：充足的高质量人力资本、一套有效的市场制度以及后发优势。这类预测类似投资股票。当然，基于定性知识的预测和基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定量预测都会受到误差的影响。
二、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议
（一）学术知识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之间的差距
即使是一流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也可能在应对实际经济问题时不知用哪条理论来开处方。美国许多经济学家都是在走出校园后，当上政府经济顾问时才发现这个问题的。通过不断的实践，他们提建议的水平不断提高。一般来说，一位没有实战经验的宏观经济学家，很难给出好的政策建议，正如微观经济学家无法担任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一样。
除了专业知识外，提供政策建议还需要具备其他条件。首先，对于一个给定的经济问题，要知道用哪些相关的经济学知识。一个受过良好医学训练的人，如果无法认识到病人病情的实质，就很难做到对症下药。有人认为，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未能诊断出包括印尼在内的一些经济体的问题，特别是在1997-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时这些经济体面临的问题是缺乏流动性，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是加强对政府支出的监管，这与当时形势所需的政策正好相反。
20世纪60年代，我也是一个学院派经济学家，在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任访问教授，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当时我也不知道如何提供经济建议，直到我开始向中国台湾政府提供咨询意见，才慢慢领悟如何运用经济学知识解决经济问题。我开始意识到，面对实际的经济问题，要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并不容易。通过在台湾的实践经验，我逐渐体会到如何运用经济学知识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二）选择合适的经济学知识与制定合理的政策建议之间的差距
面对一个客观问题，即使找到相符合的经济理论也无法保证能够提出好的政策建议。弄清楚问题是解决方案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一个例子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的经验。当时中国的一项主要改革是价格机制市场化。我们知道，这里的问题是，根据当时市场供求情况判断，某些价格明显偏低。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解决方案是价格双轨制。比如在住房领域，现有住户只需支付非常少的租金便可继续居住，而商品房则可以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建造、出售或租赁。这种解决方案是帕累托改进的，因为没有人境况会变得更差，而有一部分人境况会变得更好。又如对供应给国有企业的原材料的定价，如果国有企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超出政府供应量（低于市场价格），那么国有企业可以按市场价格购买。再比如上海外汇交易中心，进出口商在需要兑换外汇时，可以按高于官方汇率的市场汇率进行交易。
大家可能会认为，上述政策都是基于非常简单的思想，任何研究实际问题的经济学家都应该能够想到。我们可以看看苏联和一些东欧经济体的改革经历。以苏联为例，当时采取的是“休克疗法”式改革策略，即一夜之间放开所有价格管制，在500天时间内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但改革的结果是工业生产崩溃，国有企业被仓促出售给机会主义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并不打算管理企业，而是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后再转售）。“休克疗法”正是一些著名的深谙市场经济优点的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这个例子表明，经济学知识并不能确保经济学家在提供政策建议时具备良好的判断力。
（三）如何提出政策建议
提供政策建议的直觉和判断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必然拥有的。当你拥有了良好的判断力之后，在发表建议时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第一，政策的可行性。不要提出那些无法实现的建议。经济学家经常会过分迷恋于他们理想中的政策方案，即使这样的理想方案毫无实现的希望。但在政府官员面前推介这些不切实际的政策方案，有可能失去对方的信任，在未来提出可行建议时也可能因此而难以被接受。
第三，经济顾问找到了合适的政府官员之后，还需要寻求良好的时机。如果提建议的时机不对，这些政策建议也可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四）动态优化框架的应用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计量经济模型对预测经济发展非常有用。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确定合理的变量目标。一旦一个时期内的变量方程确立起来，就可以使用最优控制（optimalcontrol）和动态优化（dynamic optimization）等数学工具来实现目标。
在20世纪70年代末，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曾批评以最优控制法为基础提出经济政策建议是不合适的，因为计量经济模型使用的参数会随着经济主体对政策的反应和政府的控制而改变。虽然许多经济学家都被卢卡斯说服了，但包括克里斯托弗·西姆斯(1980)、雷·费尔（1984）以及笔者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认为，卢卡斯的批评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些建议并不是在一个僵化的条件下给出的，而且这个条件也不可能长期存在，使得经济主体可以去慢慢了解和做出反应。很多经济学家之所以接受卢卡斯的观点，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多数计量经济学家都未能建立起模型来有效地进行预测。通过广泛的数据挖掘建立一个质量不高的大规模计量经济模型并不难，但这是我们试图避免的做法。正是由于对大多数计量模型感到失望以及失去信心，一些经济学家接受了卢卡斯的批评，且后者与当时的流行观点“理性预期”是一致的。
在应用优化控制法提供政策建议时有几个方面需要重点注意。首先，不能简单地只用两步就完成政策建议：第一步是用计量经济模型找到最优政策；第二步是向政策制定者推销这些政策。如果要从政府官员的角度帮助其作出最佳决策，使用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可能比使用我们自己的目标函数更有效。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政府官员可能由于缺乏计量专业技能而无法向我们准确传达其目标函数，或者无法确信我们的建议是否有助于实现其目标函数。
其次，经济学家需要学会用通俗的语言向决策者解释什么是动态优化，向他们提供一个直观的概念。此外，在与决策者的交流中，要尽可能少谈论专业性问题，这样有助于增强决策者对政策建议的信任。只向政府官员传达动态优化的技术分析结果，更容易说服政府官员。
（五）政策的执行
从中国的经验可以看到，即使政府已经采纳了某个政策，但由于没有贯彻落实，政策并未发挥实际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在提建议前，甚至是在做政策可行性调研之前，便应提出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如果不可能执行，建议也没有用。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政策必须可行才能推荐。同样地，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执行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三、中国经济的特征
我发现衡量中国经济的许多参数都可以体现经济体制的特点，其中一些参数甚至在1978年经济改革后仍然保持不变。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农民通过人民公社都能得到一块土地，在上面可以自由地修建房屋；而对城市工人实行住房补贴。农民对房屋和燃料的总支出需求弹性相当高。根据霍萨克的统计，许多国家该需求弹性只有0.8，而中国达到1.78。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和北京，对衣服的总支出需求弹性曾分别达到1.33和1.61。
当使用1987年中国农村和城市人口的数据，并运用明瑟方程分析薪酬和学龄、工作年限间的对数曲线时，其中的平方变量和虚拟变量分别代表性别、少数民族和党员身份，所有系数的数值均为正且是合理的。但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地区，教育回报率都偏低，分别是3.7%和4%。这一结果反映出对于国有企业职工或农民家庭而言，教育对他们的生活改变不大。对于女性、少数民族和党员这三个变量而言，其各自的收入效应分别为显著负、负和正，其中农村样本中除基层党员外的其他指标具有非显著的统计学效应。
很有趣的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或是经济改革滞后期，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都可以解释总消费量，其加速原理可以解释总投资量。基于这两个方程构建的宏观模型，同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年度数据相吻合。此外，含有稳定参数的误差修正模型能够解释经济改革前后中国通胀问题，而VAR模型则进一步证实了弗里德曼有关货币冲击对总产出和价格水平影响的论断。
笔者还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这个函数把产出的对数解释为资本的对数、劳动力的对数和时间的线性函数。结果显示，资本对数和劳动力对数的弹性系数和JohnBuck、Mankiw、Romer和Weil等学者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弹性系数的估计结果在经济改革前后都没有发生变化，但用时间变量的系数度量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改革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
四、中国经济转型进程
（一）渐进主义
在讨论经济改革路线时，争论的中心是要循序渐进还是一步到位，后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休克疗法”。我没有对前东欧和苏联做过充分研究，因此我不知道渐进式改革是否对它们适用。但以我对中国经济的了解，我知道渐进主义是正确的策略。中国决策者在改革之初就推崇“实事求是”原则，在1979年挑出2000多家国有企业，给予其更多自主权，同时还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再通过时间来检验这些市场化制度，从而找到可行路径。
（二）允许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共存和竞争
渐进的改革过程意味着许多国有企业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低效率。为了加快经济增长，需要动力和支持，非国有企业的蓬勃发展便可作为增长的引擎，例如乡镇企业。甚至邓小平也没有预料到它们的涌现。一旦得到机会，合适的经济制度就将自然地形成并发展下去，在中国就是如此。
（三）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衍生于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共存状态。国有企业可以像以前一样通过国有分销渠道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得到原材料，但只能得到固定的数量。同时，它们可以从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原材料。由于这种固定补贴不影响投入和产出的最优决策，国有企业仍然可以实现最优化决策。同样的价格双轨制也应用在住房和外汇上。
（四）加大经济自由度
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外商投资以及出国旅行都得以解禁，使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这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同时，国有企业的效率在与进口产品及外资企业的竞争中也得到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也随之改进。中国的经济自由化进程是渐进的、谨慎的。当然，这些渐进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几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并使中国在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担当起重要角色。
研究中国经济不仅可以提高经济学家的专业水平，甚至可以使全世界的经济制度更加完善。
[1]Buck. Chinese FarmEconomy[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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