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安德鲁·柯伦出版了《剖析黑人特性：启蒙时代的科学与奴隶制》一书。他认为，此前的一些研究更多地把启蒙运动当作时代背景，而没有把奴隶制和启蒙运动的本质问题联系在一起。通过解读时人的旅行记录、博物志、哲学论文等文献，柯伦勾勒了启蒙时代欧洲人思想中的非洲黑人形象，展现了18世纪的个体如何参与到对于非洲话语的建构之中。他指出，启蒙时代博物学对于黑人的认知包含了一些荒诞的观念(如黑人具有黑色的血液)，不过，著名博物学家布封承认黑人与白人都是人类种族中的一员，都有同样的潜能。英、法、德反奴隶制的思想家都引用布封的观点，然而，支持奴隶制的人也引用博物学观念。通过分析18世纪的黑人观念，柯伦发现了启蒙思想的复杂性，并试图把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从被描绘为铁板一块的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43)
4.女性主义与启蒙运动
![[加]南希·帕特纳（NancyPartner）《史学理论手册》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http://img.tianshugan.com/tsg/tp/21.jpg)
女性在法国革命中没有获得公民权，一些学者提出这是启蒙运动的缺陷造成的，正是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女性观导致了女性政治权利的缺失。对此，林·亨特明确表示，人们经常讨论法国女性没有在大革命中获得公民权，女性被进一步限制在家庭之中，认为这似乎是启蒙思想导致的，但实际上，20世纪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赋予女性平等的政治权利。(50)林·亨特的言外之意是，不能太苛求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
而要关注启蒙运动中的女性，不仅要考察这个时代对于女性的认识，更要看女性自身的所思所想。2013年出版的文集《启蒙运动妇女的政治思想》正是要完成这样的任务。该文集导论指出，社会史、后现代主义和妇女史相互交织，导致了将女性作为社会行动者来研究的倾向，并注重性别话语的普遍特征，但是忽略了作为个体的女性的思想文本。(51)该文集还力求关注被传统思想史忽视的女性的政治思想与哲学观念，展现女性对于男性思想家的回应。由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启蒙时代妇女的压抑，而是知识女性群体的思想活力。
5.环境主义与启蒙运动
![[加]南希·帕特纳（NancyPartner）《史学理论手册》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http://img.tianshugan.com/tsg/tp/41.jpg)
一般而言，科学革命导致形成了一种机械论的自然观：自然界如同一架按照自然法则运行的庞大的机械装置。启蒙运动进一步传播了科学革命的成果，巩固了机械的唯物论精神。因此，自然界似乎成了可被任意控制与奴役的对象。当代环境主义对这样一种自然观念颇为不满，并迁怒于启蒙运动。针对这种不满，刘易斯·欣奇曼与桑德拉·欣奇曼于2001年共同发表文章，题为《环境论者应拒绝启蒙运动吗?》。文章指出20世纪90年代激进环境主义者完成了不少反启蒙运动的著述。他们认为正是启蒙运动产生了人可以为了自身目的奴役自然的想法，从而导致生态灾难，因此环境主义者普遍反对“启蒙方案”。但依这两位作者之见，激进环境主义者实际上没有看到启蒙运动主题与当代生态哲学之间的重要关联：公共领域的环保实践、世界主义观念、多元文化主义和对于市场的怀疑精神，都是秉承启蒙运动而来，并进入了当下的环保理论和实践活动中。两位作者强调，的确，大自然在启蒙时代被祛魅化了，但是被驱走的是预兆、恶魔和各种神灵，留下的是完整、稳定和美丽的自然；我们应当把环境伦理在一定程度上视作启蒙运动与蒙昧斗争的胜利果实。(52)
2011年，纳撒尼尔·沃洛什出版了《启蒙运动中的历史与自然》一书。作者虽然没有像刘易斯·欣奇曼与桑德拉·欣奇曼那样建立环境主义与启蒙运动的积极关联，但也明确拒绝以环境主义的惯有立场批判启蒙运动。作者指出，过分强调环境史的视角并不妥当，在这种视角支配下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乃是滥用自然的罪魁祸首。他的研究尽力避免这种价值判断，而致力于揭示吉本、伏尔泰、雷纳尔神甫(Abbé Raynal)、休谟等18世纪的知识分子如何将征服自然当作衡量文明进步性的重要标准。(53)无疑，作者还原至历史语境中思考这一问题，而不是凭借后见之明进行谴责和批判。
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径支配着启蒙运动研究，它关注启蒙思想的传播而非思想本身，它重视社会底层文人而非启蒙大哲。这种取向使得启蒙运动研究者无法回应后现代的质疑。(54)21世纪以降，启蒙运动研究在回应后现代主义质疑的过程中，在与新的史学潮流结合的过程中焕发出活力，新著作层出不穷。当下的转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球转向(空间转向)，即关注启蒙时代的海外殖民地与奴隶制问题，转向启蒙运动与他者的交流、互动；二是重新回归对于思想问题的阐释，即不再像社会文化史那样关注底层文人的启蒙运动，而是重新关注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大哲的思想。如今思想史侧重于启蒙大哲们关于女性、犹太人、黑人、奴隶制、人的科学等问题的论述，不再聚焦于反宗教狂热、分权制衡、公意、社会契约等问题。随着殖民、科学等问题被置于讨论的中心，布封、雷纳尔神甫等早先不太受关注的启蒙思想家也变得颇受重视。
在新的研究图景中，启蒙运动之多样性与同一性的问题再次得到凸显。早就有观点认为启蒙运动内部观点驳杂，很难说是一场统一的运动。而卡西勒等人曾努力寻找启蒙运动精神的内核，为我们塑造了启蒙运动的内在同一性。今天，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历史学家又重新强调启蒙思想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当然符合客观事实，但是如何认识启蒙运动的同一性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历史学者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回应，也体现了史学与哲学的互动。启蒙运动不仅是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是哲学领域讨论的重要问题。“启蒙方案”的说法形成于哲学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启蒙运动批评也多受哲学家的影响。因此，关于启蒙运动的批评并未停止，质疑与回应的对话还将继续，史学与哲学的互动也会进一步深入。
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那种彻底否定启蒙运动的做法已经遭到了抛弃。当然，我们也需承认，这种激烈的批判明显刺激了史学家的神经，为更新启蒙运动的研究图景做出了贡献。
注释：
①关于反启蒙的问题，国内研究可参张智：《略论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反启蒙运动》，《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石芳：《反启蒙运动的两种范式——反启蒙思想与反哲学运动》，《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格雷姆·加哈德追溯了18世纪至今的反启蒙运动潮流，参Graeme Garrard，Counter-Enlightenments，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
②需要说明的是，21世纪以降，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了明显的退潮现象。有学者干脆称，发生在2001年的“9·11事件”标志着后现代的终结(参杰拉德·德兰迪、恩靳·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李恭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283页)。近年来，学术界产生了“post-postmodern”“post-postmodernism”等术语，可将其直译为“后-后现代”“后-后现代主义”(比如《后-后现代主义：方向与质疑》，载南希·帕特纳、萨拉·富特等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何立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51-554页)。但是，笔者感觉这样的表达略显拗口，故本文采用“后现代(主义)之后”这一更为通俗宽泛的说法。
③近年来国外的启蒙运动综述评论文章中，有两篇非常值得关注。一篇为《启蒙运动的回归》，作者指出，21世纪初启蒙运动研究强势回归，新的研究颇为强调思想的首要地位，并且出现了启蒙思想史与科学史的结盟。该文章重点梳理了科学史视野下的启蒙运动研究。参Karen O'Brien，“The Return of the Enlightenment”，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5，no.5(December，2010)，pp.1426-1435。另一篇为《启蒙运动的政治主张：从彼得·盖伊到乔纳森·伊斯雷尔》，作者重点勾勒了启蒙运动与现代化及民主制度的关联是如何在史学研究中展现的。参Annelien de Dijn，“The Politics of Enlightenment:from Peter Gay to Jonathan Israel”，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55，no.3(September，2012)，pp.785-805。
④比如，有研究者指出，现在学者首先强调的是启蒙运动的国际规模，启蒙运动不仅盛行于其发源地英格兰和法国，而且遍布全欧洲，还延伸到了北美殖民地。参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刘北成、王皖强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又如，康拉德撰写了《全球史中的启蒙运动》一文，参Sebastian Conrad，“Enlightenment in Global History:A Historiographical Critiqu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7，no.4(October 2012)，pp.999-1027。
⑤E.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⑦彼得·盖伊1923年生于柏林，1938年移民美国以逃脱希特勒的统治。他关于启蒙运动的重要著作包括：Voltaire's Politics:The Poet as Realist(1959); The Party of Humanity:Essays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1964); The Enlightenment:An Interpretation: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1966); The Enlightenment:the Science of Freedom(1969); The Enlightenment:A Comprehensive Anthology(1973)。
⑧刘北成和王皖强在译者序中指出，在冷战的背景下，现代化理论兴起，启蒙运动被描绘为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盖伊便是现代化启蒙运动论的主要倡导者。参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下)：自由科学》，王皖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⑨Jonathan Israel，Radical Enlightenment: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1650-17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Israel，Enlightenment Contested:Philosophy，Modernity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1670-175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Gertrude Himmelfarb，The Roads to Modernity:The British，French，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s，New York:Vintage，2004(该书中译本为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齐安儒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J.F.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孙传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其实，在塔尔蒙之前，弗里德里克·沃特金斯在1948年出版的《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中文本由黄辉、杨健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已提出卢梭的社会理论与大革命恐怖统治和20世纪极权主义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12)Alfred Cobban，In Search of Humanity:The Role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History，London:George Braziller，1960.
(13)詹姆斯·施密特：《什么是启蒙?问题、情境及后果》，载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施密特还列举了抨击启蒙运动的各种研究，如贝雷尔·郎建构了启蒙运动理想和纳粹大屠杀之间的联系(Berel Lang，Act and Idea in the Nazi Genocide[Chicago，1990])；理查德·波普金讨论了种族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关联(参Richard H.Popkin，“The Philosophical Bases of Modern Racism”与“Hume's Racism”，载The High Road to Pyrrhonism[San Diego，1980])，参《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第32页。关于女权主义者对于启蒙运动的批评，参罗宾·梅·肖特：《启蒙运动的性别》，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第475-491页。
(14)Graeme Garrard，Counter-Enlightenments，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p.117.
(15)John Gray，Enlightenment's Wake:Politics and Culture at the Close of the Modern Age，New York:Routledge，1995，2007，pp.viii-ix，195.关于“启蒙方案”的概念，是由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于30多年前率先提出，后来广为流传，甚至被滥用。对于麦金太尔而言，全部的启蒙方案就是将理性思维运用于人脑中的阴暗区域，那里潜伏着威胁性的、分裂性的力量，它们源自偏见、宗教、迷信、不可控制的以及无法想象的情感，源自一切使自主的个体失去自我认知、自我控制的事物。参Anthony Pagden，The Enlightenment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11-12。当然，对于启蒙方案的理解，各家不尽相同。
(16)“六宗罪”的内容参Robert Darnton，George Washington's False Teeth，An Unconventional Guide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2003，pp.12-19。该书中译本为罗伯特·达恩顿：《华盛顿的假牙：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指南》，杨孝敏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4-30页。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与表述习惯进行了翻译。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00年，张芝联先生就撰文介绍了达恩顿所总结的这“六宗罪”，并且评论道，将这些错误都归诸启蒙运动其实违背了历史主义的原则，犯了时代错位的毛病。参张芝联：《关于启蒙运动的若干问题》，载陈崇武主编：《法国史论文集》，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