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死亡”，罪与罚的彼岸，知识分子往往怀有一些理想化的成分。他们将“死亡”视作一种机会、办法、筹码，“死亡”有时也如期将其给予他们。然而，当进入到极端的环境，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人间地狱时，死亡便不存在任何想象，甚至就连“精神”的价值与力量都变得模糊不清、摇摆不定。
奥地利哲学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让·埃默里在他的劫后余生里长期思考着以上问题，在被释放 20 年后，他才终于发表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经历的文集《罪与罚的彼岸》。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时刻提醒我们战争有多么残酷，人性有多么阴暗。我们借阿城先生的话来描述让·埃默里的写作，“写尽人性之恶，再回头，一步一光明。 ”
《罪与罚的彼岸》
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围城·序》,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
[奥]让·埃默里 著
杨小刚 译
三辉图书/鹭江出版社 出版
罪与罚的彼岸
让·埃默里
让·埃默里，（Jean Améry，1912—1978），奥地利哲学家、作家，1943 年因散发反纳粹读物而遭逮捕，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此后，先后被转移至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森集中营关押，直至 1945 年才被释放。1966 年埃默里出版《罪与罚的彼岸》，记述自己在奥斯维辛的经历。1978 年，埃默里自杀身亡。
最初发生的必定是那种对死亡的审美想象的彻底覆灭。我说的是什么，众所周知。知识分子，也就是有德国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对死亡的审美想象。这些想象来自古老的传统，在这条传统里离得最近的便是德国浪漫派。几乎可以用诺瓦利斯、叔本华、瓦格纳和托马斯·曼的名字来标识这一传统。文学、哲学、美学中的死亡形象在奥斯维辛没有位置。奥斯维辛之死和“威尼斯之死”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每一种诗意的死亡回忆都让人难以忍受，无论是黑塞的“亲爱的死神兄弟”，抑或是里尔克的死神，他这样吟唱：“哦，上帝，让每个人死得其所。”死亡的审美想象明显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审美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审美生活很少被记起来的地方，审美的死亡就只是一种优雅的虚渺之物。在集中营里没有为死者送行的哀乐，只有党卫军和牢头的吼叫。人的死亡作为一个社会事件，只能以“故去”的名义在集中营的所谓政治分部登记，它因此也就丧失了个人的独特形态，以至于对期待死亡的人而言，其审美的装扮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种过分、无礼的要求。
在审美的死亡想象覆灭后，满腹学识的囚犯手无寸铁地直面死亡。假如他试图在精神和形而上学上构建一种与死亡的关系，他会又一次撞到集中营的现实之上，这一现实让如此的尝试毫无指望。还能做些什么？套用一个常被说起的观点，有知识的囚犯和没知识的同伴一样，不是在和死亡（Tod），而是在和死去（Sterben）打交道。整个问题就这样还原为一堆具体的焦虑。比如，人们说起集中营里的一个党卫军成员曾经剖开一个囚犯的肚子，往里面填满沙子。很显然，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人们要面对的就不是是否必须死去，而是死亡会如何发生。人们谈论着毒气室里的毒气多长时间生效，人们会怀疑苯酚注射致死带来的痛苦。应该期待直接在头顶来上一击还是在医护营里被慢慢折磨致死？对于囚犯的处境而言，这一点在面对死亡时显得非常特别：只有少数人下决心，像人们说的那样，“在电线上爽一下”，就是去触碰通了高压电流的防护铁刺。电线的确是个好东西，很安全，不过可能在尝试靠近之前就被逮住扔进禁闭室，接下来是更艰难、更痛苦地死去。死去无处不在，而死亡抽身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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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营中的受害者
所有人们按习惯称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变得多余。不过这同样不是让反思成为不可能的麻木，相反，是被集中营的现实磨砺和锤炼过的理智的残酷与锋利。但其中缺少情感的力量，靠这力量人们无论何时都能拥有一些模糊的哲学概念，并在主观心理上让它们有意义。人们不时会想起那个来自阿勒曼尼的坏魔术师，他说过，存在者只是通过存在之光显现出来，但人在观看存在者时遗忘了存在之光。存在，如此如此。但在集中营里明显比在外面更让人信服的是，没有任何东西与存在者、存在之光一同开始。人会饿，会累，会生病。人就这样存在着，没有意义。单纯的存在肯定会变成一个缺乏直观故而空洞的概念。用词语伸向真实生存之外在我们眼中不仅变成一种无价值的、奢侈的游戏，而且是幸灾乐祸的恶意游戏。现象世界每时每刻都操心去证明：它的不堪忍受只能通过内在的途径解决。换句话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集中营里更显示出现实的力量，没有任何地方有如此之多的现实，没有任何地方会让超越现实的尝试显得如此无望又如此廉价。跟无声矗立的墙壁和在风中飘荡的旗子般的诗句一样，哲学命题也丧失了其超越性，在我们面前部分变成对事实的确认，部分变成贫乏的废话：哲学命题有意思的地方，都是琐碎的，而在不琐碎的地方，也没有更多的意义。认识到这一点不需要语义分析，不需要逻辑句法，看一眼塔哨，闻一闻焚尸炉里脂肪燃烧的味道足矣。
精神整体上无法应付集中营里的现实。作为用来处理别人交给我们的任务的工具，它失职了。不过，我要指出十分关键的一点，只有依靠精神才能实现精神的自我扬弃，这点并非无足轻重。只要知识分子的肉体没有被彻底摧毁，他就不会丧失精神，不会丧失思考的能力。相反，思想很少休息。几乎在迈出的每一步上，它都会冲向自身不可逾越的界限，实现自我的扬弃。思想传统的概念体系的轮轴断裂了。美，那是幻象。知识，似乎是概念游戏。死亡隐藏起来，不可辨认。
首先是一些否定。如果把智慧理解为关于世界的实证知识的话，我们在集中营里没有变得更智慧。我们在那里认识到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在外面不能认识到的，没有什么成了我们实践上的路标。我们在集中营里也没有变得更“深刻”，只要那致命的深刻一般是一个可以确定的精神维度的话。此外，我们在奥斯维辛也没有变得更好、更人性、更友善，道德上也没有更成熟，我想这些也不言自明。人们注视着一个没有人性的人的所作所为，但对天生的人性尊严的所有想象都没有受到质疑。我们一丝不挂、一无所有、内心空洞、困惑无助地从集中营里走出来。——这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我们又学会了拥有自由时的日常语言。直到今天我们说起这些日常语言还感到不适，不相信它们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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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我们——我说的是在信仰上自由、不牵涉任何政治教条的知识分子——集中营里的日子在精神上也不是毫无价值的。我们确认了一件不可动摇的事实：最宽广尺度上的精神事实上就是一种游戏，我们——更准确地说，进集中营前的我们——除了是游戏之人外不是任何别的东西。由此我们脱去了某些自负，一些形而上学的自大，也是一些幼稚的精神愉悦、一些虚构的生活意义。萨特在《词语》（Les Mots）中写到他花了三十年时间去摆脱传统的哲学唯心论。在我们这儿，我保证，快得多。对大多数人来说几周就足以去除哲学仓库里那些概念的魔力，而其他那些可能极有天赋，更为明锐的精灵为此要花上一辈子。
所以我敢说，我们虽然没有更智慧、更深刻，但更明智地离开了奥斯维辛。“深刻从未揭示这个世界，明智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深。”阿瑟·史尼兹勒这样说过：为了获取这种明智，没有什么地方比在集中营，比在奥斯维辛更容易做到。如果允许我再做引用的话，我会再引一位奥地利人卡尔·克劳斯的一句话，他在第三帝国初期说过：“当那个世界醒来时，词语在消逝。”他自然是作为这些形而上学的“词语”的捍卫者来说这些话的。我们这些以前的集中营囚犯把这句话借过来，却是带着对这些“词语”的怀疑加以复述。在一种现实提出自己全权要求的地方，词语死去，翛然无声。于我们而言，它早就死去。我们也从未觉得，必须对它的诀别表示遗憾。
*本文摘自《罪与罚的彼岸》第一篇“精神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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