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美]吉野贤治著（中译本朱静姝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228页，30.00元）1998年，日裔美国人吉野贤治得到了耶鲁大学的教职，那个时候他的同性恋身份在单位里已不是秘密。他的一个同事问他愿意成为碰巧是同性恋的法学学者（homosexual professional），还是专门研究同性恋的职业同性恋者（professional homosexual），如果选择前者，他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终身教职。多年以后，已经功成名就的吉野教授在论文和演讲中都提到了这一故事，故事讲的次数多了就回溯式地建构成一个事件，让人怀疑是否因为有了这个事件，才有了这本书——《掩饰：同性恋者的双重生活及其他》（Covering: The Hidden Assault On Our Civil Rights）。这本书描述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待同性恋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同性恋的矫正，最典型的就是电击疗法，医生在男同性恋想象同性欲望的时候对他进行电击，使他产生“恶心”反应。第二个阶段是同性恋的冒充，老舍简介及作品简介，最典型的是美国军队从1993年开始到2011年才废除的“不问不说政策”，同性恋军人只有在不公开性倾向的情况下才能在军中服役。第三个阶段是同性恋的掩饰，即使同性恋可以出柜了，也要淡化而不是招摇这样的身份。在美国同性婚姻还没有合法化的年代，一位公开的女同性恋者得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但是因为大张旗鼓地举办了同性婚礼而遭辞退，并且在提起的反歧视诉讼中败诉。法院的理由是，法律只保护身份，因为这是“不可改变”的，而不保护张扬的行为。
纽约市格林尼治村石墙酒吧而这个临界点的思维，也让我重新打量某个中国同志权利的大事件，那就是1997年流氓罪的废除，这个事件被称作中国同性性行为的“非罪化”，我在2007年出版的专著里已经详细论证，这个罪的废除在动机上和同性恋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新刑法引进了罪刑法定原则，流氓罪的模糊性使它通不过罪刑法定清晰性的检验。而同性恋社群的欢呼雀跃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流氓罪的模糊性对边缘人群的性生活确实很危险，所以废除流氓罪带给同性恋的解放效应虽然是一个“非意图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在同性恋社群中确实也值得彪炳史册。“非罪化”话语固然是西方强势话语向中国的渗透，但是按照临界点的思维，可能中国的同性恋社群在刑事法领域也需要类似于“个人出柜”一样的时刻，来铭刻“不要再抓同性恋”的历史变迁。个人和时代的“解释学循环”也激励我对美国和中国进行比较解释。我要用三个事件来对应吉野贤治所说的三个阶段：2014年中国首例同性恋矫正治疗案正式宣判，海淀区法院认定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某心理中心治疗的承诺是虚假宣传。这个诉讼体现了矫正同性恋的需求在当下中国还大量存在，尽管法院的判决显示这个矫正阶段在逐渐远去。2013年北京一中院针对同性恋与异性婚姻的问题发布调研报告，建议认定同性恋隐瞒性倾向与异性结婚构成过错，离婚时应该在财产分配上对性取向“正常”的一方进行照顾。这个报告的出台显示了中国大量的同性恋会和异性结婚，这可能被认为是同性恋冒充异性恋的阶段。2014年一个“一百块都不给我”的视频红遍网络，两个同性恋者因为“约炮”发生纠纷，争吵的视频被违法传上网络，其中一个当事人失去了工作，由此起诉公司，成为首例中国职场性倾向歧视的原告。2015年法院判决原告败诉，部分的原因是公司不一定是因为同性恋而辞退员工，“而是有关原告的网络视频影响公司形象”，这对应于掩饰阶段，那就是主流社会不再明确表达对同性恋的贬斥，但是“约炮”招摇得天下皆知就会影响公司形象。本书所描述的矫正、冒充、掩饰三个阶段不是线性发展的，而可能在同一个时空里同时存在，只不过重要性有所不同，在中国可能更是如此，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三件大事各有侧重地展现着主流对同性恋问题的不同态度。任何类比都有缺陷，东施效颦在所难免，不过在中国语境下，在同性恋“骗婚”的话语中，体现了主流对同性恋“冒充”和“坦白”的双重捆绑，这个和美国还真是同中有异。中国大量的同性恋者在社会压力下与异性结婚，相关调研报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同性恋者被逼冒充异性恋的现实，所有人几乎都被裹挟在“强制性异性恋”的体制里。然而主流对同性恋的“冒充需求”恰恰没有掩盖，甚至相辅相成衍生出对同性恋的“坦白需求”。那就是一方面，主流逼着所有人都进入和异性结合的婚姻体制中，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正常，这催生了冒充的现象；而一旦婚姻中所谓“正常的一方”（指异性恋配偶）指控配偶隐瞒同性恋身份骗婚，要求骗子承担法律责任，主流又会纷纷谴责同性恋伤天害理，毁人一世幸福。审理此类案件时，我们的法庭上进行着“冒充”和“反冒充”的证据攻防战：之前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妻子起诉丈夫要求离婚，指责丈夫是同性恋骗婚，证据之一是电脑里下载了很多男男性行为的色情电影，法院认为这不能证明丈夫一定是同性恋。可以说，认为隐瞒同性恋倾向而结婚构成过错，不是在强制“冒充”，而是在强制“坦白”。对此，我曾经尝试过做出不同的断言：在当下，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可以强制一个人披露自己的性倾向。我很好奇地想知道，吉野贤治会怎么看待这样的强制性“坦白”，怎样看待同性恋隐瞒性倾向与异性结婚是“骗婚”的指责，他在书里一再强调的“自主”在这里还有效吗？更重要的是，需要纠正一个看法，即认为所有和异性结婚的同性恋者都是为了冒充异性恋，掩盖自己被歧视的身份。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的家庭仍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保障功能，子女所承担的养老功能仍然是大部分家庭所需要的，而制度上，一男一女的婚姻垄断了生育，所以大量的同性恋者和异性结婚、生育后代，是在预防老无所依，说严重些，那几乎就是求生需求，而不仅仅是为了躲避同性恋的污名。不同于吉野贤治在青春期试图扼杀其“同性恋自我”，中国的同性恋者和异性结婚解决的则是老年期的生死问题。作者矫正、冒充、回避的三部曲一条道走到黑，恰恰忽略了强制坦白也是一种社会的净化机制，在对同性恋骗婚的指责声中，也隐隐显露出一种净化异性恋婚姻的动机。吉野贤治对于同性恋社群强制出柜的文化亦有所反思，于是我们在书里看到了一个八卦事件，或者说，一个同性恋权利大事件中的八卦作料。抛开对里程碑案件的学理分析，吉野贤治旁逸斜出，对历史洞幽烛微，甚至追问，这个八卦是否影响了同性恋权利的走向。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以五比四对鲍沃斯诉哈德威克一案做出判决：同性性行为构成犯罪的立法不违反宪法，隐私权应该保护同性性行为的观点“充其量也是个玩笑”。在这个案件中，鲍威尔大法官投出了关键性一票，才使得同性恋权利遭遇重挫。在跟助理讨论案件时，鲍威尔大法官说他一个同性恋都不认识，而这个助理恰恰就是同性恋。此事传出去之后，这个助理立刻遭到了同性恋社群的仇恨，大家认为如果他能够向大法官出柜的话就可以扭转局面，而事实上鲍威尔大法官事后也认为在这个案件中投了错误的一票。作者认为很多同性恋对这个助理的痛恨“恰恰是因为，他们，跟我（指作者）一样，也在害怕自己可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作者说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对冒充异性恋的人如此苛刻，而放过了歧视同性恋的社会结构。反观当下，在谴责同性恋“骗婚”的舆论里，我们很少听到对“强制性异性恋”的批判。好像人们在婚姻问题上已经有了自主性，没有人拿刀架在脖子上让你和异性结婚，然而正如“强制性异性恋”里的“强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强制，“骗婚”里的“骗”也不应该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骗，实在值得深长思之。
都是活在一个地域的人，有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人性。最后，我想分享作家吉野贤治先生在《掩饰》一书里写的话作为文章的总结。他这样说到：“主流社会，甚至部分同性恋，都认同“异性恋主义”，，既我可以“接纳”你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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