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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奥伦·克拉夫（OrenKlaff）《需求唤醒》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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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长安画派”以其独特的绘画题材、语言和思想,伴随着各种议论登上了现代中国美术的舞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在新中国绘画史上极具个性和代表性的绘画流派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深沉的思考,还有诸多未解开

1961年“长安画派”以其独特的绘画题材、语言和思想，伴随着各种议论登上了现代中国美术的舞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在新中国绘画史上极具个性和代表性的绘画流派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深沉的思考，还有诸多未解开的谜团。在考察与评价“长安画派”的成长历程、命运起伏、艺术价值等重要问题的过程中，零星的文献资料往往难以解释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升沉的艺术事相之间的内在联系，无法全面还原“长安画派”流变的原貌。在研究中笔者感到尤为迫切的是，对“长安画派”的历史梳理亟待挖掘出更加鲜活的一手资料。由此，作为方法的口述史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盖因其在收集、整理口传记忆等一手资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亲历者或知情者的口述记录，以往大量文献资料中不曾记载的细节或被忽视的关键环节会逐渐浮出水面，这将有利于历史事件和人物行为的尽可能靠近真实的还原，也有利于研究者的深入探索。近年来，口述史方法主要集中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但就现代绘画史尤其是绘画流派的研究而言，口述史方法则鲜有尝试。本文尝试对这一方法在具体研究中的适用性展开分析，也希望这一分析可以给现当代美术史研究的其他方向带来启发。在我们看来，“长安画派”研究中对一手资料的迫切需求和口述方法进入绘画史研究领域的需求，正是“长安画派”研究与口述史联合的理想契机。

一、历见：口述史对“长安画派”“活历史”的关照

近几年，“长安画派”因其所产生时期的历史特殊性、绘画内容和绘画语言极具开拓性等原因，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这一方面促使有关“长安画派”的研究资料不断被挖掘、被阐释，但另一方面，研究者又深感在运用现有文献资料时捉襟见肘的困窘。无论如何，档案室和图书馆的文献资料终究是有限的；随着新史学和历史叙事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没有被记录和叙述的那部分史事同样重要，许多被传统史学忽视、遗忘或刻意回避的“过去”，以及许多社会普通民众的记忆和他们认识与诠释“过去”事件的方式，同样值得研究者去记录、分析和探讨。历史学者哈布瓦赫说道：“的确，除了书写的历史之外还有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这个历史跟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进或更新。在这个历史中，能够重新找到所有看似已不复存在的从前的思潮。”他所指出的这个“活生生的历史”跟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密切相关。而口述史方法便是让这个“活生生的历史”公之于众的有效方式之一。以口述史的视角和方法关照“长安画派”的“活历史”，确乎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从目前“长安画派”的研究现状来看，文献资料的有限和研究方法的陈旧，的确在制约着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具体说，学术界对“长安画派”的研究主要依靠的仍是文献、档案等资料，且多停留在对文本资料的罗列和考证上。这里涉及三个问题。

（二）传统史料的整理在“自上而下”的书写模式中容易忽视普通人的相关叙述与感受。对“长安画派”的产生业已形成的一个基本认识，即“长安画派”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具有典型时代特色的一个画派。如叶坚在《“长安画派”的辩证艺术观》中指出：“‘长安画派’产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荟萃之地，置身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历史阶段，长期接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又经受了多次复杂、激烈的政治与思想斗争的洗礼，经受了多次文艺思想大论战的考验，这种客观社会条件，都给‘长安画派’的艺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其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屈健在《论“长安画派”对现代绘画史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中强调：“由于‘长安画派’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在从极荣到极辱再到平常的生存环境的转换中，一步步地实现着自身的成熟与完善，因而它就具有了与时代同步的鲜活性一面。”王非在《论长安画派》中也提到：“从4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为了适应时代风气与政治风云的变幻，赵望云和石鲁的艺术主张和政治信念实际上是从模糊到清晰一步一步地设计着一个画派的蓝图。”李鸿照则更加直截了当地以《政治与艺术的长安画派》为题，认为“长安画派在特定时代的兴起、发展和延续，注定了它在精神方面的复杂性，也就是它先天所具有的政治性和本质上的艺术性”。由此可见，这一画派的产生和发展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所处时代主流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换句话说，现有文献和档案资料对“长安画派”的历史书写和表达必然带有“自上而下”的官方色彩和精英意识。而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往往并不仅仅是由那些精英人物、上层思想和典型文化因素构成，许多被忽视的普通人的记忆和叙述往往对全面理解事件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甚至成为串起事件各因素的关键环节和重构历史事实的重要线索。新史学力图使历史研究突破传统政治史的局限，把研究范围扩展至过往的全部活动，主张对历史事件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考察和整体把握。“口述历史学者努力呈现‘过去’的多重声音，尤其是那些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声音。”同时，口述史在资料呈现上也与传统所谓学院化的历史研究不同，它更加平民化，更倾向于以多重媒体来表现。这为“长安画派”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应该把研究的视野和内容扩展至普通人——一般参与者、知情者的记忆和叙述，并且把声音、影像等资料也纳入研究的范畴。

1、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维的力量。一个再深刻的思维都可能变为常识，只有一个东西是永不衰老的，那就是美。2、秋天的白云，温柔如絮，悠悠远去，梧桐的枯叶，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3、这一幢幢房子，在乡野纯净的天。

（三）由于受特定时期政治文化和编写者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现有文献、档案等资料会遗漏掉历史事件中的某些细节。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说：“……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收集和准备资料阶段，第二个是解释和表述成果阶段。前一个阶段以实证主义为主；后一个阶段，历史学家的直觉本能和个性起主要作用。”事实上，即便在“前一个阶段”可以做到客观全面、巨细无遗，但在“后一个阶段”也不能保证不去进行“筛选”，更何况在“本能和个性”之外，研究者还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左右，很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回避或隐藏一些重要细节，从而将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导向另外的方向。而这些在现有文献中回避、隐藏的细节或许就成为了后世研究相关问题时的盲点。现实的情况是，从“长安画派”在20世纪中叶孕育、诞生并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至今，在一个不短的时间段内，涉及到的许多重要问题，如“长安画派”的界定、“文革”对“长安画派”的影响、“长安画派”核心画家与其他画家的关系、“长安画派”绘画思想的深层解析、“长安画派”的地位及其与现当代中国美术整体发展的关系等，在美术史学界都还缺乏足够深入的认识。由于现有文献资料的局限，这些问题虽然被经常讨论却没有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我们要想在“长安画派”的研究中展开全面考察并进行客观评价，就必然既要紧盯传统文献资料的考证，同时又要将关注点转向更为鲜活的个体记忆和叙述，从而寻找历史文本书写中被忽视和隐藏的细节。

克苏鲁洛夫克拉夫特， 把深藏在见证者或知情人内心的回忆谨慎地纳入“长安画派”研究的范围，并与现存或新发现的文献资料相互佐证，才有可能挖掘出更加可靠的、在既成历史叙述文本中不曾出现的内容。将口述史方法引入“长安画派”的研究，并不是排斥文献资料，而是欲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文献资料的不足。

就研究方法而言，“长安画派”研究尚缺乏新的研究视角和路径。“自上而下”的修史模式必然导致在研究历史事件时的某种固定视角，对已有文献资料的高度依赖也必然会使研究难有新的拓展。如前所述，“长安画派”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各种讨论甚至疑惑的声音；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其研究再度受到重视。虽然时有研究价值较高的文章出现，然而，纵观现有的研究史料和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在“长安画派”的产生及流变过程中，涉及一些特殊政治和社会现象的细节被淡化处理甚至回避不提了。这种“淡化处理”或“回避不提”使得“长安画派”的研究缺少新意。

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产生了“自下而上”的撰史趋向，即将历史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从上层精英人物转向了普通大众，将历史书写的主动权从少数政治家交还给了多数民众。詹姆斯·哈威·鲁滨孙在其著作《新史学》中开明宗义地指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新的撰史方式某种程度上对传统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是颠覆性的。在此背景下，口述史方法将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见证者的回忆作为关注的重点，在撰写理念和研究方法上迎合了新史学的观点，也就必然会参与到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建构中。保尔·汤普逊认为：“在某些领域里，口述史不仅能够导致历史重心的转移，而且还会开辟出很重要的、新的探索领域。”作为对传统史学方法和意义的挑战，口述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革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

如果说“长安画派”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往习常的“自上而下”的讨论中的话，那么，口述史方法则通过对“长安画派”参与者、见证者和知情人记忆的挖掘，从普通个体的叙述出发，“自下而上”地展开相关探索。这种“自上而下”的述史讨论和“自下而上”的搜集整理相碰撞融合，必将突破现有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路径，为“长安画派”的研究打开新的领域、带来新的气象。

然而，“长安画派”研究中文献和方法的不足还只是问题的理论层面，更为迫切的一个现实层面便是：有关“长安画派”的口述史料急需进行抢救性发掘与系统性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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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奥伦·克拉夫（OrenKlaff）《需求唤醒》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我们现在力所能及要挽救的事情便是从与“长安画派”关系密切的见证者或知情者中寻找线索。如今，熟悉“长安画派”的相关人员（如家人、朋友、弟子、部分亲历者等）大多也年近古稀，他们的记忆，以及他们认识和诠释“长安画派”的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被忽视的。如果说以往留下的缺憾是时代的因果与史学观念的更新滞后所致，那么在打破研究禁区、方法不断拓展的今天，我们便没有理由让这些人关于“长安画派”的记忆话语逐渐消隐，再随着他们的逝去而注定尘封。以口述史方法运用于“长安画派”的研究，所选择采访的对象无外乎历史活动的知情者或见证者。经他们口述留下的见闻以及个体阐释，对“长安画派”的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06.一个缺乏同情心、没有修养的孩子，是不可救药的。107.真正领悟一个事物，靠的绝不仅是知识的储备，更需要的是生活的阅历与生命的体验。这才是把握发掘一个艺术作品真正的发酵剂。108.必要的放手就是成就；总是不肯。

尽管目前已有一些相关访谈和部分代表性画家的子女及朋友的回忆文章，如李鸿照的《从束鹿赵望云到长安画派——赵振川谈赵望云》，赵季平的《怀念父亲赵望云》，程征、张渝、刘天琪的《1959·石鲁·“转战陕北”访谈录》等，而程征在《从学徒到大师——画家赵望云》一书中对赵望云的生平创作及当时人的评价也做过一些比较扎实的收集工作，但“长安画派”的口述资料仍缺乏更广泛的田野调查、系统整理和严谨考证。

总之，随着新史学和历史叙事学的发展以及文化环境的宽松，随着史学工作者对还原历史真实的治史理念的坚持，挖掘直接而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越来越受到重视。在“长安画派”的新一轮研究中，口述史方法的引入不仅是深化研究的必然选择，也是抢救挖掘关于“长安画派”“活历史”的迫切要求。

二、重构：口述史方法对“长安画派”研究的价值

从微观的角度考察，在口述“长安画派”的研究中，口述者在叙述的过程中会自觉地对记忆事件进行重新组合和关联性阐释。每位口述者都会力图将自己讲述的事件朝着某个主题聚拢，最终达成对过往局部的一个相对统一的认识。也就是说，每一位口述者在对事件的“逻辑组合”和认识阐释中，实际上已经对其记忆中的“长安画派”进行了某种重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口述“长安画派”所产生的新的史料、新的认知、新的视角等，在解构传统文献资料和历史认知的同时，又在重新建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长安画派”。因此，以口述史方法研究“长安画派”也就具有了不同于传统探讨的新的价值。

首先，口述史唤醒了“长安画派”历见者深藏内心的记忆，叙述中的重构又进一步将记忆事件引向历史的“发生场”。

记忆由鲜活的个体所承载，如果没有特殊的“刺激”，一些记忆可能长期处于休眠的状态。口述史工作中的访谈者的精心引导会将历见者或知情者的记忆激活、唤醒，从而使历见者或知情者说出在别的情况下不可能加以描述和讨论的问题。很多隐藏在历史曲折中的关键细节常常被遗忘、忽视或遮蔽，没有机会表达出来、书写出来，而历见者或知情者被唤醒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能弥补这些。然而，被唤醒的记忆可能是碎片化的，被弥补的细节也可能是不连贯的，甚至不一定是必然真实的，口述时的个体修正与避讳时有所见，这些往往还不足以揭开事件的真相。

进一步说，从口述者的叙述中，我们往往听到的却是由“有序事件”组成的故事，反倒不是杂乱无章的记忆碎片或细节。原因在于每位口述者在用回忆连接起过去和现在时，都在对记忆进行着无意或有意的重新构建。一方面，被弥补的细节通常会引发历史人物或事件之间的关联性重组，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事件的“发生场”。“口述史的首要价值就在于，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原始材料，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再造原有的各种立场。”而这里的“原有的各种立场”实际上就是指因重组事件而产生的各种关系之间的张力所构成的历史的“发生场”。另一方面，口述者又往往会持一种“后见之明”，用现在的认识或通过教育习得的“规训”对过去的事件进行重新考量和定位，在他们的自我认识中，往往觉得这才是使历史在当下发生意义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消逝，人们能够为生命里的往事找寻定义。事情当时的情节，因其后续的发展而有了一层新涵义。”因此，口述叙述中的重构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对事件的重新组合和对意义的重新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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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更重要的还在于，口述史的理念和方法不仅引领“长安画派”研究进入对“活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也可以为地域美术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范式实践。

以往对“长安画派”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作品等相关史料的考证和探讨，采用“据实而记”的方法。研究者热衷于对既有资料的阅读整理，很少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而“口述史研究乃是一种鲜活的历史学研究，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会说话的历史学研究”，口述史在研究理念上，摒弃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先入为主的、带有主观意味的褒贬评价，注重重现有血有肉的历史场景和人物活动，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历史本身。在研究方法上，采用访谈等方式，与研究对象直接对话，尽可能地将不同的声音反映到同一事件中，同时结合田野调查、抽样调查、个案调查等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普遍运用的研究方法，深入记载民间普通个体的生活记忆，以获取新鲜的一手资料。

以口述史方法进行“长安画派”的研究突破了美术史研究中以作品及文字文献为主的传统路径，使研究从图书馆、档案室走向社会生活，从没有生命力的文字走向活生生的人物，从个人撰史走向大众说史，并结合录音、摄像、网络等现代科技手段，在获取大量详实的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这种画派研究中全新的理念和方法，必将带来深层次的进展。

更进一步讲，运用口述史方法进行的“长安画派”研究并不仅仅满足于单纯口述资料的整理和保存，而是要在口述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纵深研究。其研究的目的，一是通过对见证者或知情人口述内容的整理、保存，进行地域美术史料的收集和重建；二是通过对口述话语的分析，研究画派在形成背景、发展流变、艺术思想、创作方式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美术思潮的产生与风格样式流变的内在逻辑；三是超越口述资料和叙述“话语”，探讨个体认同、重构行为、记忆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进而探讨口述地域美术史的构建模式。

“传统意义上地域美术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对于一个特定地域美术发展的专项研究，探求其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继而建构一种美术史发展模式，完成意义的升华。”因此，以口述史视野下的“长安画派”研究为范例，口述地域美术史研究应该是一个至少包含三个环节的渐进过程：口述资料的整理保存、口述资料的内部研究和口述资料的多学科交叉探讨。

保尔·汤普逊说，口述史“把历史引入共同体，又从共同体中引出历史。它帮助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尤其使老人们逐渐获得了尊严和自信。在它的帮助下，各阶级之间、代际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继而建立起了相互理解”。以口述史方法进行的“长安画派”研究将会在更加广阔的领域获得更为灵活广泛的运用，体现更为重要的价值。

三、问题：对口述历史方法的进一步反思

以口述史方法研究“长安画派”，尽管在抢救和收集一手资料、拓展研究空间和引进新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价值，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依然应该小心谨慎，正确面对这一课题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尽可能地寻找妥善的解决方案。

其次，访谈者和研究者的素养问题。在访谈中，访谈者的问题引导以及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口述资料的第一次诠释。因此，访谈者是否主动，是否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是否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积淀，会直接影响访谈的效果。唐纳德·里奇虽然指出做口述工作并不需要特别的专业文凭，但他仍然十分强调访谈者应该具备的素质：“事前做好准备；务必事事稳妥；设计饶富意义的开放性问题；不要干扰回话；仔细考量所听所闻；充分了解器材设备；迅速处理录带；访谈伦理不但要谨记在心，更要随处去实践。”紧接着，在整理和分析访谈资料时，研究者如何选择材料进行诠释，运用的理论是否正确，分析的逻辑是否严密等一系列问题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或隐或显的影响。此外，研究者的文化观、意识形态、学术视野、个人意志等也与口述史研究息息相关。因此，在“长安画派”口述史的访谈和研究中，由于认识到访谈者和研究者的素养对访谈效果的影响，从人员筛选、设备选择，到筹备访谈、整理资料，再到分析探讨、撰写论文等各个环节都要十分谨慎。

[美]奥伦·克拉夫（OrenKlaff）《需求唤醒》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最后，口述资料真实性的问题。回忆既包含着事实，也夹杂着想象，还渗透着社会文化等因素。因此，关于相关人员对“长安画派”的口述记忆是否真实的问题，实际上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时间对记忆的影响。时间追溯的越久远，记忆的失真性就越大。因此，“长安画派”口述史通过访谈得来的原始资料往往会出现时间的含糊、地点的错位、人名的混淆等问题。二是受访者的选择性记忆。哈布瓦赫关于人的记忆的理论告诉我们，任何社会记忆包括个人记忆都是选择后的结果，人们的回忆因为社会的需要而重新构建，在记忆构建的过程中，原来的事件有所丢失，也有所补充。波特利认为口述史“不是由错误的回忆引发的……而是由记忆和想象积极地和创造性地产生的，以便于努力理解重要的事件和更一般的历史。”受特定时代社会文化、主流思想、现实生活等因素的影响，受访者常常对过去的事情进行有选择性地回忆和叙述。换句话说，“长安画派”口述史收集的回忆史料往往带有选择性和现实取向性。

对上述问题的妥善解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面对受访者的局限，访谈者需要进行积极争取和有效沟通，打消受访者心中的顾虑，让他们坦然正视和欣然叙述过去的事件。如果涉及口述者的隐私或他人隐私等可能引起争讼、争议的资料，还需要征得口述者的同意和授权。面对采访者和研究者的素养问题，精选团队成员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而对团队成员的培训以及团队成员的经常性反思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面对口述史料的真实性问题，需要将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史料和相关物件等加以互证、对比和辨别，以确保口述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结语

读书感言1 书籍是我们生活的导航,它教会我们去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让贫乏和平庸远离我们。每当茶余饭后咀嚼着书籍中优美的文字,欣赏一个个动人的故事,都会让有所感悟。 打开一本好书,迎面扑鼻的是清香而深邃的气息,仿佛是那新翻耕的泥。

在“长安画派”的研究中，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现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察视角显然是力不从心了。正如李大钊所言：“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是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认识他。”新史学呼唤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和认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战争等大事的宏观叙述，随之而来的是普通人的记忆逐渐受到重视。于是，口述史研究的提出和实践，或许能为“长安画派”的研究保存一些珍贵的材料，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将“长安画派”的研究置于口述史的视域中，也许不能解决存在于“长安画派”研究中的所有疑惑和全部问题，但作为一种交叉学科的探索，至少能为画派研究和地域美术史研究积累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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