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聘请律师，谁聘请律师谁拿钱，这是在传统的思想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理论。这个也好理解，因为聘请律师不是必须的，如果谁聘请了律师都让对方支付律师费，那么不聘请的岂不吃了亏？再说你聘请律师是为你服务的，自然你应该支付劳务费用。后来，关于律师费的承担问题渐渐有了变化，当事人律师由对方承担提到了议事日程。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由败诉承担律师费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需注意的是，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律师费由违约方承担，或由败诉方承担，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对于守约方因维权而支付的合理律师费，原则上法院或仲裁委员会予以支持，但要注意的是，律师费必须合理且实际发生，否则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民终637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所致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的利息损失、诉讼中发生的律师费用等，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进行赔偿；担保人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担保费、律师费用、通知费用、催告费用、公证费等）。根据上述约定，应当认定，各方当事人已将律师费和保全担保费列入违约方应承担的赔偿范围以及担保人应承担的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范围。成都鼎量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上述律师费、保全担保费均系因浩泽公司违约导致本案诉讼所致损失，且上述费用已实际发生。原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已有明确约定，且已实际发生的律师费70万元及保全担保费10.58万元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另外，成都鼎量先后与两家律师事务所签订了风险代理协议，结合其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了上述两份代理协议及相关支付凭证作为支撑其诉讼请求的证据，原审法院对其中已支付给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的70.00万元律师费予以支持，并未超出成都鼎量的诉请范围。上诉人关于成都鼎量主张的律师费666.25万元仅包括上海市汇业（成都）律师事务所的前期费用5万元及估算的后期风险代理费661.25万元，案涉70万元律师费不在诉请范围内，不应予以支持的观点，不能成立。”
二、法院支持当事人已实际支出的律师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25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昆明置地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律师费主要是为附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而产生，但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已在一审诉讼中将其与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作为证据提交，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能够证明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为本案诉讼产生了律师代理费，故一审支持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主张律师代理费并无不当，律师代理费属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实现债权费用。二审中，双方当庭确认，2120230.06元律师代理费并未超出《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引标准》，但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与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方式为一般风险代理，《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律师代理费计算标准‘甲方按照乙方回收现金的具体数额分段确定代理费’，区分了：实际回收现金金额在8735万元以下的按执行实际回收金额0.7%支付律师费;实际回收现金金额超过8735万元不足1.747亿元的部分，超出部分按执行实际回收金额0.9%支付律师费;实际回收现金金额超过1.747亿元的部分，超出部分按执行实际回收金额0.8%支付律师费;回收的为非现金的，按一定比率折算为现金确定代理费;以及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利用自身资源达成诉讼或执行和解的，对前述律师费按照60%支付等五种情形。故华融资产云南公司除实际支付的前期费用10万元外，剩余律师代理费的计收为附条件的约定，需要根据实际回收的为现金或非现金以及金额价值的不同阶段，按不同的比例计算，因此，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而需要承担的律师费尚处于不确定状态。故对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已经实际支出的10万元律师代理费应予支持，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了计算方式但尚未实际发生的，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一审对尚不确定的律师代理费支持2120230.06元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三、合同没有约定由对方当事人承担，法院也可以判决由对方承担。
2016年，最高人法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号），该《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引导当事人诚信理性诉讼。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非诚信诉讼行为的打击力度，充分发挥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调节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杠杆作用，促使当事人选择适当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这就说明，虽然合同中没有律师费承担的约定，但若诉讼确因对方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该律师费其当事人为维护合法权益所支出的费用，应由违约方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民申2923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是否应承担律师费的问题。万学才因诉讼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保全费属于确定发生的支出，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拒不支付相应的工程款以致引发本案诉讼，宏星公司、华宇公司应向万学才支付万学才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所支出的费用并无不当。”
因此，判断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否应当支付当事人律师费，主要考虑律师费是否因对方拒绝履行合同所致。如果当事人提起诉讼，是因合同相对方拒绝继续履行合同违约行为所致，当事人为本案诉讼支付的律师，属于因对方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法院可以判决对方向当事人支付相应律师费。
四、法律强制规定律师费由对方承担的情形包括：
1、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案件
《民法典》第五百四十条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2、担保权纠纷案件
《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一条规定：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3、人脸信息侵权案件
4、著作权侵权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5、商标权侵权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6、专利权侵权案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7、网络侵权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损失。合理开支包括被侵权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8、生态环境侵权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四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下列费用的，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予以判决：
（一）实施应急方案以及为防止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和扩大采取合理预防、处置措施发生的应急处置费用；
（二）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诉讼支出的调查、检验、鉴定、评估等费用；
（三）合理的律师费以及其他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
9、不正当竞争案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10、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滥用权利
2021年6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原告滥用权利为由请求赔偿合理开支问题的批复》（法释〔2021〕11号），该批复具体内容为：“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提交证据证明原告的起诉构成法律规定的滥用权利损害其合法权益，依法请求原告赔偿其因该诉讼所支付的合理的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开支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也可以另行起诉请求原告赔偿上述合理开支。”
11、存在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明显不当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