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书市场繁荣的表象下，好书仍然是稀缺的，美术史、艺术史著作恐怕尤其如此。它们要么高高在上，长着一副拒绝普通读者的冷峻面孔；要么虽花团锦簇，可实际也就图个走马观花的热闹。反倒是近日重版的一本旧日经典和另一本新出佳作，给读者以新颖体验，并使人对中国美术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中国绘画简史》陈师曾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画画好看的方法：多看、多画和多思考。1、多看，多看优秀的、各个风格类型的画作。2、多画，手是有记忆的，画多画多了，线条就画的美了，就有韵律了，别管画的是什么，都要把手动起来。3、多思考，无论是看优秀的画作。
《中国美术五千年》杨琪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读不懂的“中国美术”
前几日读到艺术史家杨琪的一篇访问，杨先生说在清华美院上艺术概论课的时候，每逢考试布置学生写作品心得，80%的人会选西方作品，只有20%选中国作品。后来杨先生参加评审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的说课比赛，发现教师选择说课题材时同样遵循这一“八二定律”。何以如此，引起了杨先生的深思。他认为这和中西美术史的不同写法有关系：“你把西方美术史看完，把书合起来，想想这书讲了什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能！那么中国美术史呢？唐宋元明清有那么多画家，你看完了，自问一下书里说了什么？不知道，那么多作品，记不住的。”
杨琪先生的观察我心有戚戚焉。出于爱好，我读过一些艺术史著作，观感和杨先生高度一致：西方艺术史不仅脉络清晰，而且著者能把脉络下的观念变迁梳理出来，便于读者记忆和理解；中国艺术史则总给人花团锦簇而云山雾罩之感——我知道它美、它好，却不明白美好在何处。当然，我并非在责怪编著者，不是他们不用心、不用力，而是按照西方艺术史的套路写中国艺术史确有难度。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恐怕是中西方思维的差异。
和西方古典哲学一样，西方古典绘画的目标是求“真”，力求客观准确反映现实和精神世界。而何为“真”、何以求“真”、如何判断求得了“真”，随着哲学（或神学）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有规律可循，有利于艺术史家进行抽象和总结，然后再传授给读者。中国画似乎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它特殊。特殊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100年前就有人说清楚了。他叫陈师曾。
在初版于1922年的《中国绘画简史》一书中，作者陈师曾指出，中国画相当一部分由文人创作，是文人画。文人画讲究发挥“性灵与感想”，所求的不是惟妙惟肖的“真”，而是绘画者的真性情。文人画必须包含四大要素：人品、学问、才情、思想，缺一不可。具备这四要素，举凡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及寻常所接触之物皆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因此文人画中既有像王维、苏东坡、倪瓒这样飘逸悠远的神品，也有走奇崛夸张路线的“扬州八怪”。
文人画内部差异之大毋庸讳言，可无论哪个流派，都不以求真为目标。加上古人“书画不分家”，大画家往往兼善书法，而书法的“文人气”更浓。这就与以求真为核心追求的西方古典绘画明显拉开了距离，说两者属于不同“生物”或许也不为过。陈师曾就敏锐地指出，中国传统绘画“极不以形似立论”，西方古典绘画正相反，其“形似极矣”。
这样的比较略显粗疏，但的确点出了事情的实质。回到本文一开头提出的问题，正因为中国画文人气、不求真的特点，增加了艺术史撰写的难度。史家似乎很难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结果就像杨琪批评的那样，史家讲了“那么多画家、那么多作品”，读者合上书依旧感到茫然。
当然，艺术史还是要继续写的，这是时代和社会的需求。大众需要好的艺术史。事实上，中国人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已经超过100年，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陈师曾就堪称开先河者。
开先河的陈师曾
但要表现立体结构的物体形象，因主要只表现一个面的图形，写生时应选择能充分显示对象结构特点的角度和视向，使这些特点能突出地呈献于平面图形之中。
说起来陈师曾出身名门。1876年3月12日他生于湖南凤凰，祖父陈宝箴为湖南巡抚，是维新派骨干，父亲陈三立为晚清同光派代表诗人。陈师曾的弟弟陈寅恪更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绕不开的人物。陈寅恪曾自称一辈子钻研的是“不古不今之学”，意思是身处西方新事物潮水般涌入、深刻改变着老大帝国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知识分子，所学所思必然是半中半西、亦新亦旧的。这话放在陈师曾身上同样适用。
陈师曾自幼饱读诗书、才华卓著，儿童画古风少女，尤其擅长丹青。这是他传统的一面。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湖南推行新政的陈宝箴受到牵连被革职，全家迁居南京，23岁的陈师曾报考了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无论这是家庭安排还是个人选择，都凸显出他的另一个特征——趋新。
陈师曾还与蔡元培来往密切，1918年助其筹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他和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友谊也传为佳话。
正因为中国古代艺术是不惧来者、勇于创新的，这也给身处大变局中的陈师曾平添了几分底气。他慨然写道：“现在与外国美术接触之机会更多，当有采取融会之处，固在善于会通，以发挥固有之特长耳。”这与其弟陈寅恪推崇的“不今不古之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唯有不今不古，方能杂糅中西，为中国画另辟新天地。这是陈师曾那代人的愿景。
100年后的相遇相知
从史学角度看，《中国绘画简史》也有其独特价值。我们知道，传统中国偏重记叙重大政治事件的“正史”，而缺少专门史。胡适1917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开创新风气，随后学界掀起撰写专门史的小高峰。尤其是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许地山的《道教史》（1934）、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6）相继诞生。相比之下，陈师曾的《中国绘画简史》出版更早，可谓得风气之先。
画画又简单又好看的技巧：1、学画画首先是学习素描，学习素描先要了解素描，了解画素描需要什么工具，画素描的工具如何使用等基础知识。大家准备好所需要的笔纸等工具后就可以开始练习线条了，就是短直线、长直线、先练横线再。
这之后，与中国艺术相关的通史类著作不断出现，其中也不乏名家名作。但不少著者陷入了罗列重要流派、代表人物和经典作品的套路，少有陈师曾这样清晰的脉络和清通的文笔。结果就是，杨琪批评的“书里说了什么？不知道”的糟糕体验占据读者心智，以至于大众望“中国美术史”而却步。
所幸近十几年情况显著变化。随着海外中国艺术史著作引进，人们的选择多了，艺术史也变得好读了。例如，迈克尔·苏立文注重中国艺术与其他文明艺术的互动与影响，高居翰从“艺术赞助人”的角度解析传统绘画活动，巫鸿结合考古学、人类学探索中国艺术的内在机理，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本土学者也奋起直追。杨琪于2022年5月推出了《中国美术五千年》——杨先生显然不满足于“开嘴炮”，而是亲自下场，揭示中国画发展的规律。本书图文并茂，按照时间线讲述中国美术的风格演变、技法沿革及题材变迁，解析历代作品中蕴含的中国人独特的精神追求，并告诉读者中国画究竟好在什么地方。
这不正是陈师曾揭示过的中西方艺术观念的相异之处吗？当然，杨琪表述得更加清晰：西方艺术的理论基础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中国艺术的理论基础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同样是中国文人画的至高境界。我隐隐觉得这里面发生了一场“隔空对话”——陈师曾，这位中国美术史的首位书写者；杨琪，这位中国美术史的重写者，两人时隔100年后在我的阅读视野里相遇相知，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这是作为读者的幸福时刻。（唐骋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