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观后有感并补记近代徽商家国情怀
从明早期的徽商运粮输边，既有为当时的朝廷尽力，也有为自身谋利的动机，到明中期的抵御倭寇、捐资赈灾、修桥补路、开办学堂等各种义行。至明中后期后，来自程朱故里的徽商，因具有较高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而逐渐获得老百姓的广泛信赖。至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用炮舰和鸦片打开中国国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徽商的家国情怀则更见奇情壮彩。他们犹如浪花，翻腾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本文以历史年代为序，采撷近代以来每个历史时期徽商中的代表人物若干往事，一睹其风采，值此国庆70周年之际，谨向这些可亲可敬的先辈徽商们致敬！
吴吉人——弃商从军御外侮
黄宾虹——反清革命不畏艰
一代国画大师黄宾虹（1865-1955），早期投身革命的事迹鲜为人知。少年时，生活在浙江金华；青年时代，回到老家歙县谭渡。一边准备科举，一边绘画艺术。因关心国家大事，曾写信给康有为、梁启超请教救国方略。并于1897年，于安徽贵池县会晤谭嗣同。受其影响，开始以实际行动拯救民族危亡。1906年，与许承尧、陈去病等秘密创立“黄社”，实施反清革命。而后以“革命党人”在家私铸钱币被告发，闻讯后拆埋机器，开始潜逃。而后，黄宾虹在上海与柳亚子等十八人创办了“南社”，又与广东岭南画派的高剑父兄弟等人办了反清的杂志。自此，黄宾虹的政治舞台和文化圈子随着进到上海而逐步扩大。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黄宾虹等南社社友和宋教仁参与上海光复，完成大量的具体工作。随着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黄宾虹遂逐渐对政治革命失去兴趣，一心经营自己热爱的文艺事业。至晚年，仍开始衰年变法，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
张静江——支持革命岂吝财
张静江（1876-1950），祖籍休宁，曾祖父张维岳于康熙末年迁至湖州南浔。至其祖父、父亲时，以经营生丝、盐业而成为浙江首富。至张静江时，则以致力革命为主业，以经商为副业。在经商方面，他颇有天赋，是第一个在法国开商行的华人，经常往返于中法两地。在他28岁时，一日，在船上偶遇孙中山先生，二人惺惺相惜，张深信非革命无以救中国，坚信孙中山的政治主张适合中国。临行时，与孙中山先生约定，如有所需，拍电报时以ABCDE为暗号，分别代表款项一万元、贰万元、三万元、四万元、五万元，当全力资助。两年后，孙中山先生因革命受挫，灰心失望之际，想起此事，便试探性地对张静江发去一封代号为C的电报。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三万元汇款。又过一年，孙中山先后发给他A和E的电报，同样，也分文不少地收到张静江寄来的巨款。此时，为筹集款项，张静江竟卖掉了在法国的通运公司。
此后，孙中山每有经费困难时，都会向张静江请求汇款，张静江从未爽约。靠张静江提供的财力支持，孙中山终于迎来推翻清廷的辛亥革命胜利。辛亥革命胜利后，张静江拒任财政部长，仍然甘愿在海外继续为孙中山革命捐款。直至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抱病，想见张静江一面。病危前，两个革命理想主义者相顾而泣。中山先生去世后，张静江大力提携同乡蒋介石，而后终因治国方略不同，二人渐行渐远。他在1928-1937年国民政府主政期间，提出抵制官僚资本，发展私营经济以裕民生的观点也具有进步性。抗战后，避居香港、瑞士等地但关心国内时局。晚年索居美国，对政治灰心，清贫度日，念佛终老。
张静江先生一生，获得很多殊荣。孙中山称其为“革命圣人”、“中华第一奇人”。蒋介石称其为“革命导师”。毛泽东称其为“最有经济眼光的人”。
汪惕予——侠骨丹心医国手
汪惕予（1969-1941），绩溪人。杭州西子湖畔，有个汪庄，毛泽东曾先后27次下榻于此，而它的主人是徽商汪惕予。在医学领域，真正在西医推广方面最早有所建树的是汪惕予。1904年，他在上海开办的自新医科学校，为了更快把西医学知识灌输到全国各地，1908年6月汪惕予出版了《医学世界》杂志，每月一期，他自己负责编辑、校阅，直到1914年停刊。1911年汪惕予又创办医学世界社，先后翻译编著出版了《汪氏医学彚编》（共15种）、《汪氏解剖学》、《汪氏外科学》和《汪氏二十年之经验》等多种医学书籍。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后人有称其为“中西医结合的鼻祖”。
除医学成就之外，汪惕予作为徽州头号茶庄——汪裕泰创始人汪立政之子，在茶叶经营上，也是经商好手。因品种全、质量优，又待人诚恳，童叟无欺，因此生意昌隆，名扬于海上，被称为“茶叶大王”。祖孙三代在100多年间，先后开设茶庄、茶厂20余家，并在日本、英国、美国、摩洛哥等地开设茶庄6家，堪称是搞跨国经营最早的徽商。
汪宽也——急公好义有担当
汪宽也（1866-1924），休宁人。十四岁时，他远离父母去上海祥泰布庄当学徒，学生意。他凭着勤劳、善学、执著、诚信，在上海土布行业成为商界领袖。在任上海布业公所总董期间，对土布行业倾尽心力，为民族工业奔走呼号，为农民谋生计，至今仍受人称赞。
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入影响，民族工业企业经营十分困难。汪宽也一方面调整产业布局积极应对，另一方面，对其他民族工业企业无不给予关怀和支持，共济时艰。
一日，偶遇无锡工商界巨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因开办面粉加工厂资金匮乏遍寻资金无着，出于爱国热忱，他毫不犹豫地为荣氏兄弟奔走、斡旋，从自家的两座祥泰钱庄贷出纹银10余万两，贷期3年，立解荣氏兄弟燃眉之急。后贷款到期无力偿还，汪宽也又放宽贷款期限至10年，使荣氏兄弟的企业得以宏图大展。这一情节，充分表现出汪宽也先生的宽广胸襟。
詹福熙——照相大王有风骨
詹福熙（1887-1978），婺源人。一个典型的12岁就往外一丢的徽州商人，从做学徒开始，渐渐成长为账房、经理，从做生丝生意到做西药生意，最后成长为中国近代“照相器材大王”。詹福熙著有《福熙自述》，是研究民国时期徽商的一份难得的资料。
有三则事例，可以一睹其爱学习、有眼光、讲气节的徽商特质。
一是詹福熙接受老板考验。在五洲药房当大掌柜时，詹福熙每月能领月薪25元。而后，总店总经理升其为助理。干到年底，但在领薪的时候，詹福熙发现每月薪水只有6元，经确认无误后，詹福熙照常勤恳工作。两年后，总经理把他喊去，问他减了薪水为什么不抱怨，詹回答，“我在这里学到了东西，也是工资啊”。总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不错，通过考验了”。不仅给他当场加薪，而且还给八千股股份。后不久，詹福熙成为分店经理。
二是詹福熙转行做照相器材。尽管在五洲药店可以领月薪上百大洋，但他觉得药店竞争激烈，生意越来越难做，而照相器材是新兴行业，未来市场大，前途不可限量。结果呢，詹福熙真的丢了药店经理肥缺，到千代洋行赴任去了。
三是在抗战期间詹福熙不做日本的生意，讲“徽商祖传的规矩”。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詹福熙就提出，要离开千代洋行。詹福熙跟老板说：“我是个商人，但也是个中国人。我们徽商，有祖传的规矩。现在局势这样，我真的不便再跟你共事了，请原谅……”半月后，他经营了自己的照相器材店“华昌照相器材店”。本来，上海许多照相器材都来自日本，但这时候詹福熙和许多店主一样，宁可少赚点、麻烦点，都进德国、英国、美国的材料而拒绝日货。
程席如——新四军中好健儿
程席如（1915-1970），休宁人，出生于一个徽商家庭，十几岁跟随经商的父亲到江苏东台一家当铺当店员。1939年秋在东台参加新四军。由于他读过私塾，文化程度较高，人实诚，所以在部队进步快，入伍第二年就入了党。独立团整编后，曾在粟裕领导的新四军一师二旅五团担任供给部部长。参加过著名的黄桥战役，在乔辛庄保卫战中受伤，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功勋，解放后转业到上海农场工作。
“悠悠家国情未了，浩浩烟波走金鳌”。古代徽商因垄断盐业生意而盛极一时，已成往事。自进入近代以来，因经清廷盐政改革、太平天国战争战火洗礼，尤其是西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等，徽商承受“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带来的外力冲击，当然也有自身未能现代化转型等因素而导致日渐式微，至今悉成公论。但自近代至今，徽商精神仍然在那个风雨如晦的中华大地上顽强生存，如今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竞相绽放。始终不变的是，徽商身上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的家国情怀熠熠生辉，感人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