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武帝刘裕，是南朝刘宋开国君主，对内平定孙恩起义，消灭桓楚、西蜀及卢循、刘毅、司马休之等割据、反抗势力，使南方出现百年未有的统一局面；对外消灭南燕、后秦等国，降服仇池，又以却月阵大破北魏铁骑，收复淮北、山东、河南、关中等地，光复洛阳、长安两都，420年，刘裕代晋自立，定都建康，国号“宋”，那么，身为楚元王刘交的二十二世孙，具有汉室血统的刘裕称帝后为什么国号不是汉而是宋呢？
而且，此时还有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来自匈奴屠各部并冒领匈奴单于世家身份的刘渊，以及刘渊刘聪所代表的那个屠各汉国，以晋朝仇家的身份，高举了西汉、东汉、蜀汉的“汉认同”，虽然随着刘曜改赵、石勒王赵的变化而终结，但灭西晋者，再怎么着，也是顶着“大汉”旗号的。
也就是说，距离刘裕一个世纪前的刘渊刘聪，已经把“汉”这个名号，给“污染”掉了，理论上是接受晋朝禅让的刘裕，自然要考虑一个有政治污点的“汉”名号，还值不值得他援引姓氏用为国号了。
早在汉末“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便极其夸张地流传了起来，北方政权中，频频出现“以魏为号”、“以魏之名”的政权，诸如曹魏、冉魏、翟魏、北魏等，而且石虎也曾在篡位称帝前自居“魏王”。
刘裕本就是东晋的宋王，建立宋国是理所当然的。历朝历代的建立者，基本都是用自己此前的封号建立帝国的国号。比如说曹操生前是魏王，曹丕继承魏王王位以后，篡汉自立建立了曹魏王朝。司马昭生前是晋王，司马炎继承了晋王爵位。
刘裕代晋建宋之时，北方正是北魏国力开始含蓄上升的时期，既然北方已经有了一个“魏”，刘裕便不能再用“魏”的名号，而且“汉”已经被“代汉者当涂高”之谶语“压制”，在已经有了一个应谶的“魏”政权的前提下，刘裕当然也不能称“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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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是一种迷信理论，但自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六百年时间，谶纬之术是被以刘秀为首的一代代朝廷所正式承认的一门官方理论。
另外，刘裕并不是高帝刘邦子孙，他是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不是宗嗣，从传统宗法视角而言，与汉帝头衔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对于汉朝来说，他没有法理继承权。
刘裕不是刘邦的直系子孙，不用汉作国号说得过去。第二，刘裕祖籍彭城，春秋时期属于宋国。第三，自东汉后有两个王朝也用汉做国号，一个是刘备的蜀汉，一个是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可是国运都不昌盛，刘裕一。
而且如果国号叫汉，那么意味着他所成立的国家法理上承于东汉，至少是蜀汉一系，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里，法统继承世系为西汉-东汉-蜀汉-刘裕那个汉，即为宣布两晋为伪逆政权，这要东晋故民怎么想？
刘裕不是刘邦的直系后裔，因此他不能继承汉朝的国祚，这样名不正言不顺。刘裕也不能继承祖先楚国的国祚，因为他作为晋朝将军，攻灭了恒玄的楚国，再用楚来做国号，明显不合适。作为晋朝正式册封的宋王，刘裕只能用宋作为国。
另外魏晋南北朝的人很注重“出身之地”，汉世封爵，并不与受封者故乡有太大关系，但到了西晋时，封爵与受封者故乡的关联性便极强了。
这个时候拓跋珪在北方建立北魏，如果刘裕立国号为汉以民间说法势必被灭，这样也不吉利，于是刘裕没有使用汉为国号。建立新国号翻转政治局势虽然汉朝当年盛名在外然而魏晋以后汉代在民间已经没有了影响力，那么再以汉为国号就没。
于是彭城刘裕，不用汉号，则用春秋战国时彭城归属国之号为宜，这时候最恰当的，其实是“楚”国一号，刘邦全家，楚人也；刘裕，楚元王之后也，以楚为号，则可谓上承于太公，幼子守灶。
之后的宋国干脆以彭城、沛、山阳等郡作成，刘裕想要承接刘太公之统的心思昭然若揭，其对出身之地彭城郡的重视亦足见，宋之立号之无奈同样可以被发现。
所以，对于刘裕而言，启用义熙年间自己称公称王时的爵号——宋，来表示自己是承继前朝正统的合法受禅君主，从而接续“汉-魏-晋”这一脉正统性渊源，与北方号称“代汉者当涂高”的“魏”政权对抗，显然是一个最为稳妥的方式。
而且在秦以后、元以前的历史长河中，以权臣爵名作为禅代后的新生政权之国号，也是主流做法。
因此刘裕弃汉用宋也有五大好处：
第一：法理阐述难度降低，用汉就要解释三国以来的乱世，同时对于东汉，蜀汉两支后裔的处理更加繁琐。
第二：国体不需要大变，立汉就要否定魏晋，而魏晋以来的所有法、事、策等等都失去了合法性，包括九品中正制，整个国家一切要推到重来，增加太多政治风险。
第三：不会增加政治包袱，收复故土会制约政治自由度，新立之宋，得一城是扩土，继承之汉，得一城是尚有千万国土未曾收复。
第四：避免政治风险，立汉就意味着魏晋是窜逆，意味着魏晋以来无数贵族需要清洗废除，而这些贵族的后人也因此失去了其合法性，这批人人人怀惧，王允不赦西凉的旧事恐怕会重演。
第五：保护个人形象，汉裔而为晋臣，这个说出去可不好听，没必要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