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面相”看上去似很合理，photo+book＝photobook，但有什么是“photographic book”所不能解决的，非要再制造一个新词？
这就是下面这篇文字所提出的问题，作者为英国学者David Campany，他很较真地思考了这个名词出现的内中意味，他提示我们， “photobook”的诞生似乎在暗示一个新的知识领域的出现，但实际上，我们却距离甚远，严肃的学术研究仍屈指可数，而讨论其之难也显而易见，仅靠一个命名去解决问题，似乎过于雄心勃勃了。
这么一个英文语境都很复杂的词，到了中文怎么翻呢？
假设有这样一段对话：
咳！至于有无名份，那是商人和政客最关心的问题吧。
The ‘Photobook’: What’s in a name?这篇文章信息量很大，关于摄影书的学术研究，它带有一些历史梳理的意味。想着或许它能扩充我们对西方摄影书研究状况的认知，激发我们的研究想象，我写信给David Campany，希望能够将之翻译出来，他欣然应许。当然，得强调一下，我这翻译也许还有不准确的地方，请大家有空移步原文。
（）
何以谓之“摄影书”？
The ‘Photobook’: What’s in a name?
by David Campany
“Photobook”此名词的出现是近来的事情。在21世纪之前，很难在文献和讨论中看到这个词。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个称呼所要指代的那些物件，其中一些在184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看上去，摄影类图书（photographic books）的制造者和观者并不需要这样一个专有名词。实际上，他们可能反而在这种缺席中受益。也许摄影类图书如此丰富和多元的的现状，就是因为它并没有被概念化为一种有着统一名称的实践。那么，这个‘photobook’名词的出现是否标志着某种改变？
1920至1970年代是摄影插图图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此间却并没有任何关于这个主题的严肃写作。在这半个世纪中，这个领域有不少重要及关键的书出版，却几乎没有一篇深度的文章对其有所讨论。举例来说，桑德（August Sander）的《我们时代的面孔》（The Face of Our Time，1929）阿杰（Atget）的《巴黎》（Photographe de Paris ，1930），它们都没能引起任何评论的关注，只有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埃文斯（Walker Evans）写过几行字。而今天，这些书已经是最常被提及的那些。甚至罗伯特•弗兰克的《美国人》（1958/9）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严肃的评论。（当然，在一些专栏文章里，对这本书的支持或反对，有着大量的情绪性的讨论）
《美国人》，这个1958年的版本已经成为藏家们追捧的珍贵图书。
西班牙一家书店的摄影书架，摄影类图书得以能够建立专架，似乎也受益于这个概念带来的繁荣。
所有那些关于照片、设计、编辑以及印刷技艺之复杂，所有那些关于一本都是照片的书如何与其所再现的文化瞬间可能会形成的共鸣，或它逐渐构成一个复杂的文献的细节，似乎都绕开了评论家和批评家。看起来，仿佛它只是作为一个摄影插图印刷物，被电视、被录像，以及随后被互联网遮蔽，而正是由此才得以被关注。
1998年，美国学者Carol Armstrong出版了《图书馆场景：在书里阅读照片，1843-1875》（Scenes in a Library: Reading the Photograph in the Book，1843-1875），这本书相当精彩地描述了早期的摄影、写作以及印刷出版之间的互动关系。Armstrong对安娜•阿卡金（Anna Atkins）、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等人的书的讨论相当具有启发性，她试图通过当下批判理论的棱镜去透视那遥远且生动的瞬间，她的观看角度雄心勃勃。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几乎能够确信，这将是一本开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著作。但这事情却没有发生。大概是它出现的时机仍然有点早。这本书一直是昂贵的精装本，现在已经绝版了。
而这个话题，也把我带到了我所认为的，真正阻拦讨论摄影书问题的关键。关于编辑工作的核心框架至今还没有被掌控。我们如何去言说一张图像对另一张以及再一张照片变化多端无穷无尽的影响？1920年代电影工作者以及电影理论家建立了复杂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关于电影编辑的理论。就苏联的状况而言，有Lev Kuleshov、Sergei Eisenstein以及Dziga Vertov等人，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如果联系到当时大众传播的扩张，以及当时有关书这个媒介的各种前卫的实验，你会期待围绕照片编辑也有着同样复杂的话语。但是除了关于照片蒙太奇和拼贴方面的争论，却没有更多。即便上世纪那些伟大的图片编辑，从Stefan Lorant到André Malraux ，从Franz Roh 到Robert Delpire，关于他们自己如何切身实践，他们说的很少，写的很少。
照以上说法，Blake Stimson的著作《世界的枢纽：摄影及其王国》（The Pivot of the World: Photography and its Nation） 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作者持续讨论了弗兰克的《美国人》，讨论了《人类一家》的书/展览，以及贝歇夫妇对工业建筑做的系列研究。Stimson的核心论点是，“摄影文章（photo essay）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它给出了我们另外一种关于事实的承诺，它完全借由照片或图像来实现，它产生于图片与图片之间的空隙，一张照片到下一张照片的运动。”从此出发，他又进一步发展出更细致的论点，摄影中的意义表达，是关于间隙（gaps）以及不能表达（unpresentable），因为在此我们选择的是用视觉来揭示或表述。看到这个观点被论述和缜密思考，实在让我耳目一新。尽管它的核心并不是一个特别开创性的看法——任何一个曾经做过图片编排的人都多少会意会到Stimson的观点——但是，这可能恰恰就是这本书为何会产生影响的原因。Sarah E. James的著作 Common Ground: German Photographic Cultures across the Iron Curtai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篇来自她博士论文的著作，很明显是受益于Stimson。
现在可能仍然是这个学科领域的早期阶段，但“学科”真的是它所需要的吗？我实在是有些怀念在这个可疑的词语“photobook”变得广泛流行之前的日子。它不是一个纯洁的词藻。它大受欢迎，被广为接受，仿佛是为了制造一个统一体，但面对的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统一，这对象可能原本就是空。几年前我就在英国杂志Source上撰文：“复合词photobook是一个讨巧的发明，用来让一个无限的领域（里面有照片的书）变成更为可控。怎样的机会主义者才会敢于尝试发明‘wordbook’（字书）让所有带有文字的书构成一体？但我们这儿就有。这个领域是需要一个名头，但在我们找到一个更好的词之前，却不得不困扰于这个‘photobook’”。
这个词的出现，以及这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制度化“的确”发出了一个改变的信号，目睹了过去十年人们对其兴趣激增事实的人恐怕都不会答不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谈论“photobook”？尽管如此，我不认为这个词标志着一种结束，但我的确认为它是一个分水岭。新媒体不会取代旧媒体，它却会重新定义它们。名词“photobook”的流行是互联网带来的结果，它所标记出的研究领域也是如此。而相对于网络上那狂乱如镜厅一般的摄影图像，摄影书不管形态如何多元，它还都是一个相对较容易驯服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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