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探讨《太上感应篇》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必须首先判定它的成书年代。关于这一点，《太上感应篇》本身和其它书籍均无明确记载。历史上，有人说该篇为老子所著，有人说是周秦古籍，有人说是汉世道戒，有人说为葛洪所著，有人说即晋慕容皝所撰《太上章》，众说纷纭，皆不足凭。
判定第一部注的年代，对于判定被注之书的年代有着直接的关系。《宋史·艺文志》最早著录李昌龄注曰：“李昌龄《感应篇》一卷”。李昌龄第一个为《太上感应篇》作注（传）。但他是哪一个李昌龄呢？有不少人认为是北宋御史中丞李昌龄。
御史中丞李昌龄卒于大中祥符元年，即公元1008年。考《道藏》本李昌龄传文，净空讲太上感应篇全集视频，其中大量出现了1008年之后的谥号和生于该年之后的人物。如文潞公，即文彦博，卒于1097 年；赵康靖，即赵概，卒于1083年；张文定，即张纲，卒于1166年；陈文惠，即陈尧佐，卒于1044年；富文忠，即富弼，卒于1083年；赵清献，即赵抃，卒于1084年；庞庄敏，即庞籍，卒于1063年；向文简，即向敏中，卒于1020年；王懿敏，即王素，卒于1073 年；吕文穆，即吕蒙正，卒于1011年；邵雍生于1011年；程颢生于1032年；韩琦生于1008 年等。再者，传文中多处出现1008年之后追谥的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和徽宗庙号，屡屡出现1008年之后的天禧、乾兴、天圣、明道、康定、庆历、至和、嘉祐、熙宁、元丰、元祐、崇宁、政和、宣和、绍兴、乾道等年号。这些均不可能出自北宋真宗时御史中丞李昌龄之笔。
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神仙类”曰：“《太上感应篇》八卷。右汉嘉夹江隐者李昌龄所编也”（《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赵希弁称注者李昌龄为隐者，真德秀和陈敬父均称之为士，可见不是御史中丞之类的显宦。御史中丞李昌龄籍贯宋州楚丘（今山东省曹县），赵希弁只言汉嘉夹江（今四川省崇州市、乐山县），显为两人。这一点，孟森已经指出。因此，注者李昌龄无疑为南宋人，据北宋御史中丞李昌龄来判断《太上感应篇》的年代是没有根据的。
另一说认为，不仅《太上感应篇》的第一注者是南宋初期李昌龄，而且作者也是他；或谓这位李昌龄就是南宋初期《乐善录》的作者李石。这些说法与下列史实相抵牾。
靖康之难，北宋府库浩瀚藏书或毁于兵火，或流散民间，荡然无存。高宗南渡后，在临安建秘书省，搜访北宋遗书，先后颂布《四库阙书目》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后一种书目卷二子类道家著录：“《太上感应篇》一卷”。《太上感应篇》名前无李昌龄之名，显为无注白文。此书目原版已失。清末叶德辉考定本录自丁氏迟云楼钞本，丁本传授有自。《续书目》表明，《太上感应篇》为北宋旧籍。
宋理宗绍定六年，太一宫道士胡莹微刊印《太上感应篇》后，于《进太上感应篇表》中奏明了其刊版之所本：“臣窃观《宝藏》之诸经中，有瑶编之大训，本慈悲而救物，爰谆覆以诲人。谓善恶感召之由，端类枢机之发，而祸福应验之理，捷于影响之随。千二百恳恳之辞，亿万载昭昭之诫，然必赖明良之敷阐，乃能率众庶以皈依”。“瑶编之大训”和“千二百恳恳之辞，亿万载昭昭之诚”均是对《太上感应篇》的赞美之辞。《太上感应篇》凡一千二百七十四字，胡莹微取整舍零，曰“千二百”，是一种修辞技巧。可见这一段赞美之辞均是对正文而发，而正文原在“《宝藏》之诸经中”。胡莹微接着说：“恭惟皇帝陛下垂拱视朝，缉熙典学。讲贯虽专于六籍，搜罗旁及于群书。道访窈冥，继圣祖下风之请；化流清静，迈汉皇当日之规。怡神政事之余，玩意天人之际，将推行而传远，故裒集以加详”。这是对宋理宗支持刊印《太上感应篇》的歌颂之语。所谓“搜罗旁及于群书”和“裒集以加详”，说明李昌龄传不在《宝藏》之中，是从民间搜罗而来，把它同正文一起刊印，使《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更为丰富。可知《宝藏》中原只有正文。
《续书目》的著录、张继先颂和出自《万寿道藏》均表明，蜀士李昌龄和李石不可能是《太上感应篇》的作者，《太上感应篇》不可能是南宋作品。出自《万寿道藏》表明，《太上感应篇》成书不迟于公元1117年。上限是哪一年呢？
从内容可知，《太上感应篇》确为宋代作品。该篇备举诸恶行曰：“暗侮君亲，慢其先生”，“恚怒师傅，抵触父兄”，警告人们不得冒犯天地君亲师。曰：“嗜酒悖乱，骨肉忿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夸，常行妒忌。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劝诫人们维护家庭，遵循夫道妇道。特别是妇道突出，可闻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气味。曰：“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要求人们主敬，小心谨慎地发扬善心，克服恶心。这些均反映了宋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表明该篇深受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所以理学家真德秀首为之序，赞之为“可以扶助正道，启发良心”；崇奉朱熹思想的理宗为之亲笔题字。
就是一切正反2面。佛教是讲修善缘，拒绝恶缘。而道家无为，忘情，也可以说是无情，在道家是避开缘。司马的《坐忘论》就很大程度说明，道家与佛教的不同。佛教是修法身，修舍利。舍利是高僧活化的产物，可以说是骨头等。
国内外现代学者尽管尚有小的分歧，但断《太上感应篇》为宋籍基本上意见一致。酒井忠夫在其所著《中国善书之研究》的序言中说：无论《感应篇》及其以后的善书，还是以前的《抱朴子》，皆是各自时代的产物。《感应篇》的出现可以从宋代社会背景去考察。以《抱朴子》为蓝本撰著的《感应篇》，比《抱朴子》增加了以家族道德和宋代社会为基础的社会道德。这一看法很有见地。据本文前面所考，似可将酒井忠夫指出的宋代缩短为北宋。精确一点讲，可缩短为剪掉1117年之后的“尾巴尖”的北宋时期，即公元960年至1117年。
《万寿道藏》是于北宋经数次增扩而成的。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至天禧三年春，张君房在徐铉和王钦若先后两次校补《道藏》的基础上，修《大宋天宫宝藏》毕，撮其精要，编辑《云笈七签》百二十卷（按今《道藏》本为一百二十二卷）。当其时，若《太上感应篇》已出，必不至为君房疏漏于《云笈七签》之外。今考《云笈七签》，未见辑录，可见修《天宫宝藏》时尚无《太上感应篇》。因此，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以前可排除于考察之外。《天宫宝藏》后，徽宗崇宁中，诏搜访道家遗书，就书艺局令道士校定，《道藏》又由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政和中，诏搜访道书，设经局敕道士校定，刊《万寿道藏》，又增至五千四百八十一卷。《太上感应篇》当于崇宁中或政和中入藏。此二次搜访增入之道书，其编造年代当在公元1019年至1117年之间。
该文思想可上溯至天师道的《赤松子章历》等书。《太上感应篇》篇幅不长，计一千二百多字。主要借太上之名，阐述“天人感应”和“道教承负思想”。由此动彼谓之感，由彼答此谓之应，应善恶感动天地，必有报应也。”《太。
《道藏》本《太上感应篇》卷前刊有《纪述灵验》，系最早的该篇灵验故事集。该集收入峨嵋令王湘、遂宁府周箎、仙居县王竺、天彭张道人、简州进士王巽和黄岩县郭进士杨琛、进士沈球等七个故事，其中以周箎的故事最早，发生在绍兴二十一年，距南渡已有二十五年。故事说周箎暴死，因其信奉《太上感应篇》，又好为人演说，故星官将其饥馑籍改注寿禄籍，送还阳间。感应灵验自不可信，但灵验故事的出现是该篇受到信奉、广为流传的反映。周箎故事的时间说明，《太上感应篇》于南宋初始广为流传，其问世自然不太久。
第一个称颂《太上感应篇》者是北宋末年张继先。日本兴亚宗教协会编《道教实情》说《太上感应篇》自北宋末始为人注意，盖指此。除此以外，第一个作注者是南宋隐士李昌龄，第一个作序者是南宋名儒真德秀，第一个欣赏它的皇帝是南宋理宗，第一部著录它的官修书目是南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第一部著录它的私家书目是南宋《郡斋读书附志》。综合起来看，这并非偶然，它表明《太上感应篇》问世距南宋初较近。
日本学者窪德忠所著《道教史》认为，《太上感应篇》大概是北宋末或南宋初，由于当时思想界、宗教界中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潮流的影响，某一儒者出于宣传社会道德而编辑整理成书的。确定这一时限颇有道理，“南宋初”虽已为史实否定，但确定“北宋末”为成书年代，以徽宗登基之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为上限，是不致有误，甚至是相当保守的，因为其时下距《太上感应篇》最早的感应故事已整整五十年。
太上感应篇原文 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太上感应篇》盖编造于公元1101年至1117年，正值宋徽宗宠用蔡京、童贯等权臣和信用徐知常、刘混康、王仔昔、林灵素等道士之际。《太上感应篇》的作者仍不详。
（本文选自《<太上感应篇>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第81～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