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性自体心理学

Barry Magid ，M.D.，& Estelle Shane ，Ph.D

邹柳译

本文发表于2017年IAPSP会刊

编者语：关系性自体心理学是近年来所兴起的关系性精神分析学派的一支，Barry Magid ，M.D.、Estelle Shane ，Ph.D是他们的代表。

就自体心理学和主体间学派的视角，我在阅读时，其实对论文中“这些理论和学派可以说具有某种家族相似性”表示一定的怀疑。的确一直存在自体心理学与客体关系理论相关性的比较，但我个人以为这一比较的近似度，其实不如自体心理学与经典精神分析一些学派的相似度，例如安娜学派、哈特曼学派。

同时，我注意到流动性的说法，我觉得很好。但我不认为这种流动性是“一系列浮现的意识、依恋和情感能力的集合”，否认主体性的结构性，其实带来一种虚无主义的潜在哲学危险。不过我赞同主体性结构的流动性是相对存在的，并且以与情境因素交互而产生演变，或者说是因缘条件的刺激而发生非结构性的转变与结构性的转变。所以，我建议将“一系列浮现的意识、依恋和情感能力的集合”纳入到主体性的流动性结构中去讨论，而不是独立于主体性之外去讨论所谓“一系列浮现的意识、依恋和情感能力的集合”的自体。

总之，有许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大家可以一边阅读一遍思考。

——徐钧

我们对关系的概念与Stephen Mitchell的观点一致，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统一的理论去定义它，它是由从依恋到相互关系到双向性这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理论构成的。事实上，正如Jody Messler Davies所说的那样，目前关系的大伞涵盖了一系列广泛的视角，其中包括受以下因素影响的关系理论：克莱恩-比昂学派，英国客体关系学派，当代自体心理学理论和人际间理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以上这些理论和学派可以说具有某种家族相似性，尽管它们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决定性的特征(1953 Wittgenstein，L. (1953)，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London: Blackwell.[Google Scholar])。

和Davies的观点一致，我们在这里介绍的后科胡特时代当代自体心理学的关系自体心理学，其最好的理解方式是将其作为一个递归地演变发展的关系的理论，其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他关系理论的持续的对话，而不是有关自恋或者共情的理论。关系自体心理学包含了许多其它当代精神分析理论，动力系统敏感性的现代观点，婴儿和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发现，以及对存在主义哲学和认识论的理解。

因此，首先，我们将讨论科胡特经典自体心理学的一些核心概念，以及在其最初的贡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些主要领域。然后，我们将描述关系自体心理学和具身关系之间的八个交汇领域，展示关系自体心理学如何增强或挑战其他关系模型中相应的概念。这些概念在某些点上看上去是相互兼容和相互渗透的，它们之间的思想流动顺畅（例如，来自依恋理论的一些模式），而在某些点上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有些模糊，思想的融合有些困难甚至是抗拒（例如，幻想和投射性认同的概念）。

下面列出的是经典自体心理学和关系自体心理学之间交汇的七个方面:

自体是临床和理论关注的中心。

自体客体功能的意义。

共情和内省的核心性。

The Child, The Family, And the outside world By D.W.Winnicott 妈妈的心灵课-孩子、家庭和大千世界未完待续。 已赞过 已踩过<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评论 收起 为你推荐:特别推荐 「网络好人」是什么意思? 有哪些揭露讽刺。

攻击性不是一种性驱力，而是为了应对挫折和恶化。

作为自我保护的防御。

以及

精神分析是对发展过程的恢复或促进。

第一个交汇：自体和自体客体的概念

科胡特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一个人首先是一个主体性的轨迹，主体性从一出生就存在，并在与同调的养育者的互动中迅速发展。科胡特概念中的自体拥有本来的、凝聚的、内在的设计。然而，关系自体心理学中的自体不再被理解为一种预先形成的心理结构，而是一种流动的、不断变化的一系列浮现的意识、依恋和情感能力的集合。这种浮现的自体是通过与养育环境的双向互动而发展起来的：科胡特的自体客体环境。

传统上，自体心理学使用自体客体功能或自体客体体验来表达这样一个事实：自体客体指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能够为自体的幸福提供必不可少的、稳定的建构功能。或许科胡特坚持把自体客体作为功能而不是人的观点阻碍了经典自体心理学从一人到两人模式的发展。显然，科胡特自己总是从一人角度来定义自体心理学，他解释说，这是一种功能而不是一个人，精神分析的情况只涉及一个人，也就是病人，分析师在这种情况下只为其提供需要的发展体验，而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拥有自身权利的人。关系自体心理学家通过重建自体客体的人格和主体性对这一经典的自体心理学建构进行了修正，从而呈现出一个由两个主体组成的精神分析环境，其中每个个体都具有不同的、独立的主体性。只有改变将分析师仅仅作为一个提供服务的功能的限定，而定义为一个具有完全人格、能够提供自体客体功能的人，才是关系自体心理学真正起效的方式。

科胡特极具灵感地创造了自体客体，让其作为一个单词呈现出自体存在的本质。没有独立的自体这么一说，也没有单独的自体体验；没有笛卡尔式的、拥有特权的、私人的内在世界。在温尼科特的格言中也有类似简单而明显的呈现：“没有婴儿这种东西”“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baby”(1947 Winnicott，D. (1947)，TheChild，the Family，and the Outside World. Harmondsworth，England: PenguinBooks，1964.[Google Scholar])。婴儿不断发展的对自我的感受，对他人的感受，对周围环境的感受都是从自体-他人的主体间系统中浮现出来的。Benjamin描绘了自我和他人通过交互认知而共同出现的画面——我就是那个让妈妈微笑的人；妈妈也是让我微笑的人，这提供了一个符合自体心理学的自体客体与自体-自体客体矩阵的关系性描述(1988 Benjamin，J. (1988)，The Bonds of Love. New York:Pantheon.[Google Scholar])。

对自体不是一个内在的结构而是能力和期望的递归模式的思考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模式并不存在于人的内部，而是来自于自体-自体客体环境系统。因此，自体客体的概念有助于解构内在心理结构与外部客体乃至内部客体的概念。我们的能力——诸如情感调节、自我调节和与他人互动的调节——既不存在于自体的内部，也不存在于自体的外部。它们是作为一个自体-自体客体单元或系统的一部分而产生、组织或失败的。因此我们认为，自体心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基于过程语言，而不是基于结构；基于动力系统而不是基于内在客体、投射或表征；是非线性而不是线性的；是主体间的而非心灵内部的。

科胡特最初提出的自体-自体客体单元有一个严重的限制，即它被概念化为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共情的分析师仅仅被认为是病人自体功能的提供者，而病人被认为是分析师积极关注的被动接受者。而在关系自体心理学中，自体-自体客体关系被概念化为双向的、主体间的关系。因此，尽管母亲/分析师确实为婴儿/病人的发展需求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自体客体功能，但婴儿/病人的回应、健康、成长和发展反过来也为母亲/分析师提供了自体客体功能，例如持续地肯定她是一个足够好的养育者。

第二个交汇：治疗行为

任何动力系统都有一些相对稳定的阶段，这些阶段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扰动或者破坏。科胡特把中断和修复作为自体心理学治疗行为的关键。中断和修复包括：

分析师的共情失败；

病人在共情失败的情况下体验到的最佳的（可耐受的）挫折，而不是吞没性的（不可忍受的）挫折；

分析师意识到他的共情失败是他们之间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

病人从分析师对他们之间破裂的纽带的觉察中得到了修复，这种共情修复促进了病人的自体统整和调节的发展。

破裂和修复的概念起源于自体心理理论，后来被婴儿研究的发现所证实和补充。随后，临床中对破坏和修复概念的理解扩展到许多当代理论，包括破裂-修复周期是必然的；它在移情和反移情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能也不应该被忽略；破裂和修复的循环代表了治疗过程是有效的。与此同时，在关系理论中行动化被认为在治疗过程中扮演着必要的、必然的和中心的角色。

第三个交汇：理想化、攻击性和负性移情

理想化的概念是科胡特彻底与经典精神分析和克莱因思想分道扬镳的一个例子。驱力理论认为理想化是对攻击的防御的次级结构，经典自体心理学认为理想化（或者更精确地说是理想化的自体客体功能)是在童年以及整个成长过程中以多种形式和不同水平出现的三个重要的发展需求之一。在早期的发展中，对理想化的自体客体功能的需求是建立基本的安全体验从而让婴儿和成长中的儿童中能够建立安全和舒适感的必要条件。理想化的自体客体的涵容和情感调节功能会逐渐内化成为儿童自体调节能力的一部分。到了发展后期，理想化的自体客体是建立价值感和理想的来源，这是形成正性移情，更具体地说是发展出理想化自体客体移情的核心和基础。或许Benjamin对儿童与两性父母“认同的爱”的需求的阐述是关系理论中与此类似的呈现(1991 Benjamin，J. (1991)，Fatherand daughter: Identification with difference: A contribution to genderheterodoxy. Psychoanal. Dial.，1:277–299.[Taylor & Francis Online]，[GoogleScholar])。

—唐诺·温尼考特(D. W.Winnicott)《给妈妈的贴心书:孩子、家庭和外面的世界》(The Child, the Family,and the Outside World,1964) 要将一个孩子养育成 健康 、快乐的成人,你不需要教养大师、圣人、或是一个心理学博士(感谢老。

在其关于古老自恋的著作中，科胡特谈到了夸大自体对无所不能以及对他人全能控制的渴望所带来的崩解感(1971 Kohut，H. (1971)，TheAnalysis of the Self: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of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Google Scholar]，1972 Kohut，H. (1972)，Thoughts on narcissism andnarcissistic rage. Psychoanal. Study Child，27(1):360–400. [Taylor &Francis Online]，[Google Scholar])。科胡特将病人在分析中表达这些愿望的倾向称为“积极的自恋移情”，这与经典的弗洛伊德元心理学中关于移情的概念相矛盾(1972 Kohut，H. (1972)，Thoughtson narcissism and narcissistic rage. Psychoanal. Study Child，27(1):360–400.[Taylor & Francis Online]，[Google Scholar])。科胡特将这种移情表现作为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主要诊断特征。Brandchaft和Stolorow对科胡特的理论进行了扩展，他们认为，边缘型人格障碍是分析师未能在临床情境中共情地同调于自恋病人的需求而产生的治疗性副产品(1984 Brandchaft，B. &Stolorow，R. (1984)，The borderline concept: Pathological character oriatrogenic myth. In: Empathy，Vol. 2，eds. J. Lichtenberg，M. Bornstein，&D. Silver. Hillsdale，NJ: Analytic Press，pp. 333–357. [Google Scholar])。在他们看来，长期失调会导致病人的崩解体验和负性移情。因此，通常伴随着诸如分裂和投射性认同等原始防御表现的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病理学，被Brandchaft和Stolorow重新定义为是精神分析师与病人在二元结构中失调的致病性结果，是动力系统的中断。这些观点比仅仅把某种障碍视为个体的病态自我功能的产物更有临床意义。

Brandchaft和Stolorow对边缘型人格障碍是一向稳定的自体客体环境崩解的副产品这一定义，成为系统和关系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它也因此区别于自体心理学中投射性认同概念的使用，而曾几何时，恰恰是对投射性认同“过时的”理解将自体心理学与客体关系理论区分开来。

Brandchaft和Stolorow的开创性理论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从前被认为存在治疗阻抗的个体，一旦被提供一个共情的治疗环境，在这里有自体障碍的病人的理想化移情被允许发展出来，他们可能就会从无法进展的负性移情中走出来。如果分析师准备好向病人承认他/她之前的共情失败的影响，这个治疗环境就更加真实了。

对Z先生的第一次分析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科胡特无意中给出了一种共情的解释，大意是“你当然会感觉生气、难过、受伤，在希望获得理解却被误解的情况下，谁不会感到不安呢？”——这一解释为治疗提供了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解释的基础上，Z先生第一次感到自己被深深地理解了，并从那时开始去调试自己。他的愤怒发作突然停止了，他变得更加平静，不再坚持为自己被误解而感到愤怒进行辩护了。最终，分析有了明显成功的结果，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失败，因为其自恋的病理没有被理解和修通，而是被埋葬了。

四年后，科胡特对Z先生进行了第二次分析，那时他对自体心理学已经有了新的理解并有了相当成功的结论。开始阶段和第一次分析很像，Z先生很生气、爱争论，但科胡特对这些烦躁不安的表现进行了不同的评估和解释。与之前对Z先生的阻抗、愤怒和嫉妒的理解建构不同，科胡特认为，Z先生的这些症状是复制其童年情景的痛苦努力。科胡特采取直接面对Z先生在这种情况下的体验的方式，而不是再次解释原有的力比多发展理论。临床中理解的变化有很多，其中重要的是科胡特对自体客体移情的新理解，但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Z先生的想法，在其体验中共情地倾听，而不是居于其体验之外，让Z先生接受他的理论建构。

这个新的立场让一个不可分析的边缘型病人（可以说Z先生就是这样）在他眼中变成了可分析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或自体障碍的病人。同样重要的是，病人无意识的防御过程，如分裂（一直被认为是内心世界的），被重新概念化为一种系统状态，而系统要么处于稳定状态，要么处于破裂状态。Z先生的案例充分说明了自体心理学对攻击性的全新认识。

自体心理学刚刚进入精神分析领域时会被认为是一种缺乏攻击性的理论，但是现在所有的关系学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攻击理论不是必然建立在天生的攻击驱力的基础之上。科胡特将攻击性的潜力概念化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在生活和临床环境中能够发挥作用以应对挫折或匮乏体验的力量。科胡特区分了两种主要的攻击性反应。第一种以普通愤怒的形式出现，一旦愤怒的动机得到满意的处理就可以被解决。第二种，也是科胡特关注的焦点，被称为自恋暴怒；在这里，攻击是对伤害、破坏或羞辱的反应。与正常的愤怒相比，自恋暴怒很少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会持续地留在愤懑不平的人身上，这是因为自恋创伤的本质被误解了，没有被修通。

科胡特还提出了健康的竞争力和自信的理论，他将其定义为可以玩耍和广阔豪迈的情感状态，是原发的而不是原始攻击性的稀释或升华。它们与普通的愤怒状态，特别是与自恋暴怒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科胡特认为俄底浦斯期存在于正常的发展过程中，他将正常的俄底浦斯期与病态的俄底浦斯冲突区分开来。科胡特认为，在正常的俄底浦斯发展阶段，当孩子对异性父母正常的、健康的、深情的兴趣，和对同性父母正常的、健康的竞争一再遭到威胁或威胁到父母的回应时，俄底浦斯冲突就会出现。父母对儿童在恰当发展阶段的适切表现所做出的非共情性的回应，会让孩子产生分裂的体验，把孩子正常的情感和竞争变成了冲动的欲望和暴怒的驱力，这是典型的俄底浦斯冲突的特征。因此，暴怒和欲望是对俄底浦斯期同调的自体客体环境匮乏的病理性反应。科胡特断言，俄底浦斯冲突在发展过程中很常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正常的。蛀牙也很常见，但就像俄底浦斯冲突一样，蛀牙并不是健康发育过程的表现。

有趣的是，这些关于攻击性的自体心理学的理解与关系性中对此的理解大有不同。Mitchell也写到了攻击性，不是作为一种驱力，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是个体感到沮丧或被剥夺时的反应，这一假设一般而言与关系主义者的看法是一致的。但Mitchell也明确指出，临床中自体心理学对攻击性的观点与他自己的截然不同。自体心理学家主要关注的是探索和承认引发攻击性反应的共情失败，而关系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全面探索攻击性自体的各个方面。Mitchell认为，对攻击性自体的全部体验在临床中不应该被忽视和抑制，而应该被探索和理解，并允许其完全发展，对攻击性自体的完全理解可以让其在表达自体主张时更容易、更有效地发挥功能。作为关系自体心理学家，我们会把攻击性的这个方面看作是正常的、自信的、竞争性的、扩展的俄底浦斯自体的功能。在临床中，我们会赞同Mitchell的立场，欣赏和欢迎病人在临床情境中的攻击性带来的活力，但会小心地把它与由分析师的共情失调引发的暴怒区分开来。

第四个交汇：共情

1981年，科胡特在他去世前三天在伯克利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在那里，他最后一次试图澄清他所说的共情和共情性倾听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他的许多批评者，包括他的同事们都一直误解他的观点。用科胡特的话说，共情不是同情，它不是分析师自己内心激起的一种积极的或有共鸣的感受，它不仅仅是感受病人的感受。站在伯克利的讲台上，科胡特再一次坚持他的观点，共情是一种特殊的观察立场，其特征是有意识地从病人的角度进入和体验世界。科胡特试图将共情性倾听与置身事外的第三方观察立场区分开来，后者假定其代表了一种更客观、更正确、更科学的观点。正如他在对Z先生的第一次分析中试图说明的那样，从这个角度来看，经典精神分析师会让自己去纠正病人对现实的扭曲看法。

此外，对于关系自体心理学家来说，共情可以作为一种指导，帮助我们在与病人工作的各种各样的方式中选择出最能让其感觉得到了理解并能将此扩展深化的方式。共情性倾听的立场并不妨碍分析师从不同的角度，如同共情的角度一样，观察和回应病人。用Fosshage的话说，分析师既可以从他人为中心的位置倾听并作出回应，也就是站在病人生活中的他人的位置，例如配偶或孩子；也可以在自我为中心的位置，也就是从分析师自己的角度来倾听和回应(2003 Fosshage，J. L. (2003)，Contextualizing self psychology and 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 Bi-directionalinfluence and proposed syntheses. Contemp. Psychoanal.，39:411–448.[Taylor & Francis Online]，[Google Scholar])。例如，当分析师体验到某种强烈的感觉出现时，比如在行动化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对病人的愤怒或怨恨，并感觉有必要表达和相互探索这种感觉时，他/她就会以自我为中心的位置倾听并做出回应。或者，当分析师希望向病人呈现病人的伴侣在某个特定时刻可能的体验时，他/她可能会从他人为中心的位置倾听并作出回应。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无论我们选择以哪个模式去回应，共情的、自我为中心的或者他人为中心的模式，从病人的角度共情地倾听（不同于共情地回应）常常以及不可避免地会将我们对如何在既定情况下从多种潜在的反应中做出对病人最好的回应的理解情境化。

我们还希望解决另一个关于共情的误解：共情的立场只能和病人的意识工作，而不能与其潜意识和体验工作。当关系学家，如Philip Bromberg在描述他如何能够进入到他的病人的解离的、不同的多个自我的彼此不同的观点时，我们会看到共情性倾听的卓越运用(2012 Bromberg，P. M. (2012)，TheShadow of the Tsunami and the Growth of the Relational Mind. New York:Routledge.[Google Scholar])。关系分析家（在这里是Bromberg）会认可每个病人的每一重人格。他不会预设要承担起全部责任或者在不同的自我状态之间的相互竞争中做出某种选择，比如把某种表达解释为正当需要而另一种解释为防御；相反，他会对竞争保持中立。从病人的一种自我状态的角来度看，是想要拥有不再受伤害的安全保障，而另一个自我状态的观点可能包含了对一种新的、从未尝试过的亲密关系的渴望。分析师必须对这些观点保持中立。在Bromberg以及关系自体心理学家的建构中，病人的潜意识由其在面对全新的体验时尚未被意识到的、未被表达的、也许是未阐明的希望和恐惧组成。一个人如何应对他们特定的希望和恐惧正是分析性探索的工作，分析师进行询问，用一种非评判的态度，就像自体心理学、关系理论或者其他理论说的那样，不带任何预设，不自以为知道或者提前预判探询的结果，也不知道病人面临的哪个选择对其来说是正确的。这种方法承认共情是从病人当下表现出来的特定的自我状态中处理病人的体验，保持对自我状态的中立的分析性立场，而不是用全能的、标榜正确的或者健康的、所谓成熟的立场去感受、思考或者感知世界。

我们的观点是，共情的立场为分析师评估特定病人的特定自我状态，他如何感受、听到了什么、如何做出回应，提供了一种方法。共情为分析师提供了一个保持中立的自我状态方法，在多重人格中有效地共情的使用在科胡特的统整自体概念（可能会出现许多不同的自体状态）和Bromberg以及其他关系学家的多重人格概念之间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桥梁。

第五个交汇：后科胡特时代对共情的扩展——从共情到主体间

现在我们来谈谈系统敏感性与自体心理学的整合，特别是促发关系自体心理学出现的Stolorow及其他人的主体间系统理论(e.g.，Stolorow，Atwood，andBrandchaft，1994 Stolorow，R. D.，Atwood，G. E. & Brandchaft，B. (Eds.).(1994)，The Intersubjec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Rowman andLittlefield.[Google Scholar]; Stolorow，1995 Stolorow，R. D. (1995)，Anintersubjective view of self psychology. Psychoanal. Dial.，5(3):393–399.[Taylor & Francis Online]，[Google Scholar]; Stolorow，Atwood，and Orange，2008 Stolorow，R.，Atwood，G.& Orange，D. (2008)，Worlds of Experience: Interweaving Philosophical andClinical Dimensions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Google Scholar])。

Stolorow认为，科胡特关于共情是替代性内省的概念被孤立心灵学说所渗透。该学说将人的主观看法分为内在和外在两部分，把心灵描绘成一个客观实体，从一个疏离的世界看着自己。科胡特认为，在分析情境中，病人和分析师这两个孤立的心灵之间需要通过替代性内省建立桥梁。但在Stolorow的世界中并不需要这样的桥梁，因为这两个心灵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在它们共享的系统中，它们总是彼此联结的。

Stolorow还批评了科胡特共情浸入的观点。Stolorow认为，科胡特理解的浸入是中立的和客观的，分析师可以把自己的主观世界放在一边，这样他/她就可以用其被净化了的主观的视角来关注病人的内在体验。这忽略了分析性理解的主体间性，也就是分析师做出的持续的、必然的、不可或缺的贡献。

我们不确定批评科胡特认为分析师要能够将自己的主体性抛在脑后的主张是否有失公允，但无论Stolorow的批评是否准确，主体间性系统理论无疑为经典自体心理学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并超越了经典自体心理学，促发了关系自体心理学的出现。

与Stolorow的工作并行的是，Steven Mitchell和Thomas Ogden也将病人与分析师的二元关系视为精神分析关注的核心。Ogden写道，正如温尼科特曾经说过的，没有婴儿这回事（如果离开了母亲的供给），奥格登也会说，没有接受分析的人（如果离开了分析师的供给）(1994 Ogden，T. (1994)，Theanalytic third: Working with intersubjective clinical facts. In: RelationalPsychoanalysis: The Emergence of a Tradition，eds. S. Mitchell & L. Aron.Hilldsale，NJ: The Analytic Press，1999，pp. 459–492.[GoogleScholar])。奥格登概念化了分析师在其与被分析者之间的无意识主体间性系统内外同时存在的体验的变迁。这种第三方主体性被Ogden称为分析性第三方Analytic Third。关系理论和关系自体心理学都对二元关系系统在临床中的多种变化感兴趣，并因此有了联系。

最后一点对共情的探讨，我们将视线转到科胡特在伯克利的最后一次演讲：科胡特在他的发言中加入了有关共情的双重性质的表述，指出共情既是一种观察模式，其本身也是一个修复的机制。科胡特坦率地指出，共情一方面是一种观察立场，但同时共情本身也具有治疗功能。记住被共情地倾听的感受会产生一种被理解的感觉，这种体验本身就是一种自体客体功能，一种稳定、组织和调节自体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看，共情性解释的作用在于帮助病人将其体验绘制成一幅有组织的、有意义的、叙事性的地图。这样的解释不是为了揭示隐藏起来的东西，而是帮助病人去理解一些潜藏的、一直都存在却未知的、未阐明的东西。这样一来，那些无法言说的东西就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科胡特巧妙地把解释从分析师对病人心理动力的诠释调整为通过解释让病人产生被理解的体验。这种有关共情性解释的作用和被理解的感受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在精神分析发展史上不同阶段的看似互不相容的理论立场下，包括现阶段的，对解释的理解是多么地不同，曾经被认为是治疗师对病人治疗性的帮助，如今被病人体验为是有益的。自体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理论理解治疗行为的方法，不会削弱治疗效果，而是“通过移情来治愈”。自体心理学有关治疗行为的包罗万象的理论，包含了关系理论谱系内的广泛的解释的视角，也促发了对理解和感觉被理解的本质。

第六个交汇：后科胡特时代共情的进一步扩展:从共情到影响，到认知，到第三方，再到投射认同的问题

关系自体心理学家对共情的理解主要得益于关系理论对于共情体验的意义和应用的扩展，扩大了我们对病人知道他们确实被听到和被理解了的洞察，而且促进了他们体验到与其他相似自体客体功能联结的能力。

尊重病人浮现出来的夸大自体体验的发展，始终保持一种深切关注的、帮助的、非侵入性的临在，这确实符合科胡特对经典镜映移情的教导，也足以满足病人的发展需要。但是，许多病人需要比镜映更积极的关注的回应。例如Benjamin指出，分析师对情感的面部和手势的回应会告诉病人，他/她的故事已经产生了影响，分析师听到了并且在消化这个故事。在这方面，Fonagy对他所谓的“标记的镜映”进行了理论化(2003 Fonagy，P. (2003)，Genetics，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andpsychoanalytic theory: The case for ending our (not so) splendid isolation.Psychoanal. Inq.，23:218–247.[Taylor& Francis Online]，[Google Scholar])。为病人标记的次数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要做适度的回应，这对病人来说非常重要，它可以作为一个指标，表明病人已经被了解了，而且分析师没有被吞没。这种双人过程中的互惠互利的关系就是关系理论的主要贡献，而这从来没有在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中被概念化的阐释过。

Slavin和Kriegman关于分析师“需要改变”的概念也是对关系性理解的重要贡献，同时对关系自体心理学产生了影响(1998 Slavin，M. O. &Kriegman，D. (1998)，Why the analyst needs to change: Toward a theory ofconflict，negotiation，and mutual influence in the therapeutic process.Psychoanal. Dial.，8(2):247–284.[Taylor& Francis Online]，[Google Scholar])。对病人，特别是遭受创伤的病人的深入分析，常常会让分析师觉察到一些病理表现，而分析师会相信这些问题在他自己的分析中已经解决了。或者，当这些在分析师的头脑中一直被解离的问题从他/她与病人互动的系统中浮现出来时，就会被弹射到他/她的意识中。这些分析师不想要的感觉可能会妨碍对病人的病理的处理。所以，为了帮助病人改变，分析师必须改变，Slavin和Kriegman说，分析师必须探索自己内在的创伤区域，将被解离的区域整合进意识中，充分扩展自己的觉察，成功地处理自己的冲突，这样一来，病人和分析师都能向前发展，让问题得以解决。与病人进行的分析工作需要分析师关注其自身的改变过程，这似乎超越了科胡特在他的自体心理学理论中预见的“治愈”，并要求更多，它要求自体心理学向我们一直试图描述的双人关系模型扩展。

此外还有一点，起源于客体关系理论，后经由关系自体心理学发展丰富。病人的迫切需要不仅仅是感觉被理解，通常也是为了让分析师和他们自己（病人）一起感觉到他们（病人）的感觉，让分析师和病人一样沮丧、愤怒、困惑。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分析师能够容忍，以及表现出他能够容忍这些相同的感受。分析师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他能够想象一个不同的结果，一种积极的新的体验，而不仅仅是重复被无法接受或不能忍受的情感（因为病人自己容易感到恐惧）破坏了的重要的自体客体联结。分析师可以通过以身作则以及提供情感涵容的自体客体功能来增强病人的情感耐受能力。这样，那些在意识上被体验为过于强烈或过于羞耻的情感如今就能够在关系中被感受以及耐受下来。病人对他人产生可见的影响的体验会为其增加一种感到被理解的维度，这一预期鼓励了关系自体心理学家识别并接受这种移情现象。虽然这类现象在客体关系理论中通常被归为投射性认同，但我们认为，如果在客体关系视角中加入自体心理学方面的考虑，这些现象也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种更加接近的体验的形式，比如情感同调和情感涵容。然而我们知道，关系学家已经使用投射性认同的概念来涵盖比可以轻易转化为自体心理学模型更广泛的现象，投射性认同被关系学家定义为移情或反移情背后的机制，特别是在那些看上去似乎会“引诱”分析师成为其再创伤的“犯罪者”的、曾经遭受创伤的病人身上。这在羞耻感的体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个遭受虐待的病人对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怀有羞耻感，而真正的犯罪者却不允许自己有这种羞耻感。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在病人面前也会感觉到难以解释的羞愧和内疚，就好像她自己就是创伤的肇事者一样。科胡特告诉我们，必须准备好去承认共情失败的必然性。Benjamin也指出了再创伤的必然性，并警告那些假定可以以全好的、完全涵容的客体的角色展开治疗的人。Benjamin说，我们不是通过提供那些曾经失去的来治愈他人，而是因为我们愿意承认无法给予其所需求的，承认我们无法避免地会对病人的原始创伤行动化来治愈，这些是原初的养育者不曾做到的。

Benjamin还扩展了自体心理学中崩解的概念，超越了个体失去自我统整的范畴，将二元关系的破坏描述为行为人与被行为人的相互补偿(2004 Benjamin，J. (2004)，Beyonddoer and done to: An intersubjective view of thirdness. Psychoanal. Quart.，73:5–46. [Taylor & Francis Online]，[Google Scholar])。Benjamin认为，自体的恢复，特别是在创伤的情况下，必须与对于合法世界的意识的重建和共同创造出超越行为人双方的道德第三方齐头并进。从关系自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这个第三方看作是自体客体功能的潜在的扩展，可以在崩解的创伤之后重建病人的自体统整。这是关于同调和共鸣的富有成果的概念的交汇点，这一觉察可以丰富和扩展我们对共情、治愈和修复的过程的理解。

科胡特并没有解释构成这一重大理论和临床进展的现象。虽然自体心理学为了保持概念上的连续性和体验的接近可能会继续回避投射性认同理论，但它仍然要面临这些互补性的挑战。

同样，科胡特也没有像关系学家那样把反移情反应的必然性和个性化作为其理论的核心。科胡特对反移情的讨论仅限于分析师对逐步展开的移情的介入或干扰。科胡特并没有提到分析师需要利用自己的情感反应来保持与病人主体性的同调，而这在关系理论中很常见。但另一方面，或许科胡特对危险的分析性自恋的强调，对分析师以牺牲病人的需求为代价坚持自己的意图，以及分析师无视病人对同调的迫切需求而希望运用和展示其自身的解释技能的这些警告，可能会为那些用真实性做借口为其共情失误辩解的分析师提供一些纠正。

另一个在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中缺失的重要概念，对一些人来说它可能为关系自体心理学家提供了另一种有用的倾听立场，就是幻想，Thomas Ogden把这个概念生动地用书面语言表达了出来(1994 Ogden，T. (1994)，Theanalytic third: Working with intersubjective clinical facts. In: RelationalPsychoanalysis: The Emergence of a Tradition，eds. S. Mitchell & L. Aron.Hilldsale，NJ: The Analytic Press，1999，pp. 459–492.[GoogleScholar])。我们特别引用了Ogden的论文《分析性第三方》中的内容。其中Ogden用详尽的临床资料描述了他如何“严重依赖于他自己的幻想体验来识别和象征化的表达在无意识水平上分析关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Ogden在其2004年的论文中描述到，他发觉当病人做自由联想时自己一直在盯着办公桌上一个放了好几天的信封看，他第一次注意到这封信是其余那一大堆邮件中的一封，并对它并非如自己想象那般保密感到了失望。Ogden进一步意识到，他对自己和对方之间的亲密的真实性感到了怀疑。他进一步进入自己的遐想，联想到了夏洛特的网，还有他的汽车修理厂的关门时间，他的车正在修理，他担心自己会迟到。然后，他很想知道这些联想与病人（已经开始说出联想）和他自己之间的主体间潜意识交流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病人反馈在治疗中感觉被孤立和无法呼吸，Ogden联想到自己被锁在修理厂外面的幻想，并对此做了一个解释。他还把解释与病人前一天晚上的梦联系了起来，病人梦见自己在水下，但不知何故却被帮助在水下呼吸。这个复杂又引人注目的例子提供了另一种倾听的角度，明显不同于科胡特的共情性内省模式。这两种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一个分析师（科胡特）试图在关注病人的同时把他自己的主体体验放在背景中；另一个分析师（Ogden）试图把他自己的个人联想放在前台，而把病人的联想作为背景；第二，一个分析师（科胡特）关注病人意识上的主体性，另一个分析师（Ogden）关注病人和他自己之间无意识的主体间性。

Ogden的这种工作方法是将自体和自体客体环境的相互依赖关系运用于一个系统的逻辑结论中，允许自己在幻想中消溶掉我们通常区分的内部与外部、自体和他人的边界。然而在我们看来，分析师的幻想如果想要具有治疗效果必须回归并始终以共情为基础。也就是说，分析师无意识的思考最终必须与病人有关，而不仅仅与分析师自己有关，并且这只能通过病人感受到比之前更加深刻地被理解和连接感来加以验证。

第七个交汇：精神分析具有发展系统的敏感性

精神分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一理解是科胡特标志性的贡献。对系统敏感性的认同加深了这一理解，将自体-自体客体看作一个动力系统，这个系统的整体功能和稳定性可以从许多方面被扰乱和恢复，而重新稳定系统的力量未必与最初扰乱它的力量有直接关系。在拉坯机上不停转动的粘土可以通过陶艺师的双手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和位置来稳定和塑形，但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简单地逆转最初塑造这块粘土的力量。同理，共情的修复功能绝不是简单地一对一地替代缺失的父母同调的体验，也不是治疗师致力于获得一种能够提供病人童年时期未能得到的爱的纠正性的情感体验。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正如我们说的，稳定一个系统的与最初扰乱它的没有必要的联系，因此，也不可能预先预测一个复杂系统中可能演进发生的扰动或序列。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可能会随着感觉到被理解或者服用百忧解而改变。情绪状态是一个在许多层面上交互作用的复杂系统的主观表现，精神分析不需要放弃能更深入或更准确地了解实际发生了什么的神经科学的背景。自体发展的系统方法对于精神药理学作用的评估也有重要的意义。也有人认为，对抗抑郁药的积极反应证明了抑郁症确实是基于化学或生物学的，但是心理治疗发挥效用的抑郁症状则显示出纯粹的心理根源。这些假设在很多方面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是身心二元论者，任何心理现象都可以用更加贴近体验的主观性语言描述出来，或者通过远离体验的神经科学的语言表达出来。科胡特的代偿结构的概念为一些精神分析治疗所谓的生物学基础赋予了条件，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有些是大脑化学物质缺陷造成的，只能通过精神科药物来进行适当的治疗。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仅靠药物或者仅仅有爱都是不够的。

结论

在这篇结构相当自由的文章中，我们探讨了以动力系统理论、依恋理论、婴儿研究和其他关系理论为基础的当代关系自体心理学，提供了心智、移情现象和治疗行为的完整的关系模型。科胡特的自体、自体客体功能、自体客体移情、自体客体的断裂与修复等概念为深化当前对主体间系统理论的理解提供了基础。此外，对共情的正确理解，对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的觉察，以及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意识，让我们可以对一些现象有更加贴近体验的重新定义，而不仅仅是做出一些诸如内部客体和投射性认同的远离体验的解释。此外，科胡特的发展模型让更加贴近体验的婴儿研究和依恋理论可以顺利地整合进精神分析之中。他关于整体功能和统整自体体验的概念，为理解个体作为一个容器可以容纳多种解离的或冲突的自我状态提供了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