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史》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时代洪流激荡之后,总有熠熠闪光的思想留存下来,这些在历史上留有一席之地的思想既映照了某一时期的历史事件,也反映了更加幽微的社会心理变化。“不问过去就没有未来。”在不止息的批判思维中,关注思想史的流变,

时代洪流激荡之后,总有熠熠闪光的思想留存下来,这些在历史上留有一席之地的思想既映照了某一时期的历史事件,也反映了更加幽微的社会心理变化。“不问过去就没有未来。”在不止息的批判思维中,关注思想史的流变,也是用历史之镜,照见现实与未来。

[日]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史》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在学者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史》中即梳理了日本社会自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所发生过的思想流变。启蒙思想、自由民权思想、国粹主义、人权思想、民俗思想、科学思想、女性主义……无不反映了日本近代社会激烈的变动与发展。

而在众多历史事件之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投降则具有更大的时代意义。今天分享《日本近代思想史》中对于战后思潮以及代表人物丸山真男、竹内好、鹤见俊辅等学者的介绍,了解日本思想界对于战争、国族意识以及历史记忆的反思与批判。

从战中到战后

节选自[日]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史》

01.

丸山真男和《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

首先,以戏剧性的方式登场的是丸山真男。他在《世界》第5号(1946年5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的论文,这篇文章从精神结构上阐释了日本和日本人所陷入的精神境地。论文一经问世,便给当时的言论界带来深刻的冲击。

国法只要是从具有绝对价值的“国体”中演变出来的,那么即可将自身的妥当性建立在内容的正当性上,由此便可以毫无阻碍地渗透到任何一个精神领域。

因为缺乏那种自由的主体意识,于各自的良心中又不制约自己的行动,只听任上一级(即距绝对价值更近的领导)的摆布,便出现了这种现象:独裁观念难以形成,取而代之的是靠转嫁压抑来保持精神上的平衡。

无论对丸山真男而言,还是对《世界》杂志而言,《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都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丸山后来发表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其实是一些刊登在专业期刊上的论文经过整理后而形成的一部著作。他早已被称作政治学界的佼佼者,但由于这篇论文的发表,他更被视为一名意见领袖。

根据岩波书店创始人岩波茂雄的提议,为肩负起“新日本的文化建设”的使命(岩波茂雄,《〈世界〉创刊之际》,创刊号),1946年1月,岩波书店创办了一份综合杂志,这就是《世界》,并由吉野源三郎担任总编。吉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在军国风潮高涨的时期,他曾与作家山本有三一起策划并出版了《日本少国民文库》16卷(新潮社,1935—1937),旨在向孩童传授自由而丰富的文化知识。其中有一册是吉野撰写的小说《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1937),主人公是一名叫作“小哥白尼”的少年,小说展现了少年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以及逐渐认识各种事物的过程。之后,吉野进入岩波书店工作,并参与了岩波新书的拟定。

尽管吉野是《世界》杂志的主导者,但在创刊初期,这本杂志还主要是上一代教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发表见解的舞台。而丸山的这篇论文却使该杂志出现了新的转变,从此作者群中很少会再看到那些旧自由主义者的身影。

02.

[日]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史》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竹内好和《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

中国文学研究者、评论家竹内好同丸山真男一样,也是一名在战后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但他又与丸山不同,他几乎是从与丸山相反的角度来追问近代日本的。他在战后发表的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篇题为“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以鲁迅为线索”的文章。该文其实是在演讲内容的基础上完成的,是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的《东洋文化讲座》第3卷《东洋社会伦理的特征》(白日书院,1948)而写的。

在这篇文章中,竹内提出了东洋近代化的特质并非在于追赶欧洲,而是在于对其进行抵抗的观点。他这样说:“不管欧洲怎样理解这些状况,东洋的抵抗乃持续不断。通过抵抗,东洋实现了自己的近代化。抵抗的历史便是近代化的历史,不经过抵抗的近代化之路是不存在的。”当然那就成为失败的历史。但是他认为,通过不断地抵抗,人们“在失败感中自觉到了失败”也是极为重要的。“这里的抵抗是二重的,即对于失败的抵抗,与对不承认失败或者忘却失败的抵抗。”

如果说这是东洋对待妄图称霸的欧洲的一种方式(实际上,东洋这一观念也是由于抵抗西洋而产生的),那么,从没有进行抵抗这一点来看,日本可以说并不具有东洋的特征,竹内对日本文化的状况做了如下论述:

在欧洲,当观念与现实不调和(矛盾)的时候(这种矛盾是必然要发生的),便会发生一种倾向——在试图超越这一矛盾的方向上,也就是通过张力场的发展求得调和。于是,观念本身亦将发展。可是在日本,当观念与现实不调和(这种不调和因为不是产生于运动,故不具有矛盾性)时,便舍弃从前的原理去寻找别的原理以做调整......越忠实于所谓学问、所谓文学,便越热衷于舍旧求新......并被认知为是一种进步。

竹内在文中痛斥“日本文化在结构上是一种优等生文化”。这篇文章充满了他对包括“进步派”在内的日本文化的绝望和愤怒。

正如“以鲁迅为线索”的副标题所显示的,竹内的这种思考方法是在探究鲁迅并为其思想倾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应征入伍前完成的《鲁迅》(日本评论社,1944)一书是他最早的著作,这本书已基本形成了他后来在《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一文中所展现的逻辑结构的原型。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论述鲁迅的:“鲁迅所看到的是黑暗。但他却以满腔热情来看待黑暗。并且绝望。对他来说,只有绝望才是真实的。但不久绝望也不真实了。绝望也是虚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他没有安于绝望。而是绝望于绝望。”竹内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来凝视投降后的日本的。[可参照《竹内好评论集》全3卷(筑摩书房,1966)、《竹内好全集》全17卷(筑摩书房,1980—1982)。]

03.

批判了社会拜金主义风气。金田老爷是靠高利贷起家的、“穷凶极恶,又贪又狠”的大资本家,拥有大量的财产。他的“堂皇富丽的公馆”,与苦沙弥的“暗黑的洞窟”恰成鲜明对比。

伊丹万作与《战争责任者的问题》

当盟军主导的制度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时,无论是丸山真男还是竹内好,他们都提出了各自的疑问:改革始终就这样急速进行下去吗?不,改革的迅速推行本身不就反映出既往的思想性质所具有的不变性吗?与此同时,也有人提出一种看法,即如何从内部消除日本过去那被涂染而成的“帝国”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描述日本未来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的情况下,他们却特意执着于过去。对他们而言,不问过去便没有未来。

那时,他们最记忆犹新的过去,是那场被称作“大东亚战争”的战争。所有的人都背负着过去——他们是如何参与战争的。于是,一方面,盟军开始对战争领导人和支持战争犯罪的人进行逮捕、审判及褫除公职。另一方面,日本国内也兴起了追究战争责任的运动。在这个问题上,伊丹万作的短论《战争责任者的问题》(1946)起到了投石激浪的作用。

《无法松的一生》剧照

伊丹万作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剧作家,他曾制作出许多荒诞类型的电影,并创作了《无法松的一生》的剧本。同时他也写下了许多富有批判精神的随笔。他从很早以前就因健康问题而不得不卧病在床,但在战争末期,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望中止战争”的文章。而他之所以写《战争责任者的问题》这篇文章,其直接动机源于一个叫作自由电影人集团的组织发起了追究电影圈内战争责任者的运动,并在主要倡导人名单中加入了从未创作过战争电影的伊丹的名字,伊丹对此表示不满,于是撰文表示抗议。这篇文章句句灼心,其中有一处可谓穿透人心。大致内容摘录如下:

“多数人认为自己是被这场战争所欺骗的。大家众口一词说是被欺骗了。”但是,“被欺骗者之罪,并不单单存在于被欺骗的事实中,能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地被欺骗,一切在于自己丧失了批判力,失去了思考能力,丢失了信念,如畜生般盲从,全体国民在文化上的无力、无自觉、无反省、无责任等都是罪恶的本来面目”。“国民既然能满不在乎地说出‘被欺骗’这样的话,那么今后恐怕还会多次遭受欺骗吧。不,现在一定已经开始被另一种谎言所欺骗了。”(志贺直哉等监修《伊丹万作全集》第1卷,筑摩书房,1961)

04.

夺回话语

如何防止自己被欺骗呢?与伊丹万作的立场不同,年轻的鹤见俊辅将这个问题视作语言的问题并提了出来。这便是他寄给《思想的科学》创刊号(1946年5月)的文章《关于语言的护身符式的使用方法》。《思想的科学》是由武谷三男、武田清子、都留重人、鹤见和子、鹤见俊辅、丸山真男、渡边慧七人创办的一份关于思想运动的杂志,该杂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人人的哲学”这一口号。这份杂志持续刊行了半个世纪,最终在1996年发行完5月号后停刊。鹤见曾留学哈佛大学,专攻哲学,在战时的美国,他曾一度被怀疑为无政府主义者而遭到逮捕,后乘坐俘虏交换船回国。在他那部具有自传色彩的著作《期待与回想》(上下册,晶文社,1997)中,他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形成和创办《思想的科学》的经过。

甄阁学有个胞兄在保定,黄二麻子便同去探望。刚一进门,便听见家人的哭声。甄阁学前去叫,哥哥慢慢醒过来,说自己做了一个梦。

鹤见俊辅与鹤见和子

在《关于语言的护身符式的使用方法》一文中,鹤见将自己的意图清楚地展现在以下这段内容里:

毋庸赘言,鹤见所说的正是他所看到的那些战前、战时泛滥的“国体”话语和战后肆意狂舞的“民主”话语。他认为,这些都是“护身的话语”。鹤见也从中看到了一种连续性,即“民主”话语的泛滥,并没有促进“民主”化的发展,它是从被“国体”话语驯服的思想体质中产生出来的。

如何才能从这种鹦鹉学舌的护身符式的语言中摆脱出来,从而表达自己的思想?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思索者、组织者的鹤见和子开辟了一条道路。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专攻哲学期间,正逢日美开战,后来她乘坐日美交换船归国,战后与弟弟俊辅一同创办了《思想的科学》。在占领下的民主化进程中,她逐渐萌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当把这种感觉与在美国社会所体验到的“草根民主主义”融合后,她迈向了记录生活的运动中。

鹤见提出了上述疑问,她注意到“‘妇女解放’的口号在某些关键之处存在漏洞”。“这种漏洞不仅存在于女性所处的社会结构中,也存在于女性自身的主体性方面。”(《生活记录以前》,1949,收录于《在生活记录运动中》,未来社,1963。以下同。)而她发起的记录生活的运动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使主体扎根于表达这一行为,从而改变女性的处境。

1、坪内逍遥(1859~1935)的小说理论著作《小说神髓》的发表,具有近代文学启蒙的性质。2、二叶亭四迷写出近代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浮云》3、森鸥外相继发表近代最早的浪漫主义小说《舞姬》,确立了近代文学的发展方向。4。

生活记录运动不是由知识分子而是由女性发动的。这场运动是根据这样一种构想兴起的:使那些在“思想”上遭受双重异化的人转化为新型的思想主体。在鹤见和子看来,正因为她们遭受双重异化,才更想要转化为新型的思想主体。拥有精英履历的鹤见意识到,过去包括自己在内的“日本学者在探讨‘日本’及‘日本人’时,仿佛在论述一个不把自己包括在内的群体”。

战后,由无着成恭所编的《山彦学校——山形县山元村中学校学生的生活记录》(青铜社,1951)在出版后备受瞩目,这项社会科教育的成果给了鹤见和子许多启发,更使她关注到了战前最早开创这些实践活动的生活作文(缀方)运动,她进而从这些活动中吸取了经验。和子发起的这场生活记录运动打破了以往男性知识分子主导的文体,促使人们从生活中创造出自己独立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运动留下了不可估量的功绩。

05.

振兴文化

美学家、哲学家中井正一与鹤见和子所处的位置不同,他在日本战败前疏散到故乡尾道,以自己担任馆长的图书馆为舞台开始了自己的文化活动。

10月7日(1945年),《治安维持法》废止后的第一个周日,我以一种自然的姿态,在图书馆举办了首场讲演会。那倾斜着的石头仿佛要滚落的样子。(《地方文化的问题》,1948;收录于久野收编《中井正一全集》,第4卷,美术出版社,1981)

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中井在京都先后以杂志《美·批评》《世界文化》《星期六》为阵地,展开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化运动。后由于触犯《治安维持法》,他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有罪,受到禁闭处分,处于治安当局的关押和监视下,对中井而言,在《治安维持法》废止后举办讲演,就像是身体自然做出的一种举动。他在代表作《委员会的逻辑——一个草稿》(1936,收录于长田弘编《中井正一评论集》)中所构想的“思维和讨论,技术和生产,进而综合起来,进行实践的逻辑”也具有应用于现实的意义。但是,对身为“知识分子”的中井而言,最初直接面对“大众”是一种考验,因为彼此的语言并不相通。

“自那以后两年间,我实际上有很多次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摸爬滚打的。”尽管拼尽全力,但听众却在减少,“甚至有两次还没有人来参加,只有母亲在听”。

中井令人注目之处在于,他能逐一检查自己的“错误”,开拓与“大众”产生共鸣的道路。“如将社会结构分为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大家会以为这是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学说”,因而用“绝望的本性;炫耀的脾性,并由此而产生出争抢的根性;利己主义的本性与表现”这样的方式,他发现了“活着便能明白的这种真实的状态”。于是,他逐渐认识到,“农民立志改革自我意识的内心正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支柱”(《听众为零的讲演会》,1950,《中井正一全集》第4卷)。

便是因为很多日本人开始回顾给日本带来那场战争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认真思考未能阻止那场战争的一方弱点是什么;而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作为新中国再生的中国抱有惊诧和敬意。

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创建不久后,中井被聘为副馆长。为使那写在《国立国会图书馆法》卷首的“真理使我们自由”这句话落到实处,他一直不懈奋斗着。(关于图书馆的发言,参照《中井正一全集》第4卷和《中井正一评论集》。)在中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1936年,他在与同人创办的周刊报纸《星期六》上写下了无署名的卷首语,并用文章体裁的标题发表了《不能放弃,现在我们还活在这里》《人类就是为了让秩序成为万人之物而进行斗争的》《举起手,不管是多么小的手》等短论。创刊号上发表的那篇《花朵也绽放在铁路的土堆之上》也是如此。

在这篇文章中,中井这样写道:“现在我们还活在这里,我们要将这一信念牢牢地握在手里,不能放弃,不能放弃批判,只有这样,才能用花朵埋葬所有灰色的路线。”10年后,他使“灰色的路线”上盛开出文化之花。当我们回想起中井的这句话时,还沉浸在战后并没有结束的沉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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